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已经过去近二十六周年了。每逢周年时，我便会禁不住坐下来，做一些思考和写作， 用以纪念遇难的学生和市民，并慰勉痛切的生者。今年我想不谈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而简单写写六四事件的伦理精神。
六四过去这么多年而未能平冤，恐怕早已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对当政的人来说，有意识和有目的地淡化六四的回忆，并越来越强烈的压制坚持不懈和敢于出声的人，似乎是一个颇为有效的策略；对从中国发展获得红利的一些人来说，给六四屠杀一种近似合理化的解释是符合逻辑和权宜的，也为二十多年的黄金发展做了背书，其台词固然没有邓大人的“杀二十万”的言论那么剑拔弩张，却也是同出一辙的强盗逻辑：如果六四不镇压，中国怎么会有这些年的发展？对大多数经历过六四事件的人，尽管他们知道这个政权的不合法性和这种逻辑的荒谬性，却也无可奈何，只能以沉默作为回避。
对于二十六年来坚持抗争，缅怀亡者和坚韧反思的人们，我只有最高的敬意。对我来说，探讨六四的伟大伦理精神，是对死难青年的最好的纪念，也是对生者的最好的安慰。六四的遗产不仅是学生和市民的如火如荼的请愿运动，不仅是民主先锋们的运筹，不仅是天安门和长安街的流血，也不仅是二十六年来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不间断的纪念。其真正的遗产是印照了当政者的不合法性和不合理性，是指出了一条文明抗争的道路，是从道德的角度占领了历史的制高点。如果我们能汲取六四留下的宝贵的伦理精神遗产，我们就可以说六四便不是徒劳，二十六年的等待便不是绝望的黑暗而是希望的曙光。
六四的第一个伦理精神是其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和实际。这个理念贯穿六四的始终，毋庸置疑，以至于官方的定论也从最初的“反革命暴乱”而降温为“一场政治风波”。中国历代乃至近代，基本的抗争模式有两种：一是官逼民反而揭竿而起，一是忍辱负重而等待明主。前者造就了成王败寇的文化，后者成全了愚民草根。前者无道德底线，只有权宜和利益；后者无自我人性，只有奴性。非暴力抗争看似用双手抵挡枪炮，以血肉对待钢铁，却是现代抗争的最佳方式。因为这是一个现代人质询的方式，她问的问题不再是你贪一千万为什么我不可以贪两千万，不再是你是一个坏领导什么时候来一个好领导，而是指出你的荒诞和不公，是让千百万人看到道义是在谁的一边。从这个意义来说，六四虽败尤荣。
六四的第二个伦理精神是其对政治透明，政治监督的提倡和对腐败的抨击。毛泽东也发动运动反贪污，习先生也打老虎和苍蝇反腐败，江和胡先生似也有反腐的作为，但疑是纵容大于其他。与六四学运性质不同的是，诸先生的反腐是黑箱作业并无有效监督和透明性。学生当年就腐败问题提出与中央对话，实是开创中国现代政治监督的先河。
六四的第三个伦理精神是对美好人性的发现。记得在学生运动高潮时节，北京曾一度无交通警察，却秩序井然。甚至有传闻说小偷也罢偷了。谁说中国人没有民主素养和公民素养？多少市民为士兵送饭送水，劝他们不要对学生开枪? 多少市民在北京周围延缓了部队的进程? 多少市民在木樨地用血和生命，换取了人们最后的警醒，也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广场学生最终的撤退和最小的牺牲？！我们知道中国给予世界的，应该比血汗工厂，比阿里巴巴，比巴黎游客更多，是因为我们当年曾看到这个民族的潜在。
政权不会永恒，市场此起彼伏，钱财有得有失，唯有为良知和民主奋争的六四伦理精神永存。
2015. 0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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