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六月民主运动

六月民主运动是1987年6月10日至29日韩国爆发的大规模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在1960年“四一九革命”和1980年“光州事件”两次流血抗争后，上百万韩国民众于1987年6月在全国各地示威抗议。

事后时任总统全斗焕钦点的接班人兼总统候选人卢泰愚于同年6月29日宣布“629民主化宣言”，释放所有政治异见人士，并举行公民投票修改宪法，恢复总统和国会的直接选举，确立了沿用至今的公民直接选举总统制，每个政党都可推荐一名候选人，无党派人士只要集齐5,000至7,000名选民推荐就可参选。10月27日韩国国会通过了第六共和国宪法，建立第六共和国（即目前的大韩民国）。12月19日，卢泰愚成为韩国真正意义上首位民选的总统。六月民主运动被视为韩国民主发展的重要理程碑。^[1]

前国会议员、昔日工运领袖鲁会灿说：在1987年修改《大韩民国宪法》由人民直普接普选总统之前，韩国总统都由当权派筛选后、让亲执政党的一万人组成选举团、再由这一万人提名候选人，推荐的候选人往往只有一两个、完全不能代表民意，接着又由这些人在体育馆内封闭式投票选出下届总统，是“小圈子选举”。他说“当民意不能通过公平自由的选举过程表达出来，就会在街头抗争中爆发。”“被操纵的选举，不能代表民意的小圈子选举，最终激起民众愤怒反弹。”韩国实施完全无筛选的总统真普选以来，政治生态走进良性循环，暴力抗争销声匿迹。鲁会灿表示“韩国的民主之树，在总统直选制的保护下健康生长了17年，早已走上良性循环，建立公民社会，民众能够命运自决，人人参政议政”。^[1]

参见[编辑]

• 李韩烈
• 大韩民国历史
• 光州民主化运动

• ^ ^1.0 1.1 上街破筛选 开真普选路 前议员：韩总统真普选17年无暴力抗争, 明报, 2014.10.15

民國粵軍——那是個英雄輩出的年代

Engels Yip
最近看民國粵軍資料,經常讀到某些歷史片斷，深為那代人的風采所折服。那是個英雄輩出的年代，大時代把人的性格脾氣、潛力智力都逼得淋漓盡致地發揮到顛峰狀態。他們或流氓或賭徒，或兇殘或勇猛，或赤誠或天真，或狼狽或得意，偶爾不經意流露出的真性真情真讓人恨不能同其活在同一個時代中。


1、張發奎：每到衝鋒時便大喊"叼你老母"
張發奎驍勇野蠻,沙場百戰，任底階軍官作戰時每到衝鋒時便大喊"叼你老母"助威。張統率的部隊也跟染此習，衝鋒作戰喜粗言穢語相伴。
北伐時，奉軍與"鐵軍"大戰中原，"鐵軍"多嶺南子弟，無論官兵，作戰時粵語齊聲高呼"叼你老母"，然後發起前仆後繼，有進無退的衝鋒，每戰只打三四槍就開始衝鋒，投入肉搏，整排整連地沖，一往無前，後隊踏屍而過。此勢奉軍東北虎也前所未見，無不氣餒。
奉軍多炮，但每次炮聲一響，四軍子弟馬上大喊著粗口衝鋒，迎炮煙起處疾奔，奪炮方止。如此幾次，奉軍雖多炮，但竟不敢再用，步兵則聞粗口而潰。
成千上萬南粵子弟狂呼著"叼你老母"，發起集團衝鋒，所向披靡，破敵奪炮，其狀，思之甚偉。
2、余漢謀：喝酒必醉，酒醉必哭。
1935年冬陳濟棠反蔣，琢磨餘漢謀不會同意。於是將在江西和紅軍打仗余漢謀召回廣州，二話不說直接軟禁。余在江西的兄弟不明就裏，派人潛回廣州查探，得到實情之後大為憤怒，於是謊報軍情：宣稱紅軍西犯，第１軍已經已退到信豐、安遠云云。陳濟棠沒辦法，見前線緊張釋回餘漢謀。
余返回軍部和袍澤喝酒壓驚，一把鼻涕一把眼淚邊喝邊哭，之後醉了兩天，也哭了足足兩天。（是不是裝的就不知道了）此事在粵軍中流傳甚廣，後來余漢謀投向老蔣，也沒人覺得余漢謀沒義氣。
抗戰爆發後，余漢謀抗日口號喊得又響又高，日軍幾次在臺灣整軍出兵華南卻沒下文動靜，余便大意起來，把5萬餘軍隊抽調上北上，給老弟薛岳指揮參加武漢會戰。38年10月，7萬日軍大亞灣登陸，廣州匆忙失守，損失慘重。余漢謀退守韶關，因失敗而備受各方責難。被譏為吳鐵失城，曾養離譜，余漢無謀。
余漢謀壓力很大，相聚袍澤喝酒解愁，此君喝酒必醉，酒醉必哭。醉醺醺地哭著，摟著莫雄肩膀喃喃地說："莫大哥，你點解唔陪我、、、、、、飲番杯?
3、陳濟棠：叫雞都無癮。
陳濟棠搞經濟賺錢是把好手，打仗就難看了。拿得出手的就是他早年狂追擊廣西小軍閥沈鴻英殘部時的"七戰七捷"。
北伐的時候，陳濟棠負責警備後方。27年８月葉、賀的八一起義軍敗退潮汕，李濟琛急命陳領隊阻擊，結果陳濟棠在湯坑打到死傷3000人還沒能"剿滅"這股判軍。最後葉、賀被薛岳新成立的新2師打垮。薛打垮洪軍後進佔汕頭，很看不起陳濟棠，陳的部隊想進汕頭買點軍需豬肉蔬菜什麼的改善伙食，都必需向薛軍登記，連陳師長本人進城喝花酒叫雞也不例外。
陳濟棠大怒言：薛伯陵欺人太甚，叫（禁詞）雞都無癮。言罷轉身爆走，成為粵垣流傳的一個笑話。
4、陳策：你去沖，我響度等你。
1921年，莫雄奉命從桂林率人押運物資下梧州。粵海軍司令陳策那時任桂林航政局長,因事下梧州，便乘了莫的船。廣西匪患甚烈，船行至昭平縣，忽遇匪徒襲擊，莫雄馬上命令船隻靠岸迎擊匪徒。當船剛一靠岸，陳策連忙縱身跳到一岩石後，面如土色地對我說："莫大哥，你去沖，我響度等你!"令人哭笑不得。
其實陳策也叫"阿跛"，22年打陳炯明，左腿負傷，齊膝截斷。粵軍老兄弟們都叫陳銘樞是"大跛"，陳策是"細跛" 。
5、許崇智：被標松柴
蔣介石利用廖仲愷被刺案奪結拜大佬許崇智軍權，並假冒許手令繳了許親信四軍3師和11師的械，收到繳械遣散的命令後，時任11師師長的莫大哥痛哭流涕。隻身逃往澳門，之後輾轉上海見到老長官許崇智，兩人一對情況，大呼上了老蔣的當，痛駡蔣光頭呢只契弟應該拎去打靶（槍斃）。
但許又吩咐莫雄說："你還是跟介石幹吧，他現在照樣稱我總司令，鞠躬敬禮，筆直立正，對我還很尊重嘛!"並以"部下集獻"的名義，給許送上20萬元，還答應以後直接從軍費開支每月撥給許1萬元。許被自己契細佬標左松柴（矇騙）後，居然悻然認命。避嫌遠走也好，以權換命也罷，並無表現出一個軍頭的火氣，看來他對自己的結拜小弟，還真是如兄長般寬厚溫和。
6、蔡廷鍇：橫掂系"阿跛"的本錢。
蔡廷鍇、李濟深、蔣光鼐等人在福建成立"人民政（禁詞？）府"。舉事之前，莫雄聞風聲很興奮，誰搞老蔣他都高興的，興興頭頭跑到福建找蔡廷鍇說："高佬蔡(蔡身高近1.84米，與他相熟的人都稱他為"高佬蔡")，聽講說你哋準備插旗反蔣抗日，我有上中下三策、、、、、、
蔡聽了莫大哥的"妙計"後，不以為然，淡然地說："搞這麼多策做乜？夷間系"阿跛"摣旗話事，橫掂本錢是佢的，由得佢搞，輸曬罷就。"("阿跛"是陳銘樞綽號，陳在香港治病住院遇上火災，情急跳樓，跌跛了腳。)看上去，蔡廷鍇對反蔣沒啥信心及熱情，不過出於兄弟間的忠心義氣，幫"阿跛"一把。
7、薛岳：下巴尖削，哨牙口長
莫大哥到福建找高佬蔡獻計不成，再跑到南昌找薛岳老弟慫恿竄輟參與起事。薛很滑頭道："好吖，等佢哋先鬱手，我就響應。要我先舉旗，緊唔濟（不幹）。"
莫大哥於是對薛岳印象不好起來，在其回憶錄中說：薛岳其人，下巴尖削，哨牙口長......在我的印象中，他原是頗具革命志氣的。
看薛岳的照片，覺得薛岳下巴尖削，口長哨牙麼？

中国人对甘地的三重误解

秦耕

　　在电脑的中文输入法中只要敲进gandi这几个字母，弹跳出来的词汇一定是“甘地”，这说明甘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固定词了，尤其在中国的知识阶层，应该说无人不知甘地无人不晓甘地，但当甘地死去56年后年我在中文互联网上尝试从事甘地的阅读和评介时，从信息反馈中却发现中国人对甘地其实有着太深的误解和太多的不解。

　　“非暴力抵抗”无论从实践还是到理论，本来就有着太多的争论，而且至今仍然在继续争论着。别的不说，仅仅就这种社会实践运动的命名，就出现过多次演变。从托尔斯泰所宣称的“不以暴力抗邪恶”，到美国人梭罗第一次提出“公民不服从”，再到甘地的“文明的反抗”等等，甘地一生都在进行“非暴力抵抗”的实践，因此他发明的名称也就最多，从最早的“文明的反抗”、“非暴力斗争”、“不合作”、“非暴力抵抗”、“真理的力量”等等，在不同的时期，他分别使用过英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甚至泰米尔语来尝试寻找尽可能接近其本意的名称，他甚至曾经公开征集过恰当的名称，但使用过的每个名称他又从来没有完全满意过。到了马丁.路德.金的时候，名称又变成了“消极抵抗”，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者们才大致统一使用“公民不服从”这个概念。“非暴力抵抗”在中国汉语中完全找不到对应的词汇，较为近似的词汇也许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以柔克刚”了。名称的多样性客观反映了内容的争议性，所以对甘地有误解和不解，其实是很正常的。当然，这种误解和不解与官方对甘地“唯心主义”、“不讲阶级斗争”的评价，是两种性质的，因为甘地对他同时期发生在俄罗斯的革命持完全否定的评价，所以官方这样定义甘地实不奇怪。就在中国人狂欢在除夕之夜时，我愿就我对甘地的理解，再次和朋友们进行交流。

　　 误解之一：甘地离中国很遥远
　　 我的朋友狄马在关天贴过一篇《甘地的限度》，实话说文章对甘地的评价是很客观的，包括提到在二战阴云正织时甘地给希魔的一封恭维信，“此时只有阁下您有能力阻止世界大战的发生”，以至于成为历史笑柄。诚然，在甘地给希特勒写信时，可能抱有或多或少的天真成分，但更多的可能是，也许这种结果已经在甘地的预料之中。我承认甘地经常有天真的成分，但他真正的苦心其实就是决不放弃任何努力。如果他确实有局限，我宁愿这是他唯一的局限。但中国人对甘地的第一个误解并不是认识到了甘地的局限，而是更多地夸大了中国人的局限，这就是“甘地并不适合于中国人”的说法，这种说法在本质上与“中国人不具备享受民主自由的资格”有异曲同工之拙。

　　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被学术界命名为“公民不服从”后，在这个领域最权威的学者是美国的罗尔斯，他把“公民不服从”行为严格定义在这样一个范围：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里，个别法律暂时偏离了正义，公民在尝试过其他所有方式都宣告无效之后，有权以不服从法律的方式提出使法律回归正义的诉求。罗尔斯同时也以排除的方式明确表明，在一个非民主和非法治的社会，不考虑公民不服从的可行性。我关于甘地的文章在互联网发表后，受到的最多置疑其实也就是罗尔斯的排除式判断：非暴力抵抗适合于中国吗？置疑者举例反问：在伊拉克、朝鲜、古巴这样的社会你尝试非暴力抵抗结果会怎么样？有幸在浙江大学双博论坛演讲时，我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没有绝对的可行与不可行，区别仅仅在于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效果的大与小。

　　 我承认甘地1917年在印度领导其历史上第一次“非暴力抵抗”运动时，已经具备的很多条件，中国在现阶段仍然是不具备的，如在遥远的三巴朗（相当于中国边远省份一个边远的县），律师业务已经十分发达，当地有众多执业律师，而且律师已经是自由职业者因而能够在办理律师业务时保持比较彻底的独立性（中国律师至今还远达不到其水平）；这同时说明在印度当时已经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英国普通法的秩序，社会争端的解决方式已经主要以司法方式进行而不是以行政方式进行，而在中国至今仍以“领导亲自过问”奉为美谈；当时印度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三权分立政体（行政官、司法官和立法机构是分立的），而中国至今还在一个核心的统一领导之下；当地官员的执法行为明显受到了程序法律的规范，如他们不敢将甘地随意收容、劳教、拘留，当然更不敢秘密绑架、暗杀，警察只能站在甘地身旁被动等待犯罪证据的出现，对甘地的所有阻挠只能在法院里公开进行……三巴朗法院审判甘地那天被人群围堵的严重情形，如果发生在中国，甘地肯定会以“煽动颠覆”被枪毙或终身监禁的，而不是撤消案件，让甘地自由调查。

　　我承认上述差异，而且认为两者之间的差距至今仍然是十分巨大的，但我坚持认为甘地离中国并不遥远，非暴力抵抗在中国并非完全没有实践的可能，只是比甘地的条件更艰苦、取得的效果也许更微弱而已，因为我们至少在形式上已经符合罗尔斯所说的“民主法治”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非暴力抵抗的条件本来就是需要通过实践来创造的。

　　 误解之二：非暴力抵抗过于回避风险
　　 在这样的误解者看来，非暴力抵抗是一种很轻松、很潇洒的“秀”，是一种安全行为，不服从者无须承担多大的风险。甘地自始至终是十分清醒的，他说：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的必然命运就是坐牢。因为你拒不服从的是国家的法律，法律必然要对你进行相应的惩罚，区别就在于一个公民不服从者对这种惩罚是预先知道的、是无所畏惧的、是自愿接受的。

　　甘地到三巴朗调查靓青种植情况时，预先知道政府可能逮捕他；当接到要求立即离境的书面通知时，他知道拒绝执行的后果；当他站在法院接受审判时，他知道可能的判决，而这一切，他都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他在凯达领导农民减税的“非暴力抵抗”时，农民们因为拒不缴纳依法应该缴纳的税赋，政府把一部分种植洋葱的土地没收了，甘地号召那些土地原来的主人公开收获各自的洋葱时，他们明明知道政府会以“盗窃罪”抓自己坐牢，还是欢天喜地的去“盗窃”洋葱，然后等待政府来抓自己。其中有一个人此后一生中都希望别人以“洋葱贼”的雅号来称呼自己，当作一种至高荣誉。

　　 非暴力抵抗完全拒绝使用暴力，因而他们在反抗时所减少的风险，与暴力反抗相比，也只是少了使用暴力所带来的那一部分。除过暴力之外的一切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他们都可能采用，如在印度，他们故意违反禁止集会的法令公开集会，在阿赫梅达巴组织纺织工人罢工时，“天天像过节一样组织工人在大街上游行”，这样做的后果虽然不至于杀头，但坐牢则是可以肯定的了。非暴力抵抗排除使用暴力，使自己减少了被杀头的可能，只面临经常坐牢的风险，甘地一生就先后12次入狱，在他开始坐牢的后半生中，平均2—3年就被逮捕一次。但甘地拒绝使用暴力的初衷却并非因为恐惧杀头，而是因为非暴力抵抗者认为自己可以用爱的力量战胜暴力，他们将以德报怨以爱化仇。当然，非暴力抵抗者在实践中也有随时付出生命的可能，如在印度，就发生过国大党因为公开举行集会而遭到大屠杀的惨剧。

　　 任何一个对恶法选择非暴力抵抗的人，都应该随时做好坐牢的准备，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如果这不算是风险，那到底还有什么可以算作风险？

　　 误解之三：非暴力抵抗软弱无力
　　 这可能也是甘地最难以被中国人理解的地方，因为几千来中国人对专制暴力已经习惯于在屈服和暴力反抗之间进行钟摆式选择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就是中国人最好的托词。诚然，在一个赤手空拳的秀才与刀枪在手的士兵之间，力量的对比是十分明显的。甘地对他所从事的活动最后选定的名称是“真理力量”，这是一个印地语的组合词，因而在有些资料中，人们也能发现“非暴力抵抗学院”被翻译为“真理学院”的情形。刀枪之力仅仅是物理之力，而非暴力抵抗之力则是“真理之力”，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力”。

　　 记得有一部美国电影，故事是一个从英国来的黑人老师在课堂上给小学生播放美国民权运动时的影视资料，在录象中，黑人在公共汽车上被殴打、被扔下汽车，他们一声不吭再爬上来；他们在酒吧里被殴打、被踢倒在地、被把咖啡泼得满头满脸、被抬起来扔出门外，但他们仍然坚持进入酒吧；他们始终保持沉默，决不反抗，依然坚持做他们想做的事，直到被抓进监狱……课堂里一片嘘声，老师让学生评论，学生们大多数都很吃惊，“太傻了！”，“他们怎能这样傻啊！”有的学生干脆挥起了拳头大叫：“我要还击他们！”看来这种所谓“消极抵抗”之力在美国也被他们的后人怀疑，何况在另一个对非暴力抵抗完全陌生的国家。但老师在学生评论完之后说：你们想知道结果吗？是他们胜利了，就是这些傻瓜们最后胜利了！

　　 甘地曾说：一次成功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不仅应该取得胜利，而且应该使每一个参加者都能在参加之后感到自己比参加之前更加有力、更加强大，从内心得到喜悦，体会到一种美好。

　　 暴力之力可以用物理的方法计算和测量，真理之力却能压断任何物理的秤杆。暴力的本质就在于使人恐惧，如果面对暴力时能够做到无所畏惧，暴力也就顷刻之间瓦解。任何一个可以平静的面对暴力、并且坦然接受暴力打击的人，他身上就蕴藏着比任何暴力都更加强大的力量，不管这种暴力是拳头、棍棒、刀枪、监狱、军队还是法律！美国黑人用这种“真理之力”废除了种族隔离的法律，获得了自由，印度人也用这种“真理之力”战胜了殖民统治者的暴力，获得了自己的独立。

　　 对非暴力抵抗力量的怀疑，其实来自于对暴力的莫名恐惧；当我们从内心解除了对暴力的恐惧之时，也就是我们获得真理力量的日子。中国人对甘地的全部误解，其实都源于对自己的不理解，正是对暴力的恐惧让我们变得目光如鼠。

(1/28/2004 15:4)

從頭髮一眼看出你腎臟好壞

從頭髮一眼看出你腎臟好壞，大多數人都說准！（Getty images）

【新2015年06月27日訊】頭髮的好壞，其實跟我們的身體情況有莫大關係！說起頭髮的重要性，可能大多數人都感觸不大，但想像一下，如果你的頭髮出現了問題，例如少年白、髮質發黃、脫髮等問題，你還會覺得無所謂嗎？

什麼決定頭髮的好壞？腎臟！

腎藏精，其華在髮。

毛髮的營養雖然來源於血，但其生機實根是腎藏，在人體中，腎、脊髓、腦髓、頭髮之間形成了一條通路。

所以，當腎中精氣旺盛，髓海充盛時，身體隨督脈的經氣上行，滋養頭髮，頭髮就長得濃密而有光澤。這就是腎「其華在髮」的生理基礎。

我自小就有點畏寒怕冷，我媽為了調理好我的身體，甚至還學了一段時間的中醫。

她最常跟我說的一句話就是：女孩子要學會養腎，腎不僅對男人重要，對女人更重要！

最近她從一個老中醫那裏學了一個粥，叫芝麻核桃黑豆粥，每天都會煮給我喝。

週一到週五她煮，週六週日我休息，就我煮。剛開始我只是為了我媽開心，就應付著喝一碗，後面喝了三周，我才慢慢發現這粥確實有用。

我指甲的小月牙由原來的兩個（大拇指）變七個了，這個冬天臉上開始變紅潤了，還沒之前那麼怕冷，我媽的臉色也好了很多，這個冬天我們都沒感冒過！這個粥我公佈出來了，大家一起把身子養好吧！

【食療方子】黑芝麻、核桃、黑豆、黑米、黑麥、薏仁各一小把，枸杞一小小把

黑豆、黑米、黑麥、薏仁要提前浸泡至少一個小時。把核桃磨碎，與其他材料下鍋，煮沸，關火燜半個鐘。放入黑芝麻、枸杞，煮沸熬半個鐘，成糊狀後，加入適量糖就可以吃了。

腎臟是一切的根本，體內腎氣的盛衰都會在外部表現出來。

而臉上的一切瑕疵以及衰老的痕跡，都是可以通過強悍的腎臟來抹去的。

世界上唯一有能力讓時間扭轉、青春永駐的最強有力的器官，就是腎臟。

所以雖然這個粥煮起來比較麻煩，但我和我媽每天都會喝上一碗。我把這個方子告訴了好些朋友，很多人剛聽到皮膚變好，白髮變黑時都很感興趣，可一聽這個粥那麼難煮都連忙搖頭，覺得每天下班都好累了，不想再去折騰熬粥了。

呵呵，如果能把自己的腎養好，你的容顏絕對是你同齡人裏面最年輕、最好的！效果比你天天敷面膜還好！愛惜自己的身體就算多花點時間和精力，又有什麼大不了呢！所以我把這個方子寫在這裏，希望能給有緣的朋友帶來好處。只要你堅持，你會看到成果的！

腎臟就是我們生命的根本，美麗的根本，是藏精之臟。

腎對毛髮的生理作用主要有三種形式：

第一，腎精化生血液，營養毛髮；
第二，腎精化生元氣，激發促使毛髮生長；
第三，腎精通過督脈和經氣作用而幫秀髮提供營養。毛髮的營養來源於氣血，而其生機則根於腎。人體腎精充足，頭髮則發育正常，表現為濃密、光亮、柔潤；反之則稀少、枯萎、不澤。所以中醫說，美髮的第一法則是補腎。

「腎氣衰，髮脫落，髮早白」，「髮為血之餘」；「肝藏血」，精血同源相互轉化。

所以，頭髮生長的好壞，與肝腎和氣血有直接的關係。

1. 脫髮患者，多是肝腎兩虛，氣血虧虛，髮無生長之源，毛根空虛而脫落。

2. 氣血虛損，不能榮養全身，則可出現衰老現象，表現在外部可見脫髮。

3. 精神刺激或長期的精神壓力，也會造成氣血肝腎虧虛而致早禿、脫髮、斑禿等。

腎如大樹

腎臟在我們腹部內臟的最底端，如果腎精充足，則腎臟的熱量和能量都能夠向上面不停地滋養溫暖脾臟、肝臟，就好像大樹有了茁壯的根和主枝幹，五臟六腑有了一個好的生存環境，汲取營養，以內養外，我們才能夠漂亮。

腎臟一好，則骨骼強壯充盛，腦子反應快，聽力好，皮膚細膩，頭髮烏黑秀亮。

但，如果腎虛，則會感覺到思維衰退，耳鳴，頭髮早早髮白、脫落，甚至會導致毛孔粗大，黑眼圈嚴重，皮膚松垮，乳房下垂等。

總之一句話，腎臟不好，就會提前衰老！

從頭髮看腎臟

我身邊有些男性朋友，年紀輕輕，頭髮就已經有不少白髮。中醫把這個叫「少年白」，雖然導致少年白的原因有很多種，但它反應出的身體健康情況也很令人擔憂。

從中醫理論來說，當心腎不交，經常出現失眠、神經衰弱等情況時，或先天稟賦不足、思慮過度耗傷精血、以及擔驚受怕、傷腎精時，頭髮都會變白。

來源：網絡

（責任編輯：隋詩） - See more at: http://www.ntdtv.com/xtr/b5/2015/06/26/a1206396.html#sthash.Tm9PqGt5.dpuf

“解放”后被镇反枪毙的一百多位抗日国军将领

1950年，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联合国军随后将其驱逐到三八线以北，大陆则派出志愿军赴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伤亡惨重。在这场战争进行的同时，毛在中国大陆以“镇反”为名对前民国的官员和军人的镇反，遇害者数以百万计。

对在“镇反”中遇害的国军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一).“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二).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很多。

(三).坚持抵抗，打游击而最终在战斗中被俘者，以及属于国统，军统和宪兵系统者。

(四).其他，如因畏惧而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此类人数不算很多。

宋鹤庚，国军上将，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在1925年宋即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 然而，北伐军也是“匪军”，参加过北伐就是“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

刘晴初，国军中将,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10月，日军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后被游击队营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于岳冲刘家湾。刘晴初的乡邻回忆，当时杀人要完成指标，可枪声响后不到半日，上头就来了文书，后来得知那文书上写的是要刘去参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议会”。

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一一０团团长，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华中局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为酬答唐伯寅的“起义”，在1952年2月21日将他枪决。

宋士台，国军少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1953年被枪决。 宋将军到底做了什么“反革命”的坏事，以至于被枪毙呢？2007年，我们在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 “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中国广州网2004年9月21日讯。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区领导麦忠民、黄水记、任耀行、黄富林、汤浩昌等以及宋将军在港、澳、台的亲属、部属应邀出席了揭幕仪式。 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六十六军一六零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宋将军早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陆军科和陆军大学将校班。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行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内战爆发，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 在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将军当年的部下回顾了将军戎马一生，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并告戒当今的人们，日军的侵华历史不能忘记......”

唐伯寅将军和宋士台将军等人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懈甲归田，根本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打过仗，更没有在“建国”后从事“反革命”活动，结果却仍然难逃枪毙。如此对待国军抗日将士，法理何在？

不完整的遇害国军将领名单:

姓名 曾任最高军职 地点 时间

王旭夫 中央军校学员教导总队长 四川 1951

肖步鹏 中央军校少将代理教育长 1951

刘进 第1兵团副司令 四川 1950

韩起功 第2兵团参谋长、徐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1950年李本一 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军长 安徽 1951

温怀光 第10兵团副司令 太原 1953

周址 第12集团军参谋长 广东开平 1953

金亦吾 第14兵团参谋长兼第7纵队副司令 1951.1.13

王育成 第17集团军参谋处长 宁夏 1951

陈应龙 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 海南文昌 1951

尹作干 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 河南南阳 1954.4.8

李用章 第3军副军长兼第7师师长 四川邛崃 1952

喻英奇 暂编第5军军长兼粤桂东边区剿匪总指挥 广东汕头 1950年11月28

徐经济 新编第5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 陕西 1951

钟祖培 第7军副军长兼师长 广西 1951

曾宪成 第3兵团暂编第8军副军长 湖北钟祥 1952.10

武庭麟 第15军军长 洛阳 1952

夏炯 第20军副军长 1950

向传义 第24军副军长，四川省参议会议长 四川 1950

曹森 第26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 河南唐河 1952

刘孟廉 第27军军长 四川 1950.9

刘秉哲 第28军军长 苏州 1950.11.17

张治公 第29军军长、军事参议院参议 河南郾师 1951.3

韩步洲 第33军军长 北京 1953

高倬之 第34军军长 太原 1952.12

陈春霖 第44军军长，国大代表 1950

周静吾 第41军副军长、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1950.6

潘峰名 第51军代军长 江西 1950

何绍南 第66军军长 1954

李楚瀛 第85军军长、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 广东曲江 1950.11.14

杨健民 第96军参谋长 安徽宿县 1951

甘清池 第99军副军长，阳江县长 广东信宜 1951.12

尚其悦 东北行营第一战区挺进军第1军军长 哈尔滨 1950.5.30

何绍南 副军长，陕西第2区行署专员，绥德县长 1954

莫树国 第6军第3师师长，联勤总部第3补给区运输司令 湖南东安 1952

春周亚 预8师师长 1951潘琦 第14军10师师长 江西广昌 1951

危宿钟 第15师师长，江西第5区保安司令 江西 1951

黄芳俊 第29师师长 河南雎县 1952

石建中 第42师师长 1950

何际元 第49军79师师长 湖南 1950.11

刘明夏 第14军94师师长 1951

赖芬荣 第154师参谋长、广东第11区游击副司令 1951

宋士台 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广东 1953

陈运武 第77师副师长 湖南辰溪 1952

邓献坤 第90师副师长 广东始兴 1952

邓仕富 新38师副师长、新7军暂61师师长 1952

刘培绪 第40师师长， 北京 1954

李传霖 整编第47师参谋长 1952

韩起功 第100师副师长、新编骑兵军军长 甘肃临夏 1950

周伯英 第17补充旅旅长，国防部少将部员 湖南东安 1952

袁峙山 整3师49副旅长，湘鄂赣边区少将高参组长 湖南常宁 1951

梁彩林 整65师187旅旅长 广东鹤山 1952

陆汝群 旅长 广西容县 1951

金亦吾 第6战区挺进军司令 1951年1月13

王英 第12战区骑兵总司令 1951年1月

谢灵石 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 1952年

向光明 宜昌警备司令部处长，国大代表 湖北巴东 1952

叶干武 甘肃河西警备总司令部高参 广东梅县 1950秋

梁顺德 河西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 1952

梁仲西 梧州行政区少将保安司令 广西 1951

陈鹏翥 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 湖北 1951

彭永年 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 1951

孙天放 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安徽怀远 1951

邓子超 江西第九区和第五区保安司令 江西石城 1951秋

陈哲 海南保安2师副师长 1951

关仲志 广东保安4师代师长 广东 1952

列应佳 广东保安第4师少将副师长 广东 1952

廖卓如 江西省保安副司令 江西 1951

陈定平 4战区兵站部办公室主任 海南琼山 1951.12.25

程斌 第53军上校高参 承德 1952.5.12

赵鸿厚 徐州剿总军官教导大队少将副大队长 1952

陈舜统 海南防卫总部第1路军监察官 海南 1950

郭仲容 四川绥靖公署人民服务总队总队长 1950年冬

项丽源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参谋处长 1952

陈俊三 川滇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少将参议 1952

徐廷瑞 陕南绥靖区少将副司令 河北蠡县 1952

焦达梯 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参 1952

谭正纲 川南军政区长官公署少将参议 湖南茶陵 1952

张铁英 第10新兵补训处少将督练官 青浦 1951

林芝云 湘鄂赣清剿区少将司令 湖南湘潭 1952

赵俊图 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 湖南 1952

徐余生 四川军管区第7常备师长 四川广安 1951

廖德诚 赣南师管区副司令 江西 1951

符树总 广州行辕外事处少将处长 海南文昌 1952

杨清海 合江省改编支队中将司令 沈阳 1950.8

唐宪尧 国防部川鄂挺进军司令部参谋长 四川 1951冬

马廷贤 甘肃联军陇南路司令 甘肃临夏 1958

龚汝松 川康黔边反共救国军第5纵队副司令 1951

莫致宽 国防部中将高参， 广西苍梧 1952初

沈荃 国防部少将监察官 湖南凤凰 1951秋

李曙 伞兵司令部政工处少将处长 浙江永嘉 1952

戴云林 军统局少将专员 江西江山 1950.8

廖宗泽 军统局兵工署稽查处少将处长 云南 1951年4月15

王春晖 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 湖南衡阳 1950.4.8

霍远鹏 内1警第3支队长 湖南 1950春

方涤瑕 西南区宪兵司令 1951

李楚藩 西南宪兵指挥官 1950

戴可雄 少将高参，海丰县长 1952

罗联辉 广州绥靖公署少将高参，新丰县长 广东新丰 1952

糜藕池 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贞丰县长 贵州 1951.7

黄质胜 第19路军少将参议，灵山县长 广西灵山 1951 

覃守一 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长兼县长 湖北长阳 1952

詹宝光 广东省干部训练团少将大队长，连山县长 1953

王雄 琼崖守备司令部参谋长，文昌县长，国大代表 海南 1951.3.1

陈少鹏 粤军第2军独立旅长 广东兴宁 1950

唐孟壑 独立第十师师长 湖南东安 1952

何海清 云南北伐军大队长、靖国军师长、建国军军长 1950年11

邓玉麟 北伐军左路军第一路司令 1951年3

夏之时 辛亥起义四川革命军总指挥 1950年10.6

被镇反的国军抗日将士实在无法计数，列出只是一百多位遇害的国军将领。

1949年后以“剿匪”、“土改”和“镇反”杀了多少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 五十天后，毛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作了“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的承诺，然又加上“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但书，至于“反动行为”“严重劣迹”的定义如何，则由中共当局主观界定，径由各级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一审判决执行，并无独立机构监察制衡。两个月后毛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称要“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这就为此后大规模的屠杀异己埋下了伏笔。一九五零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完成指标的之一。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杀害。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一九九九年九月，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洋洋洒洒六钜册二百廿万言。其作者根据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各大军区政治部、各省委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全国政协文史办以及解放军档案馆所存档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按：成王败寇的定律，便把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十五万、八十五万、两万九千、七万九千、六万人，合计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考虑到东北、华北陷共较早，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与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与一九五○年二月(华东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再者，“歼灭”这个含糊性的动词，泛指的总数，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数字大体吻合。

疯狂杀人的目的是什么？

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公安部门破获了“刑事案件”20.4万余件，被杀的人却有数百万，被关被管的不计其数，这些人中有多少现行犯，不是很值得怀疑吗？ 其实，毛已经道破了：“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毛xx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策略征询各省市委同志的意见》中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为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两相对照，不难明白，镇反就是借战争为掩护，立威之实（即发动群众），不是什么基于情况危急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手段。

在大陆,痛心的是，那些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的，也许抗战英雄永远也无处诉说了。

但是，历史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