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六四“反革命暴亂”的內幕

污染我們記憶的塵埃（二十八）

許多六四受難者死於國際禁用的俗稱“炸子”的達姆彈。北京軍醫蔣彥永大夫證實當時軍隊使用了達姆彈。（網絡圖片）

【看2014年01月28日訊】56．六四反革命暴亂

1989年，胡耀邦突然去世，引發了北京和一些城市的悼念熱潮。這股熱潮很快又發展成了全國性的愛國民主運動，提出了懲治官倒、實行民主的要求，參與者也由學生和知識份子擴展到各個社會階層。在運動受到當局高壓的情況下，北京等地的大學生和市民紛紛走向街頭遊行，並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絕食。

面對這場聲勢浩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共當局狗急跳牆，公然派出數十萬軍隊開進北京城，對愛國群眾進行武力鎮壓。6月3日，中共軍隊的坦克車和開花彈讓上千愛國學生和市民血灑北京街頭和天安門廣場。在武力鎮壓的前後，中共還開動宣傳機器，將這場愛國民主運動先後誣陷為“社會動亂”、“反革命暴亂”，將愛國的學生和市民打成“反革命暴徒”。

邁克.奇諾伊是美國有限電視新聞網（CNN）北京分社的創始人和前任社長，1989年5月起，他身置北京民運中心，為世界實地採訪報導了那場運動的全過程。由此聞達國際媒體的邁克.齊諾伊於1997年出版了他在中國20多年工作的回憶錄，《中國現場》。其中第九章“大謊言”對中共圍繞六四愛國民主運動散布的種種謊言做了富有說服力的揭露。以下就是該章的全文：

近數十年來，中共的本能沒有改變。面對危機，它仍舊採取舊的方式，鎮壓、整肅、外加“扯大謊”。不過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基於北京及其他諸多爆發抗議活動城市的市民的經歷與記憶，通過戒嚴令頒布之前的五月中旬中國報紙和電視上曾曇花一現的新聞自由，通過美國之音（VOA）和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中文廣播以及其它國際媒體的鏡頭，無數中國人和世界各地的人們看到、聽到了過去數周發生的事件。清洗掉鐫刻在如此眾多心靈的圖像並非易事。這將是一個令人吃驚的厚顏無恥的造假工程，它顯然是這個政府的傑作。

所傳達的資訊是公然無忌的：沒有發生什麼大屠殺。人民解放軍以最大限度的剋制剿滅了一場暴徒和流氓針對國家的“反革命”叛亂。它是一小撮與國內外敵對勢力秘密勾結的人所煽動的。這次重寫歷史的第一步是以改換特定術語來控制相關的討論和爭辯：“民主運動”被官方稱之為“反革命暴亂”（原著印刷為斜體，下同——譯者）或“反革命動亂”，它被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士兵“制止”了。“屠殺”這個詞根本沒有出現。

軍隊，而不是北京市民，才是暴力的犧牲者。為了迎合黨的這一宣稱，中國電視開始演播6月3至4號那個周末的剪輯鏡頭，這些鏡頭經過了精心編輯，逼真地演示着市井無賴狂奔亂跑、攻擊無辜的士兵。那些從主要交通路口的監視器上和軍隊攝影師鏡頭上剪下的圖像一般來說相當厲害，這些圖像顯示示威者點燃的軍車，還有被抗議者燒成焦炭狀的、殘缺不全的士兵屍體。但是這些夜以繼日重複播放、並迅速置入整個紀錄片的剪接鏡頭，是完全徹底編輯、改寫的結果。在許多場景中，事件發生的順序是被顛倒的。伴隨着某些抗議者的激烈行為，在軍隊發起最後攻擊的前幾個小時，儘管街上的氣氛確實險惡，但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只是在軍隊行動升級或者開槍之後，示威者才開始用石頭、瓶子、磚塊或者汽油瓶攻擊軍隊。軍用車輛所以被點燃，是因為它駛入人群，而且通常是高速沖入人群，造成人員死傷。聲音也經過了改編：群眾的喧嚷聲清晰可辨，而軍隊的槍聲完全銷聲匿跡。某些後繼情況確實顯示6月4號軍隊進入廣場的最初時刻是安靜的，全然無聲的，然而回憶中，我仍然能夠聽到恰好在那個時間裡，從幾百碼之遙傳來的槍聲、哭聲和尖叫聲。

最後是有關傷亡的疑問。官方發言人決意顯示軍隊對流血事件沒有責任，堅持說部隊在天安門沒有打死任何人，那一夜傷亡總人數不超過三百，而且其中大部分是軍隊士兵。只有少數學生被確認死亡。

這個宣傳工事本身顯然是一個新聞題材。報導這個題材沒有休止的變奏成了六四后數周之內我持續工作的主題。我必須承認，政府自導自演，技術高超。藉助殘酷地重複謊言和一遍遍地重播篡改了的錄影帶，宣傳工事開始顯示效果。在這個黨的魔咒之下，很多人害怕談論自己的真實見聞，而且開始懷疑自己的記憶和認知。高度緊張、壓抑成風，人們用來形容那個周末事端的用語成了對那個事件採取什麼立場的標誌。說“大屠殺”，就表明支援學生的立場；使用“動亂”這個詞則成為認可政府說法的標誌。甚至在外國社區，人們也開始退出現實：我越來越多地聽到外交官、商人、一些記者更頻繁地使用相對中性的詞語“意外事故”（incident）或者乾脆使用“六四事件”(the event of June 4) 這個詞。我發現我自己也開始困惑：我是否誇大了那個周末的事件？是否刻意忽略了學生的不妥協和激進？無論其方式如何令人髮指，在數周的分崩離析之後，政府試圖清理街道是否全然無理？事情是否真像我記憶中的那樣發生過？

為了保持清醒的頭腦，也為了公開見證，我決定集中做一次全面分析，反對謊言。我重新審視自己的筆記和錄影帶，不僅僅是6月3號至4號的筆記和錄影帶，而是整個春季的筆記和錄影帶。由於沒有中國人願意開口，我求助於大批新聞界同行，他們都是過去一兩個月發生事件的見證人，對於那個血腥的夜晚，他們有不同的觀察優勢和角度。

在仔細考察所有資料之後我清楚地意識到，儘管六月三至四號那個周末之前發生了小規模的暴力行為，但政府所謂一小撮“黑手”精心策劃和導演整個動亂的說法不能成立。運動的整個規模和多樣性使這種情況實際上沒有可能。來自學生的繁雜的政治信號、不斷變化的通知、內部的矛盾、無人有足夠的權威告訴任何人應該如何做的感受，上述我個人對這次抗議活動的觀察表明，運動缺乏一個組織完好的指揮中心。這次運動爆發得如此迅疾，以至於沒有個人或組織有能力全面控制或指揮軍隊給北京的街道鬆綁。當戈巴契夫到達北京前幾個月，有可能妥協時，與趙紫陽的支持者達成妥協、挽回面子的努力所以歸於失敗是有原因的。它導致學生5月27日關於宣布勝利、撤出廣場的決定被推翻，而這個決定本來可以避免繼后一周里發生的衝突。各種不確定因素開始失控並恰恰在軍隊即將到來之前增加了危險氣氛，也是有原因的。進一步地說，北京市民和工人的壓倒性的支援與捲入，以及在戒嚴頒布之時和鎮壓當夜自發抵抗軍隊的行動，決定性地消解了關於這場運動是精心組織策劃之陰謀的爭論。

關於學生及其支持者陰謀製造動、亂顛覆政府的說法，看起來也是一個不着邊際的誇張。如果學生最初有任何溫和的要求使我震動，那就是他們要求新聞自由、制止腐敗、政府更加開放。學生們渴望這個黨認識到抗議者們行為的正當性與愛國情懷，他們希望改革這個體制而不是顛覆這個體制，因為他們所接受的一貫訓導就是繼承這個體制。只是在事態發展清楚表明政府沒有誠意做有意義的妥協和對話時，學生們才開始強化他們的要求。在戈巴契夫訪華期間，運動在規模與程度上的急劇對立引起了岌岌可危的緊張，而雙方的不妥協導致了這一緊張局勢的加劇。

但是我發現令我最憤怒的是有關暴力與傷亡人數的問題。我親眼看到了平民百姓被槍殺，所以對他們的死亡進行否認或詆毀的企圖如卑鄙的褻瀆刺痛我心。是的，當被迫面對自己經歷的真實性時，我必須承認，媒體中的我們犯了一個錯誤，這錯誤被政府玩弄與股掌之中。特別是太多記者和編輯在那天夜間過分集中於天安門的報導而忽略了那夜北京其它地區更多得多的暴力。再進一步，報導缺乏精確度，從而使“天安門廣場大屠殺”這個詞進入了我們的語彙。其結果是為中國當權者轉移公眾對其餘所有地區大屠殺的視線打開了大門。事實上，在狹隘的、絕對文字的層面上，北京（當局）關於天安門沒有死人的爭辯也許包含着微弱的真實性。在”廣場”確切定義的範圍內，流血事件不大，聚集在革命英雄紀念碑的抗議人群被准許離開廣場，為此辛德(Cynde，CNN攝影記者——譯者)在黎明時拍了照片。但是中國政府無疑懂得，強調廣場的狹隘邊界的定義是錯誤的，因為天安門已經成為民主運動的同義語，作為北京心臟的象徵，那天晚上恐怖事件的範圍並不能被“天安門”這個詞語的狹義地理界線所限定。

我從北京飯店的陽台上親眼看到遭到軍隊槍擊的受難者被三輪車送走，而我為報導此事所採訪的同事也目擊了同樣的場景。路易士.西蒙斯(lewis Simons)，一位長期為“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工作，後來又為奈特-里德聯合報業(the Knight-Ridder newspaper chain)工作的亞洲記者，6月4號禮拜天的凌晨恰恰從廣場的東北角觀察了整個事態：“我看到軍隊用機關槍向四百之眾的人群分別攔腰掃射了三次”，告訴我：“我數了，第一次有五具屍體，第二次我數出了六具屍體，第三次我數出了二十多具屍體，也許三十具。這就是屠殺了。而且，到目前為止，我認為那裡就是天安門。” 

當湯姆.明蒂爾(Tom Mintier)和我把我們的攝影器材悄悄從藏身的角落扔開時，軍隊恰好在那一刻開槍，而建翁(Jan Wong，音譯)，一名“多倫多環球與郵政報”(Toronto Globe and Mail)的記者，那個周日晚些時候人就在北京飯店。“我看見軍人們以直射角度向人群開火，人群中許多試圖逃跑，”她說：“我看見他們三次直接開槍射入人群後背。我就站在那裡，計算他們的連發射擊的次數。”

死亡的總數仍然是一個傷腦筋的問題。從見證人、參與者、觀察家、學者和記者後來發表的大量報告來看，對於傷亡數目沒有一致的說法。此一現象並不奇怪。在無政府狀態和戒嚴令之下，幾乎沒有可能進入每家醫院並從惶恐的醫生以及死難者親屬那裡獲得準確的資訊。在鎮壓之後接踵而至的高壓環境里，傳聞與推測中的死亡數字高達數千，即便在中國官方堅持強調傷亡不超過三百的時候，傳聞和推測也是如此。我傾向於避免這一誇張的說法，並持續敦促CNN謹慎對待任何有關數字。但是中國紅十字會官員與某些外國記者和外交官員談話時，確實首先採用了2,600人死亡這一數位。然而，不久后，紅十字會又否認了這一說法。這之後他們拒絕與記者談話。對於我們這些試圖找出一個可信的相關數字的人而言，這簡直算不上什麼麻煩。很快，來自官方的壓力就導致大部分醫生和院方拒絕回答記者的提問，而政府方面也拒絕透露任何死亡者的姓名。傳聞經久不息：一些被害者的屍體已經被秘密處理掉了。遇難者親屬過於恐懼，不敢出聲。這些傳聞的見證人，我們的朋友們、我們的同事們，則沒有能力確定準確的傷亡數位。這些朋友曾經告訴我們有受難人的頭骨被流彈擊碎；這些同事參觀過一個官方確認的停屍房，那裡曾經停放過許多禁止記者看到的屍體。 

事實是，除非確鑿無疑，也許我們永遠無法獲知確切的死亡總數了。但是，在某種意義上，確切的數字和關於究竟受難者是死在天安門範圍內還是死在街上這個問題，模糊了道德與政治的界限。事實上，面對大量手無寸鐵、了無防禦能力的示威人群，中國軍隊受命於領導核心，解除了開槍禁令。而這些示威者大部分不過是為了政治改革參與了一場非暴力的抗議活動而已。(開槍鎮壓)這一行徑嚴重破壞了中國共產黨的道德合法性。特別是這一行徑發生在首都和知識份子及學生中間，它踐踏了中國的國際聲譽，而且將永久性地玷污鄧小平的遺產。六四周年紀念日，將可能如陰影一般數十年如一日縈繞在獨裁者周圍。 

大屠殺兩周以後，中國外交部長邀請外國記者及電視製作人員參觀天安門廣場，我失去了這次機會。鎮壓過後我精疲力竭，到香港去度長周末，探望琳內（Lynne）和丹尼爾（Daniel）（作者的妻子和兒子—譯者）。

……在香港，當走過霓虹燈閃爍、時尚着裝人流擁擠、商店林立的街區，我迷惘失措，心緒不佳。我被替換出京，到此省親，卻無法將北京驅逐出自己的心。我試圖享受數月以來難得的良宵酣睡，卻發現要擺脫如影隨形的惡夢十分困難。我盼望這短暫的休息足以使我幾周后康復，以便恢復在中國的工作。

與此同時，在北京長時間的限制幾乎消停時，湯姆.明蒂爾接替了我的報導工作。在官方組織的巡視中，辛德陪他一道去了廣場，廣場空曠而安靜。當白色的撒水車向路面噴水，工人們以石膏修復革命英雄紀念碑破損處的時候，手持來福槍的士兵們沿廣場四周執行警衛任務。“我們執行戒嚴令的軍人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青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言人，陸軍上校李之雲(Li Zhuyun—疑為Li zhiyun——譯者)站在辛德的攝像機前抑揚頓挫地說：“軍車沒有碾軋一個人。沒有發生大屠殺。”

“魑魅魍魎，一如鬼域，”辛德後來在她的日記中寫道，“他們清除了所有民主運動的跡象，但是他們無法從我的記憶中抹去那些面孔。”

經過這個喧囂的春季，辛德總是隨身攜帶一個來自西藏的袖珍佛像。她把這佛像當作幸運符，總是在高度緊張或危險時刻下意識地伸手進衣袋握住它。“今天，領教李上校微笑的謊言，回憶起所有那些面孔，我伸手觸到我的佛主。佛主碎了，剛剛碎為殘片。謊言的力量太強大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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