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被镇反枪毙的一百多位抗日国军将领

1950年，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联合国军随后将其驱逐到三八线以北，大陆则派出志愿军赴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伤亡惨重。在这场战争进行的同时，毛在中国大陆以“镇反”为名对前民国的官员和军人的镇反，遇害者数以百万计。

对在“镇反”中遇害的国军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一).“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二).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很多。

(三).坚持抵抗，打游击而最终在战斗中被俘者，以及属于国统，军统和宪兵系统者。

(四).其他，如因畏惧而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此类人数不算很多。

宋鹤庚，国军上将，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在1925年宋即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 然而，北伐军也是“匪军”，参加过北伐就是“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

刘晴初，国军中将,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10月，日军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后被游击队营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于岳冲刘家湾。刘晴初的乡邻回忆，当时杀人要完成指标，可枪声响后不到半日，上头就来了文书，后来得知那文书上写的是要刘去参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议会”。

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一一０团团长，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华中局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为酬答唐伯寅的“起义”，在1952年2月21日将他枪决。

宋士台，国军少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1953年被枪决。 宋将军到底做了什么“反革命”的坏事，以至于被枪毙呢？2007年，我们在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 “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中国广州网2004年9月21日讯。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区领导麦忠民、黄水记、任耀行、黄富林、汤浩昌等以及宋将军在港、澳、台的亲属、部属应邀出席了揭幕仪式。 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六十六军一六零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宋将军早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陆军科和陆军大学将校班。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行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内战爆发，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 在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将军当年的部下回顾了将军戎马一生，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并告戒当今的人们，日军的侵华历史不能忘记......”

唐伯寅将军和宋士台将军等人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懈甲归田，根本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打过仗，更没有在“建国”后从事“反革命”活动，结果却仍然难逃枪毙。如此对待国军抗日将士，法理何在？

不完整的遇害国军将领名单:

姓名 曾任最高军职 地点 时间

王旭夫 中央军校学员教导总队长 四川 1951

肖步鹏 中央军校少将代理教育长 1951

刘进 第1兵团副司令 四川 1950

韩起功 第2兵团参谋长、徐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1950年李本一 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军长 安徽 1951

温怀光 第10兵团副司令 太原 1953

周址 第12集团军参谋长 广东开平 1953

金亦吾 第14兵团参谋长兼第7纵队副司令 1951.1.13

王育成 第17集团军参谋处长 宁夏 1951

陈应龙 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 海南文昌 1951

尹作干 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 河南南阳 1954.4.8

李用章 第3军副军长兼第7师师长 四川邛崃 1952

喻英奇 暂编第5军军长兼粤桂东边区剿匪总指挥 广东汕头 1950年11月28

徐经济 新编第5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 陕西 1951

钟祖培 第7军副军长兼师长 广西 1951

曾宪成 第3兵团暂编第8军副军长 湖北钟祥 1952.10

武庭麟 第15军军长 洛阳 1952

夏炯 第20军副军长 1950

向传义 第24军副军长，四川省参议会议长 四川 1950

曹森 第26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 河南唐河 1952

刘孟廉 第27军军长 四川 1950.9

刘秉哲 第28军军长 苏州 1950.11.17

张治公 第29军军长、军事参议院参议 河南郾师 1951.3

韩步洲 第33军军长 北京 1953

高倬之 第34军军长 太原 1952.12

陈春霖 第44军军长，国大代表 1950

周静吾 第41军副军长、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1950.6

潘峰名 第51军代军长 江西 1950

何绍南 第66军军长 1954

李楚瀛 第85军军长、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 广东曲江 1950.11.14

杨健民 第96军参谋长 安徽宿县 1951

甘清池 第99军副军长，阳江县长 广东信宜 1951.12

尚其悦 东北行营第一战区挺进军第1军军长 哈尔滨 1950.5.30

何绍南 副军长，陕西第2区行署专员，绥德县长 1954

莫树国 第6军第3师师长，联勤总部第3补给区运输司令 湖南东安 1952

春周亚 预8师师长 1951潘琦 第14军10师师长 江西广昌 1951

危宿钟 第15师师长，江西第5区保安司令 江西 1951

黄芳俊 第29师师长 河南雎县 1952

石建中 第42师师长 1950

何际元 第49军79师师长 湖南 1950.11

刘明夏 第14军94师师长 1951

赖芬荣 第154师参谋长、广东第11区游击副司令 1951

宋士台 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广东 1953

陈运武 第77师副师长 湖南辰溪 1952

邓献坤 第90师副师长 广东始兴 1952

邓仕富 新38师副师长、新7军暂61师师长 1952

刘培绪 第40师师长， 北京 1954

李传霖 整编第47师参谋长 1952

韩起功 第100师副师长、新编骑兵军军长 甘肃临夏 1950

周伯英 第17补充旅旅长，国防部少将部员 湖南东安 1952

袁峙山 整3师49副旅长，湘鄂赣边区少将高参组长 湖南常宁 1951

梁彩林 整65师187旅旅长 广东鹤山 1952

陆汝群 旅长 广西容县 1951

金亦吾 第6战区挺进军司令 1951年1月13

王英 第12战区骑兵总司令 1951年1月

谢灵石 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 1952年

向光明 宜昌警备司令部处长，国大代表 湖北巴东 1952

叶干武 甘肃河西警备总司令部高参 广东梅县 1950秋

梁顺德 河西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 1952

梁仲西 梧州行政区少将保安司令 广西 1951

陈鹏翥 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 湖北 1951

彭永年 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 1951

孙天放 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安徽怀远 1951

邓子超 江西第九区和第五区保安司令 江西石城 1951秋

陈哲 海南保安2师副师长 1951

关仲志 广东保安4师代师长 广东 1952

列应佳 广东保安第4师少将副师长 广东 1952

廖卓如 江西省保安副司令 江西 1951

陈定平 4战区兵站部办公室主任 海南琼山 1951.12.25

程斌 第53军上校高参 承德 1952.5.12

赵鸿厚 徐州剿总军官教导大队少将副大队长 1952

陈舜统 海南防卫总部第1路军监察官 海南 1950

郭仲容 四川绥靖公署人民服务总队总队长 1950年冬

项丽源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参谋处长 1952

陈俊三 川滇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少将参议 1952

徐廷瑞 陕南绥靖区少将副司令 河北蠡县 1952

焦达梯 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参 1952

谭正纲 川南军政区长官公署少将参议 湖南茶陵 1952

张铁英 第10新兵补训处少将督练官 青浦 1951

林芝云 湘鄂赣清剿区少将司令 湖南湘潭 1952

赵俊图 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 湖南 1952

徐余生 四川军管区第7常备师长 四川广安 1951

廖德诚 赣南师管区副司令 江西 1951

符树总 广州行辕外事处少将处长 海南文昌 1952

杨清海 合江省改编支队中将司令 沈阳 1950.8

唐宪尧 国防部川鄂挺进军司令部参谋长 四川 1951冬

马廷贤 甘肃联军陇南路司令 甘肃临夏 1958

龚汝松 川康黔边反共救国军第5纵队副司令 1951

莫致宽 国防部中将高参， 广西苍梧 1952初

沈荃 国防部少将监察官 湖南凤凰 1951秋

李曙 伞兵司令部政工处少将处长 浙江永嘉 1952

戴云林 军统局少将专员 江西江山 1950.8

廖宗泽 军统局兵工署稽查处少将处长 云南 1951年4月15

王春晖 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 湖南衡阳 1950.4.8

霍远鹏 内1警第3支队长 湖南 1950春

方涤瑕 西南区宪兵司令 1951

李楚藩 西南宪兵指挥官 1950

戴可雄 少将高参，海丰县长 1952

罗联辉 广州绥靖公署少将高参，新丰县长 广东新丰 1952

糜藕池 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贞丰县长 贵州 1951.7

黄质胜 第19路军少将参议，灵山县长 广西灵山 1951 

覃守一 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长兼县长 湖北长阳 1952

詹宝光 广东省干部训练团少将大队长，连山县长 1953

王雄 琼崖守备司令部参谋长，文昌县长，国大代表 海南 1951.3.1

陈少鹏 粤军第2军独立旅长 广东兴宁 1950

唐孟壑 独立第十师师长 湖南东安 1952

何海清 云南北伐军大队长、靖国军师长、建国军军长 1950年11

邓玉麟 北伐军左路军第一路司令 1951年3

夏之时 辛亥起义四川革命军总指挥 1950年10.6

被镇反的国军抗日将士实在无法计数，列出只是一百多位遇害的国军将领。

1949年后以“剿匪”、“土改”和“镇反”杀了多少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 五十天后，毛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作了“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的承诺，然又加上“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但书，至于“反动行为”“严重劣迹”的定义如何，则由中共当局主观界定，径由各级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一审判决执行，并无独立机构监察制衡。两个月后毛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称要“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这就为此后大规模的屠杀异己埋下了伏笔。一九五零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完成指标的之一。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杀害。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一九九九年九月，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洋洋洒洒六钜册二百廿万言。其作者根据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各大军区政治部、各省委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全国政协文史办以及解放军档案馆所存档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按：成王败寇的定律，便把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十五万、八十五万、两万九千、七万九千、六万人，合计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考虑到东北、华北陷共较早，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与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与一九五○年二月(华东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再者，“歼灭”这个含糊性的动词，泛指的总数，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数字大体吻合。

疯狂杀人的目的是什么？

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公安部门破获了“刑事案件”20.4万余件，被杀的人却有数百万，被关被管的不计其数，这些人中有多少现行犯，不是很值得怀疑吗？ 其实，毛已经道破了：“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毛xx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策略征询各省市委同志的意见》中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为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两相对照，不难明白，镇反就是借战争为掩护，立威之实（即发动群众），不是什么基于情况危急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手段。

在大陆,痛心的是，那些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的，也许抗战英雄永远也无处诉说了。

但是，历史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