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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數百萬菲律賓人走上馬尼拉的街頭，以和平抗議與祈禱的方式發起人民力量運動。運動第四天，總統馬科斯（Marcos）的統治宣告結束。
2003年，格魯吉亞人民手拿鮮花包圍了議會大樓，在沒有流血衝突的玫瑰革命中推翻了總統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
今年早些時候，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的總統在執政幾十年後，雙雙宣佈下台，而這些都是和平抵抗活動的功勞。
在這些事件中，普通民眾的和平抵抗戰勝了政治精英，實現了徹底的變革。
使用非暴力策略有很多道德方面的原因，但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切諾韋思（Erica Chenoweth）的研究發現，和平抗議不僅是個道德的選擇，也是改變世界政治最有力的手段，而且比其他手段有效得多。
切諾韋思通過對20世紀數百場運動的研究發現，非暴力運動達到目標的可能性是暴力運動的兩倍。儘管影響因素有很多，但她發現，當有超過人口3.5%的民眾參與抗議時，就能帶來重大的政治變革。
反抗滅絶（Extinction Rebellion）的抗議活動就受到了切諾韋思的影響，發起者表示他們是受這項研究的啟發。那麼，切諾韋思是怎麼得出這些結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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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切諾韋思的研究，是建立在歷史上許多有影響力人物的哲學理念之上。主張廢除奴隸制的非裔美國人特魯斯（Sojourner Truth）、爭取投票權的安東尼（Susan B Anthony）、領導印度獨立的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還有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都曾就和平抗議的主張發表過令人信服的言論。
切諾韋思也承認，她在2000年代中期剛開始研究的時候，對非暴力手段在多數情況下比武裝衝突更有力的觀點持懷疑態度。當時她在科羅拉多大學讀博士，一直在研究是哪些因素導致了恐怖主義不斷上升。她被請去參加一個由國際非暴力衝突中心（ICNC）組織的學術研討會，這是一個非盈利的組織，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研討中列舉了許多和平抗議帶來持久性政治變革的例子，很有說服力，其中就有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運動。
切諾韋思也驚訝地發現，沒有人深入全面地比較過非暴力抗議和暴力抗議的成功率，只是選了些成功案例，來說明非暴力抗議的成效。她說：「有人認為非暴力抗議，是實現社會重大變革的有效手段，這一想法激發了我。」
她與ICNC的研究員斯蒂芬（Maria Stephan）合作，對從1900年到2006年期間的關於和平抵抗和社會運動的文獻進行了深入研究，隨後也與這一領域的其他專家共同分析了這些數據。他們主要分析的是以政變為目標的運動。如果是在運動高峰期一年以內實現了目標，並且成果是由運動直接促成，那麼運動就算是成功的，由外國軍隊介入而引起的政變則不能算數。如果運動中出現了爆炸、綁架、基礎設施損毀，或是其他人身傷害及財產損失，則被視為暴力運動。
切諾韋思說：「我們把非暴力的抵抗活動當成一種策略，用了一套非常嚴格的標凖來評測。」（在切諾韋思和斯蒂芬的研究中，印度的獨立運動就被排除在外。儘管抗議本身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但駐守印度的英國軍方被認為是運動的決定因素。）
研究共匯總了323起暴力及非暴力活動，最後出版成書，名為《和平抗議何以有效：非暴力衝突的策略邏輯》（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相當震撼。
人多力量大
總體而言，非暴力運動的成功率是武裝運動的兩倍，有53%的非暴力運動導致了政治變革，而武裝運動則為26%。
這當中有一部分是人數原因。切諾韋思表示，非暴力運動可以召集到更多的人參加，參與人群更為廣泛，會嚴重擾亂正常的城市生活及社會運轉，因此更容易成功。
在研究的25起大規模運動中，有20起是非暴力運動，有14起取得了徹底的成功。非暴力的運動能吸引更多人來參加（20萬），是參加暴力運動人數（5萬）的4倍。
譬如，菲律賓反對馬科斯政權的人民力量運動在高峰時有200萬人參與，巴西1984年至1985年間的起義有100萬人參與，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有50萬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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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諾韋思說：「在集結力量對抗根深蒂固的政權或是官員時，人數是非常重要的，確實能夠形成重大挑戰和威脅。」非暴力的抗議似乎是最好的方法，能贏得最廣泛的支持。
如果能有3.5%的民眾積極參與其中，就一定會成功。
「如果一場運動在最高峰時能有3.5%的民眾參與，就沒有失敗的。」切諾韋思稱這個現象為「3.5%定律」。除了人民力量運動外，成功的還有20世紀80年代末愛沙尼亞的歌唱革命，以及2003年初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
切諾韋思坦承，她最初也被研究結果嚇了一跳。但她現在有了充分的理由來說明，非暴力的抗議為何能夠獲得如此高的支持。顯而易見的一點是，暴力抗議會將痛惡流血，或是害怕流血衝突的人排除在外，而和平示威則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
切諾韋思指出，非暴力的抗議對身體方面的限制也比較少。罷工並不需要身強體健，但是暴力活動則主要依靠身體強壯的年輕人。雖然許多非暴力抗議的形式也包含極大風險，譬如中國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的做法。切諾韋思還認為，非暴力活動可以公開傳播，這意味著運動會傳播給廣大的民眾。而暴力活動需要武器供應，一般是更為隱秘的地下活動，可能很難廣達普通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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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贏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非暴力活動也更容易獲得警察和軍隊的支持——而這些人正是政府所需要依靠他們來維護秩序的。
在數百萬人參加的街頭和平抗議中，安全部隊的成員更有可能擔心家人或朋友也在人群中，所以他們無法鎮壓示威。切諾韋思說：「又或者當他們僅僅是看到參與的人數時，就會覺得大勢已去，並不想隨之傾覆。」
就具體所使用的方法，切諾韋思表示，發動大罷工「如果不是非暴力抵抗中有力的一個辦法，也可能是最有力的其中之一」。但罷工確實也會給個人造成損失，因為其他形式的抗議都可以是完全匿名的。她舉例說，在南非的種族隔離時期，黑人消費者拒絶購買白人老闆公司的產品，結果造成白人精英階層出現經濟危機，最終使得南非在90年代初結束了種族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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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諾韋思說：「與武裝活動相比，非暴力抗議的參與方式更多，而且不會將人置於那麼危險的境地，在參與人數多的時候更明顯。非暴力抵抗的方法也很多，民眾比較容易找到直接參與的辦法，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造成干擾。」
一個神奇的數字
這些都說得很籠統，雖然和平抗議的成功率是武裝衝突的兩倍，但仍有47%的概率是失敗。切諾韋思和斯蒂芬在書中寫道，失敗有時候是因為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力量來「瓦解對手的統治根基，並在受到打壓時仍然保持韌性」。但也有一些規模相對較大的非暴力抗議遭遇失敗，譬如20世紀50年代東德發生的反對共產黨的抗議活動，最多時有40萬人參加（約佔總人口的2%），但仍未能帶來變革。
切諾韋思的數據顯示，只有當參加非暴力抗議的人數達到總人口的3.5%時，才能成功，要達到這個比例絶非易事。這在英國相當要有230萬人參與（約合英國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人口的兩倍），而在美國則需要1100萬人，比整個紐約市的人口還要多。
但事實仍然是，要想得到這麼多人的支持，非暴力運動是唯一可靠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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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諾韋思和斯蒂芬最初的研究在2011年首次發表，之後備受關注。印第安納州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研究和平抗議的錢德勒（Matthew Chandler）說：「她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有極大的影響力。」
布拉姆森（Isabel Bramsen）目前正在哥本哈根大學（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研究國際衝突問題，同樣認為切諾韋思和斯蒂芬的研究結果非常令人信服。她說：「非暴力手段比暴力的形式更有可能成功，這是該領域不爭的事實。」
至於「3.5%定律」，她表示，雖然3.5%相對只是少數，但如果有這麼多人參加，很可能表示有更多的人默認贊成。
研究人員現正在尋找導致運動成功或失敗的因素。布拉姆森和錢德勒都強調，抗議者們團結一致非常重要。
布拉姆森列舉了2011年巴林抗議失敗的例子。運動最初集結了許多抗議者，但內部很快分裂成相互競爭的派別。布拉姆森認為，分裂導致運動凝聚力喪失，至此這場運動沒能積聚起改變的動力。
切諾韋思目前開始關注美國的運動，譬如黑人的生命同樣重要運動，以及2017年的婦女遊行。反抗滅絶運動也受到了她的關注，這項運動最近因為瑞典環保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的加入而風行。切諾韋思說：「他們在抗議許多人習以為常的事情，但運動本身相當縝密而且講求策略，非常了解如何開展非暴力的抵抗運動，並借此來教育民眾。」
切諾韋思希望歷史書能夠更加關注非暴力運動，而不是過多關注戰爭。她說：「我們所講述的歷史很多都著眼於武裝暴力，即使是一場徹底的災難也總要在其中找出勝利的成分，卻忽視了和平抗議的成功之處。」
「普通民眾一直都在進行非常英勇的活動，這些活動正在改變世界的方式，值得關注和頌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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