中國同盟會: 公民运动与军队角色——“阿拉伯之春”中军队倒戈的原因分析

2017年7月9日星期日

公民运动与军队角色——“阿拉伯之春”中军队倒戈的原因分析

公民运动与军队角色

2016年4月29日 hz 网络研讨会系列

——“阿拉伯之春”中军队倒戈的原因分析

主持人：今天的报告人是莎伦·艾瑞克森·耐珀斯塔德博士，她是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和教授。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曾在圣母大学国际和平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著有《非暴力革命：20世纪末的公民运动》（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犁头运动[1]中的宗教与抗争》（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灵魂的信念：中美洲团结运动的宗教、文化和机构》（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及多篇论文。她正在写作一本关于发展中的公民运动调查《非暴力公民抵抗：理论、战略和动力》，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莎伦·艾瑞克森·耐珀斯塔德：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讨论“阿拉伯之春”。在2001年9月11日以后，媒体把中东地区渲染、描绘成暴力恐怖主义和宗教狂热的发源地。但10年后，中东国家为实现民主而展开了非暴力抗争。在突尼斯和埃及，公民成功地使用非暴力抵抗手段，赶走了长期统治的独裁者。在巴林，抗争还在持续。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非暴力公民运动因武装暴力的发生而不堪重负，终致内战爆发。在这些国家发生的革命为什么结果大为不同？有一个因素不可忽略，那就是军队在这些运动中继续效忠政权还是倒向公民一边。

演示（1）军队倒戈的重要性

当军队倒戈发生，公民运动推翻不义政权的机率就会增加；

玛丽亚·斯蒂芬和埃里卡·切诺韦思2011年的研究表明，

在军队倒戈的情况下，改朝换代的机会增加了46倍；

但军队倒戈会于何时发生？怎样发生？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发生？

一些其他相关的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军队倒戈在非暴力抵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玛丽亚·斯蒂芬和埃里卡·切诺韦思在《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如果军队倒戈，非暴力革命引发政权改变的可能性会增加46倍。但是大多数对非暴力革命的研究着重于运动在做什么，而不是军队在做什么。因此，我们对军队倒戈会于何时发生，怎样发生，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知之甚少。

今天的讨论，我希望能达到以下4个目标：

1．考察军队对公民运动的不同反应。包括内部倒戈，和其他一些反应；

2．分析有助于军队倒戈的因素；

3．分析“阿拉伯之春”中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军队发生了倒戈，而有些国家的军队没有发生倒戈；

4．思考军队倒戈对公民运动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演示（2）各种不同的军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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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忠 | 消极抗命 | 选择性执行命令 | 开小差 | 完全不服从 | 兵变 | 倒戈

让我们从第一个目标谈起，即军队对公民运动的不同反应。上面我展示了一个反应的范围。最左边，是对政权的彻底效忠，最右边是倒戈。在效忠与倒戈之间，有其他几种不同反应的程度。第一种：效忠，是指军队忠实地执行命令，保护政权。第二种：如果军队稍㣲动摇一点，就是消极抗命。军队可能会有意怠惰，或有意误解上级的命令。也可能消极抗命，即表面忠诚，实际上拒绝执行命令，这种表里不一的方法可以降低军队的风险。第三种，选择性执行命令，即军队变得不可靠，他们执行一些命令，忽视或拒绝执行另外一些命令。第四种，军人开小差，即擅离职守。第五种，完全不服从，即军队拒绝执行一切镇压抵抗者的命令。他们不是擅离职守，而是有意公开对抗立场，但按兵不动。也就是说，他们不与政权合作，也没有倒向抵抗者一边。在最右边，是第六种，兵变和倒戈，军队切割与政权的关系，转而支持反对派，公开对政权挑战，参与推翻政权。

大多数研究都关注兵变和效忠，但我认为，我们也需要研究消极抗命和选择性执行命令造成的影响，因为它们确实起作用，但我们对它们如何起作用了解不多。现在，我们首先对有关兵变或效忠的文献作一个回顾。

演示（3）政权维护效忠的对策

1. 惩罚或威胁不忠者

2. 激励：为军队提供经济支持

3. 民族与宗教利益：军队支持政权会获得政治利益

研究主要显示了三类因素的影响：统治者竭力保持军队忠诚；公民运动竭力说服军队倒戈；其他影响倒戈的结构性因素也会起很大作用。那么，统治者如何保持军队的忠诚呢？最常见的手段是惩罚或威胁不忠者。统治者有时也使用激励手段，提供常规的或非常规的经济奖励。常规的奖励像涨薪水，扩大预算，更新武器设备等等。这主要基于一种认识，即如果军队富有，就会更加忠诚，因为军队要保卫利益的提供者。非常规的将励往往是个人的或非法的，以换取军人的忠诚。比如，给高级官员提供车辆，提供合同，让他们有机会以权谋私。因为统治者相信，也于自身利益的诉求，军队同样会对政权保持忠诚。统治者有时也会利用民族或宗教派别给军队提供政治利益，使其效忠政权。比如，统治者从自己的宗教、民族或部落家族中任命官员，以保证军队首脑基于身份的利益与统治者保持一致。在民族或宗教分裂的国家，政权会被优势民族控制，军官也主要从优势民族中产生，基本上这些军官都会因为惧怕本民族特权受到损害而效忠政权。

演（4）公民运动对军队倒戈的激励

1. 提高军队忠诚的政治成本

2. 提升道义成本

3. 提升荣誉成本

4. 降低个人倒戈成本

在统治者想方设法维持军队忠诚的同时，公民运动则想方设法摧毁军队的忠诚，激励他们倒戈。公民运动可以使用多种机制以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可以提高军队忠诚的政治成本。让军队知道镇压会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在国内、外产生危机，引起国际社会的制裁。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公民抵抗者要确保国际媒体得到镇压的信息并将信息传播出去。其次，可以提升道义成本。在1986年菲律宾的“人民权力运动”中，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下令驱逐示威群众。当坦克开到时，一群神甫、修女及信众跪在坦克前开始祈祷。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大多数军人信奉天主教。当人们跪在坦克前祈祷时，军人是镇压民众？还是解除武装，跟民众一起抵抗？公民抵抗者的行为实际上将军队置于一种道德困境：如果效忠政权，执行命令，镇压群众，将违背信仰。公民运动还可提高军队忠诚的荣誉成本。公民抵抗者可以发出忠告：一旦政权倒台，你们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最后，公民运动可以降低军人倒戈的成本。以1979年伊朗革命为例，很多公民为倒戈军人提供帮助以逃避迫害。比如，给军人提供便装和钱款让他们离开军队，给军人提供交通工具让他们躲藏起来。这些做法可以降低军队倒戈的风险，给军人更多的选择。

演示（5）其他影响倒戈的结构性/宏观因素

1. 军队的结构设计

2. 自然资源和财富

3. 国际关系和联盟

倒戈不会在真空中产生，而是具有一定的结构条件。比如军队的结构设计就很关键。如果军队的使命是保家卫国，就较少有卷入内部政治斗争的可能；如果军人是被征召入伍，他们的忠诚度就更脆弱，因为征召入伍有可能是被迫的。宪法原则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宪法规定无论谁掌握政权，军队的资源和地位都会受到宪法保障，军队就不会担心失去利益，倒戈的可能性就更强。很多政治学家都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自然资源，特别是极具价值的资源，也会对军队倒戈产生影响。比如，石油资源国可以利用石油带来的财富奖励军队。而其他石油进口国往往并不愿意对其进行制裁以免给自己的石油供给带来风险。最后是国际关系和联盟的因素。如果统治者与其他国家有很强的联盟，联盟国家的支持、干预会让统治者表现得更强硬，使军队相信政权不会倒台，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更不容易发生倒戈。但我们也知道，国际关系往往会在瞬间改变，突然失去联盟国家的支持，政权就会变得脆弱，军队会认为统治者行将倒台，因而冒险反戈一击。

我们从研究中发现了10种不同的因素，对部队忠诚与否具有不同的作用。其中哪一种因素影响最大？坦率地说，我们还需要更多地研究才能回答这一问题。但在“阿拉伯之春”中，至少有两种因素凸显出来。第一，军队是否获得财政和政治上的额外利益；第二，军队认为政权强大还是脆弱。这与国际社会如何反应直接相关。下面我会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些因素是如何在“阿拉伯之春”中起作用的。我不是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由于时间所限，我也不能过多讨论细节，但我认为，“阿拉伯之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比较的视野：一系列革命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以及相似的条件下，但其结果却截然不同。在有些国家，军队和反对派站在了一条战线上；在另一些国家，军队保持对统治者的忠诚；还有一些国家，则出现了军队之间的分裂。为了更好地加以理解，我会简短地回顾三个案例：在埃及，军队倒戈；在巴林，军队保持忠诚，保卫政权；在叙利亚，军队发生了分裂。

我们先来看一看埃及。许多人都对埃及发生的革命有所了解。埃及革命是受邻国突尼斯革命成功的影响。2010年12月，突尼斯的一名街头小贩用自焚抗议经济窘境。几天内，数千人动员起来，最终引发了全国罢工。总统本·阿里试图安抚民众，承诺给予人民工作权和选举权等等，但为时已晚。2011年1月中旬，军队拒绝向示威者开枪。意识到局面失控的本· 阿里放弃政权，逃往沙特阿拉伯。埃及民众密切关注着突尼斯发生的一切。2011年1月25日，埃及人也开始了示威游行，数万示威者聚集在开罗，抗议经济状况、警察暴行、官员腐败和政治压迫，要求统治埃及近30年的胡斯尼·穆巴拉克辞职。穆巴拉克派军队镇压，但军队不仅没有镇压，反而保护抗议者免受警察与准军事部队的攻击。几天后，军队再次拒绝执行向抗议者开枪的命令。2月初，150万民众在开罗集会，要求穆巴拉克下台。为了结束示威，穆巴拉克承诺不再连任。但人们对此不满，示威继续进行。2月11日，军队宣布支持示威者，穆巴拉克逃亡。

演示（6）军队的经济利益

为什么在埃及的案例中军队会站在示威者一边？许多分析家认为，这与军队的经济激励有很大关系。在胡斯尼·穆巴拉克统治时期，允许军队经营房地产和其他各种产业。他的基本思路是让军队发财，军队自然会对其效忠。但是，胡斯尼·穆巴拉克准备计退休，由其子贾迈勒·穆巴拉克继位。贾迈勒·穆巴拉克计划推行经济私有化，这将使军队财产严重受损。因此，受经济利益驱动，军队选择和抵抗者站在一边。他们让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使贾迈勒·穆巴拉克继任总统的计划成为泡影。重要的一点是，埃及军队是整体倒戈，而不是个别军人倒戈，这意味着，没有军队执行镇压的命令。当然，穆巴拉克仍然有忠诚的秘密警察部队，他们可以执行逮捕。但是，警察怎么可能逮捕和监禁军队全体成员？正因为这个原因，倒戈的军人不会有后顾之忧。这里我还想谈一下国际关系的作用，特别是埃及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撤消了对穆巴拉克的支持，也要求他辞职。这使军队相信，如果他们继续效忠胡斯尼·穆巴拉克，将可能失去每年1亿3千万美元的支持。因此，政治和经济成本起了关键作用。

我们再看一看巴林，这是部队选择效忠政权的案例。历史上，巴林曾是英国的保护国。1971年巴林独立后，一直由哈里发家族统治。1973年，哈里发实行君主立宪制，在确保王室权力的同时，建立了国民议会。巴林国内紧张关系的原因之一是巴林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什叶派穆斯林，而控制着国家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哈里发家族是逊尼派穆斯林。下面是巴林民族比例的统计。

演示（7）巴林的人口比例

70%什叶派

30%逊尼派

哈里发家族是逊尼派，热衷于宗派斗争

巴林的什叶派穆斯林意识到自己在住房、教育等方面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意识到他们比逊尼派有更高的失业率。在国民议会建立后，什叶派穆斯林没有在各政治机构中取得与其人口相对应的代表席位。在上世纪7、80年代，这些矛盾时不时地引发抗议。当巴林人看到突尼斯、埃及发生的革命，他们意识到应该采取行动了。2011年2月，巴林人举行抗议游行，要求停止酷刑、释放政治犯、自由选举，还要求中止“政治归化”。前面我提到，哈里发家族逊尼派热衷于宗派斗争，他们任命逊尼派担任重要军事领袖。但是他们也知道，只有忠诚的军官不够，还需要有忠诚的士兵。于是，他们开始从其他国家——比如，巴基斯坦、也门、叙利亚、约旦——招募逊尼派穆斯林士兵。这些士兵可以获得经济资助和巴林国籍，即“政治归化”。哈里发家族要让军队中都是逊尼派士兵和将官。所有这一切引发了2011年2月的示威抗议。巴林国王命令军队出动，镇压抗议。军队执行命令，造成很多民众被杀害。统治者对公民运动采取镇压常常会引发反作用。同样，在巴林，统治者对抵抗运动的镇压也使运动的势头进一步高涨，参加公民运动的人数不断增加，有雇员、教师、工程师、什叶派宗教领袖等等。有消息说，巴林整个成年人口的1／4都加入到示威行动之中。随着示威的进展，运动从要求改革转向要求结束哈里发家族的统治。但军队保持了对政权的忠诚。要对此加以理解，我们必须再回到教派特权问题上。巴林的教派紧张关系使逊尼派军官从支持哈里发政权中获益。如果发生政权危机，什叶派很有可能组建新的政府，逊尼派的特权利益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在逊尼派成员占军队大多数的情况下，政权倒台就意味着逊尼派集团利益的丧失，而那些从国外招募的士兵也会失去归化身份。因此，维护现政权才能保证其自身利益。

当反抗不断升级的时候，在巴林政府邀请下，阿联酋派出500名警察，沙特阿拉伯派出1000名士兵支持巴林政府。而此时的美国也没有采取明确立场，对巴林政府进行制裁，主要原因是美军第5舰队驻扎在巴林，美国不想拿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基地冒险。在巴林军队看来，国际社会的不作为意味着现政权不会垮台，而公民运动也没有显示出胜利的迹象。因此，军队倒戈将付出高昂代价。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叙利亚。叙利亚和利比亚很相似，军队都出现了分裂。像其他中东国家一样，叙利亚也面临失业率升高，生活水准下降，人权状况恶劣等情况。叙利亚人民生活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已将近50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叙利亚政府通过戒严和镇压手段压制抗议者。2011年1月，一名叙利亚人模仿突尼斯小贩自焚事件，引发了小规模抗议行动。最初，抗议发生在外省，并且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镇压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并且日趋激烈。到2011年3月，示威抗议遍及叙利亚各城市，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随着抗议的扩大，军队的镇压也升级。他们派出了坦克和狙击手清除街道，屠杀抗议者。镇压使很多士兵感到不安。在2011年夏初，一些士兵开始反叛。随着镇压升级，数千名抗议者被杀，军队的反叛也更剧烈。到2012年春天，大约6万士兵——占叙利亚军队20%——倒戈政权。现在这些军人的下落如何？一些人逃到外国寻求庇护，一些人受到公开处决，还有一些人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发动武装斗争反抗政权。我们知道的是，大多数军官仍然对政权保持忠诚。士兵反叛，军官忠诚，这又一次显示了教派身份在叙利亚的作用。像在巴林一样，教派身份是一个重要因素。

演示（8）叙利亚的人口构成

74%逊尼派

11%阿拉维派（什叶派穆斯林的一支）

但是……90%军警官员是阿拉维派，维护着阿拉维派占统治地位的政权

大约11%的叙利亚人是阿拉维派，他们属于什叶派中的少数派。大约74%的叙利亚人是逊尼派。但极少数阿拉维派把持了政界、军界的重要职位。据估计，90%的叙利亚军官是阿拉维派穆斯林。原因很清楚，阿萨德家族就是要让那些信得过的家族成员和同一宗教背景的人成为军队的高级将领，这就是我说的宗派倾向。因为阿拉维派成员控制着军队，政权与军队的命运相连，所以军队不太可能反对政权。如果政权垮掉，意味着阿拉维派的特权丧失。与此相反，军队中的一般士兵则大多是逊尼派，他们和逊尼派平民具有相同身份。因此，当接到镇压命令时，他们陷入了道德困境：镇压自己的人民将使他们付出高昂的道义代价。最后，我再次强调国际社会的作用。由于叙利亚军队不断镇压反对派，丝毫不顾政治影响，使国际社会也产生了分裂。各国的反应显示了利益竞争，叙利亚只受到了最低限度的制裁。因而军队得出的结论是：政权很稳固，不会面临倒台，如果军队倒戈，会付出很高的代价。

通过“阿拉伯之春”的3个案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总结：

演示（9）结论一

如果经济与政治利益得到保障，军队会倒向公民运动一边。

演示（10）结论二

在一个高度等级分化的社会，

如果士兵身份属于掌握权力的群体，他们就可能保持忠诚；

如果士兵身份属于其他从属的群体，他们就不太可能保持忠诚。

演示（11）结论三

如果士兵属于从属的民族或宗派，镇压自己的群体就会面临更大的道德代价，

这些代价超过了倒戈政权所受到的惩罚。

演示（12）结论四

国际社会不太可能制裁那些极具经济和战略重要性的国家。

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制裁，甚至有外国军队前来支持统治者，

军队就会认为现政权稳固，倒戈政权的可能性就很小。

演示（13）军队倒戈的挑战与风险

从非暴力到暴力的转变

军队可能篡取公民运动的成果和信誉

以前对军队倒戈的研究，着重点在军队倒戈如何成为公民运动成功的因素。但“阿拉伯之春”的案例则强调了军队倒戈所具有的风险。

第一个挑战在于，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可能发展成暴力事件。也就是说，倒戈的士兵很可能拿起武器，组织武装斗争反对政权，使非暴力抵抗运动转变为内战。利比亚和叙利亚就是如此。一旦内战爆发，公民抵抗运动领袖将难以重获控制权。第二个挑战在于，军队可能篡取公民抵抗运动的成果和声誉，但他们的计划和目的并不与公民抵抗运动一致。在埃及，穆巴拉克总统被推翻之后，军队临时控制局势，并实行多党选举，代表穆斯林兄弟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当总统。人们很快发现，穆尔西滥用总统职权。于是，新的公民运动出现，数百万民众在军队的协助之下，于2013年7月，将当政才一年的穆尔西赶下了台。

人们一直在探讨，埃及推翻穆尔西的公民运动真的取得了成功吗？有些分析家认为，埃及的公民运动与军队走得太近了；也有分析家认为，埃及军队利用了公民运动。埃里卡·切诺韦思在最近发表的《改变立场不必然引起转型——以埃及为例》一文中写道：在埃及最近发生的动荡中……人们认为，公民运动与军队有太多的合谋……在几天的示威抗议之后……埃及军方宣布，要将穆尔西赶下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有迹象显示，公民抵抗运动的组织者和军队已合谋数月。早在2013年2月，一些军队高层就与反对派组织者私下会晤，询问他们是否同意军队赶走摩尔西。这些信息表明，与抗议引发的倒戈相比，这更像是一次受到普遍支持的政变。

演示（14）公民运动应该怎么做？

鼓励军队“完全不服从”，而不是鼓励军队倒戈

警惕反对派与军队过多合谋

公民运动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些的问题？在埃里卡·切诺韦思看来，或许应该鼓励军队“完全不服从”，而不是发动军事政变。所谓“完全不服从”，是指军队按兵不动，保持中立，即不执行当局的命令，也不和反对派站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政权因为失去了军队的支持，所以镇压的能力削弱了，公民运动的力量也就增强了，这是在突尼斯发生的情况。另一个问题是要警惕公民运动与军队有过多的合谋。这不是说不应该与军队对话，而是要记住潜在的问题。显然，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研究，因为军队的立场不可小觑。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非暴力斗争中，公民运动与军队的关系对运动的结果具有直接而明显的影响。无论如此，我们都应该对两者的关系予以关注。我的演讲就到这里。下面开始问答时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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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问：您谈到军队中的民族或宗派倾向有两种机制在起作用：一是军队整体地采取行动；二是军队对反对派是否属于自己这个群体的考虑。是不是能多谈一下这两种机制的差别？

答：是有两种不同的机制在起作用。当然，要考虑到当时出现的所有因素而做出抉择，这对处于事件中的军队是很困难的。而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事后分析这些事件及其影响因素则要容易得多。军队必须要在实际情况发生的当时做出决定，他们对反对派的主观看法当然很重要，但同时他们也要判断倒戈会不会付出很高的代价。我认为，公民运动可以设法激发军队对公民运动的同情和理解。前面我谈到了同一民族或同一宗教派别取向的重要性，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必要条件。公民运动可以基于人道立场，以及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关注，来赢得军队的同情。是有两种不同的机制在起作用，但实际上，军队会考虑更多的因素：风险、成本，被抓捕的可能性，镇压的后果等等。公民运动也应该对这些因此加以考虑。公民运动必须展示人性化的方面，这必然会促发军队对镇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情感反应。谢谢！

问：非常感谢，这个报告很有意思。我想问一下，军队在做出倒戈的决定时，军官与士兵的差别在哪里？比如，您认为在埃及，经济上的激励对士兵和对军官一样重要吗？他们的动机是否一致？像在埃及发生的情况那样，军官绑架了政权，最后直接控制了政权。一般来说，政治和经济利益只能到达军官那里，士兵什么都得不到。但在您的演讲中，实际上是将军官与士兵放在一起考量的。这方面您是不是可以展开谈一谈？

答：谢谢你的评论。在半小时的演讲中，我不可能涉及所有的问题。但我绝对相信对军官和对士兵会有不同的因素产生影响。我很兴奋，因为非暴力公民抵抗有很多可以展开研究的课题。当然，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历史地看，这些领域的研究与非暴力公民抵抗的研究相互借鉴十分有限。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变，非暴力公民抵抗的研究从军事和安全研究领域借鉴和学习了很多。我们看到军队倒戈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比如，在菲律宾和在东德，是不同的机制在起作用。很难有一种理论适合所有的案例。有些是士兵倒戈在先，有些是军官倒戈在先，倒戈可以是从上而下的，也可以是从下而上的，但很显然，上层军官与下层士兵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我设想，如果经济激励只到达军官那里，那将不会对士兵起作用。当然，军官下达命令，士兵执行命令，我想这是很复杂的，要有一些方法使我们的研究不趋于简单化。我这里特别谈到军队，比如在埃及，除了军队还有警察，在军队倒戈的情况下，如果警察保持对政权的忠诚情况会怎样？或者一支军队倒戈，而另一支军队没有倒戈情况又会怎么样？有比我演讲中涉及到的更多的可能性。如果能就影响士兵与军官倒戈的因素做一个比较，那再好不过。我想，那些经济上的激励主要会到达军官手里，这很重要。在以上案例中，士兵大概有不同的激励和诉求。你提到了最近发生的埃及事件，身处其中的那些军人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希望有人能够采访那些军官，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愿意公开他们和公民运动之间的某种默契。我认为，有些事情要特别谨慎。公民运动非常关注如何消除政权的支柱，因为这可以瓦解政权，给运动带来巨大的动力。但公民运动也必须特别小心，以免被军队利用，或因为军队介入而失去对运动的掌控。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方面的研究，谢谢你的提问。

问：我来自突尼斯，“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国家之一。我有一个关于公民运动和军队成本的问题，“阿拉伯之春”发生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成本。

答：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非暴力运动在经济、基础设施和环境破坏方面的代价都要比暴力革命要小。在埃里卡·切诺韦思和玛丽亚·斯蒂芬等人的著作中提到，只要是变革就会有成本的付出。即使是非暴力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也会有人身的伤害。但那些著作中描述的事实证明，非暴力运动的结果显示了较小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基础设施破坏产生的成本。因此，当一切结束以后，社会将更容易走上正轨。我说更容易，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在暴力冲突中，通讯设施、交通系统等受到破坏，当一切结束以后，就会有很多东西需要重建，重建国家的任务就要大很多。因此，我认为，在任何时候，冲突都有很大的代价，包括人力，经济，还有基础设施的代价。但是毫无疑问，生命代价与经济资源的损失在非暴力运动中要更小一些。我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我们可以拿叙利亚、突尼斯、埃及做比较。各个不同的国家国情迥异，但从总体上来说，非暴力运动付出的成本最小。谢谢。

问：您的演讲信息丰富，具有现实意义。谢谢！我从“欧特珀”（塞尔维亚语“抵抗！”）组织及乔治.莱基[2]有关政权支柱的研究中了解到许多相似的东西。这些政权的支柱似乎集中在军队、警察、行政、教育、宗教、媒体、商界等等。我想我们有很多工具，我们是不是可以复制和利用这些工具，是不是有一种办法利用公共舆论研究工具，去研究发现，究竟是什么可以使警察、军队、官僚机构、宗教组织转向人民一边？我甚至想，是否能利用“焦点小组” [3]来探讨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人们发生了转变？

答：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了威权政治下的错综复杂。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人们不知道政权是否会存在下去。这看起来和民主的美国很不同——当然，美国警察也会有暴行，有很多事实都表明了这一点——问题是，威权政治如何过度到民主政治？吉恩·夏普博士理论的基本模型（也被“欧特珀”组织所采用），是必须清楚什么是支撑政权的支柱，像你提到的，宗教组织、警察、媒体等等。我认为，在埃及革命中没有发生严重的对抗，尽管如此，公民运动仍然有很多赢得这些支柱的事情可以做，至少可以引发警察、军队对于公民运动的同情。这对任何运动都是有益无害的。我知道有一些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警察见面——不管它是否有像“焦点小组”那样系统的研究——了解警察是否支持运动，但这并不是我特别关注的问题。现在公民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很多领域都需要研究，希望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资料整合起来，比如镇压一方和被镇压一方的材料。如果能有这种信息和“焦点小组”，人们可以了解到更多警察的思想动态。我们现在研究的局限之一，是有很少的研究者真正能与警察或倒戈的军官坐下来，采访一下他们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他们在接到镇压命令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他们在拒绝执行命令的时候又是怎么想的。有很多可研究的空间。在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采用“焦点小组”做研究很有用，虽然还有改进的空间。

问：谢谢您的演讲，非常有意思。您和一些提问者都提到2011年在埃及革命中，军队支持公民运动的动机。军队上层肯定给予了支持，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所以还是暂时不说为好。我这里要提出的是您和其他一些人的观点，即埃及军队上层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经济，这在埃及的二次革命中表现出来，二次革命几乎推翻了政权。如果确实是这样，这给公民运动提出了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稍稍回顾一下巴黎公社，回顾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论断，也是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它没有成功地摧毁对手的军事力量。我们知道公民运动不在于摧毁，而在于去除政权的支持者。您认为现在公民运动领域的学者是不是应该研究一下，公民运动不仅要考虑如何去除政权的支持者，还要考虑如何从根本上瓦解政权，以确保将来的民主制度？

答：你的想法很棒，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缺陷是，过多着眼于怎样赶走旧政权，而没有重视如何重建一个新政权，以及在未来的新政权下，如何确保旧政权的支柱能够彻底改变成为新政权的基础，而不是成为新政权的问题。这一点也是战略非暴力[4]和信仰非暴力[5]争论的问题之一。实际上，我不太喜欢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它不能真正反映非暴力运动。这令我想到甘地，当时，甘地不只要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且要重建印度的经济和文化，要改造旧政权的机构，使其成为新政权的支柱。在新政权下，可能旧机构已经改变了，但仍然可以对人们产生消极的影响。我想，在对战略非暴力的局限性以及信仰非暴力的实效性方面会有一些积极的对话。希望这些对话明确这一点：我们不仅要推翻旧的独裁者，还要考虑军队的因素，也许我们还要重新思考军队的定义，即军队的职能应该是保卫边界、保卫人民，而不是维护某个政治集团。我希望未来的研究着重于这种长期的转型，不只是推翻旧政权，而是更广泛的结构性的转变。埃及的二次革命表明，局限于赶走独裁者，并不一定会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并导致民主制度。只有在稳定的民主转型中，公民运动才不会为军队的意图而担忧。我希望很多人铭记这一点，并能做更多的研究。

问：我理解军队是公民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但在军队和公民运动联手后，有什么手段可以控制、限制军队对公民运动的负面影响？

答：我想我们可以回到上面提到的军队反应的问题。我们总是着眼于军队的倒戈，着眼于如何让军队站在公民运动这一边。我认为，应该着眼于让军队采取“完全不服从”而不是倒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反对派和军队结盟，可能会产生很多风险。比如，如何让军队按兵不动，保持中立？我不太清楚公民抵抗运动应该怎么做，但突尼斯的案例值得探索。和埃及不同，突尼斯的军队没有卷入，即没有参与推翻政权，也没有镇压运动。突尼斯的军队认为，这场危机是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事，与军队没有关系。在突尼斯，军队基本上置身事外，他们的职责是保卫边疆、保卫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而不是卷入政治派系，不是保卫政权。当抵抗运动展开的时候，军队并不在现场。军队其实与政权、与公民运动都保持了距离，他们不站在任何一边。对政权来说，它不能用军队镇压民众，因为军队不执行这样的命令。对公民抵抗运动来说，他们可以保持对运动的领导权，努力达成目标，而无须担心激励军队的问题。很显然，军队对政权的支持排除了。突尼斯的情况，反映了军队结构的设计问题。这是公民运动应该追求的结果：赢得军队的支持，意味着激励他们拒绝执行镇压人民的命令，而不是激励他们掌握政权。因为在非暴力抵抗中，军队的加入可能会成为问题。我不能只是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突尼斯的案例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想我们还需要多做些研究，使公民运动可以朝着这一方向发展，避免埃及的情况再次发生。

问：我喜欢您的演讲，我很感兴趣。我想请您扩展一下您对前面一个问题的回答。关于瓦解政权支持者的必要性，关于甘地的信仰非暴力和战略非暴力之间的区别等等，我正在从事有关甘地的写作，我想听听您在这个问题上的更多见解。我头脑中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挥之不去。我想再听听您的想法。

答：我想这很值得辩论，最好汲取二者之所长。有些人倡导战略非暴力，因为永远都不可能让每个人都以非暴力信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让每个人都秉守非暴力原则的和平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人们自愿加入非暴力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或许通过认可非暴力的效用，因而思考其背后的非暴力信仰的问题。我倾向于相信，当埃及人向政府摊牌以后，人们要做的是行动起来，像埃里卡·切诺韦思研究显示的那样，民众的参与确实很重要。在那个时候，没有时间去谈论甘地、马丁·路德·金倡导的非暴力背后的哲学思想。但是更多的战略并不意味着更多的政治效用，关键是我们要达到目标。很显然，社会结构的改变是不容易的，将独裁者赶走只是关键的第一步，但运动常常到此就结束了。我认为，那些倡导和践行战略非暴力的人因为学习甘地而受益良多。当然，吉恩·夏普的理论模型也是建立在甘地思想的基础上的。我不愿意只是说，甘地如何教人们非暴力原则和方法，实际上他是一位极具眼光的战略家，他是能够将非暴力信仰和战略相结合的少数人之一。但是我们往往错过甘地思想的几个要点：如果没有经济独立，继续保持旧的文化制度，像种姓制度，就算政治上独立了，人们仍然会受到奴役。甘地认为，必须同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做出努力。他强调的是建设，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摧毁一个旧政权同样重要。如果两者一并实现，向新社会的过渡就会容易很多。就像甘地所践行的那样，抵制英国货，倡导自给自足，建设本土经济。一旦赢得政治独立，也具备了基本的经济设施，这将使社会的转变更为顺利。我认为在非暴力信仰和非暴力战略上人为制造界限，会使人们忽略这些真正的战略要素。作为一个长期的民主目标，要从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两方面着手，从而促进建设民主制度。如果想要得到真正的人权，也许还要改变文化态度。我愿意看到，更多的战略方针和甘地的建设性方案一体化。当然，不止这些，还有甘地提倡的“真理之路”的整个概念——要看到对手的长处，这里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革命的重大时刻，很难将消息传播出去。但仍然有很多可以做，我们可以将建设性原则和赶走统治者的战略结合起来，那将在向民主及人道社会结构转变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效。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主持人：谢谢，时间有点超了。在我们结束前，请您做总结？

答：我要说，非暴力研究是很令人兴奋的领域，有很多跨学科的兴趣点。对军队的影响进行研究是过去忽视的课题。我希望年轻的学者、研究者能在这些问题上，包括军队的问题上扩展研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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