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非暴力革命有时会失败

——对中国、巴拿马和肯尼亚公民抵抗运动的考察分析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来到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学术网络研讨系列。我是派屈克。今天我们的研讨课题是“为什么非暴力革命有时会失败——对中国、巴拿马和肯尼亚公民抵抗运动的考察分析(1985-1992)”。今天的演讲者是莎伦·艾瑞克森·耐珀斯塔德博士，她是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非暴力革命》一书的作者。她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曾在圣母大学国际和平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兴趣在社会运动、非暴力抵抗和宗教。她著有多篇论文和三部著作：《非暴力革命：20世纪末的公民抵抗运动》（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犁头运动［1］中的宗教和抗争》（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灵魂的信念：中美洲团结运动的宗教、文化和机构》（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犁头运动中的宗教和抗争》一书获得美国社会学会颁发的2009年杰出著作奖。

莎伦：谢谢！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就《为什么非暴力革命有时会失败：对中国、巴拿马和肯尼亚公民抵抗运动的考察（1985-1992）》这个题目做一个演讲。众所周知，在印度的独立运动中，圣雄甘地［2］向世界证明了非暴力抵抗的成效。从那以后，历史见证了非暴力力量如何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推翻了强权。有很多研究都以详实的证据证明了非暴力的作用和非暴力如何发挥作用。然而，人们大多关注于成功的案例，却忽视了失败的案例。我认为注重失败案例的研究同样重要，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 能够让我们了解导致运动失败的内耗问题；

2. 有助于我们分析政权为维护权力采取的对策；

3. 反思公民运动如何预见与解决这些问题。

在今天的研讨中，我将集中讨论三个没有成功改变政权的非暴力运动案例，其中包括：

1. 中国天安门民主运动（1989）；

2. 巴拿马反对诺列加［3］军人政权的斗争（1987-1989）；

3. 肯尼亚反对丹尼尔·莫伊［4］的斗争（1985-1992）。

演示（1）公民抵抗运动的战略

收回许可，拒绝合作

亨利·戴维·梭罗

甘地

亨利·戴维·梭罗［5］和甘地奠定了非暴力运动的战略基础。他们认为，政权必须基于民众的支持，对这一理论的理解会改变对政治权力的认识。许多人相信政治权力主要集中在统治精英，人们相信他们代表民众制定法律、统治国家。但当统治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变得日益腐败和专制时，会有几种方式改变政权。在民主政体下，人们可以选举新的领导。当合法选举无法进行，或寻求改变的制度机制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或顺从统治，或以暴力摧毁政权。换句话说，在传统的政治权力建构中，拥有的是暴力的力量。非暴力抗争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非暴力抵抗者相信，统治者的权力源于人民的许可和支持。政治理论家吉恩·夏普博士指出，人民有多种权力：人民们可以给予统治者权力并予以合作，也可以收回权力并拒绝合作。如果人民选择后者，就没有必要对政权进行暴力攻击。因为统治者会失去权力，政权会随之跨台。

那么，人民都有什么样的权力呢？

1. 拒绝承认统治者的合法性；

2. 拒绝与政权合作或遵从法律；

3. 拒绝为政府工作，通常使用罢工。当罢工全面展开，经济受到破坏，政府不能正常运转；

4. 公民可以挑战服从政权的意识形态；

5. 对物质资源的控制构成另外一种权力资源，如果人们拒绝付税或购买政府提供的服务，国库将会枯竭；

6. 政府要依赖安全部门制裁挑战权威的人。警察和军队可以自己决定是保持对政权的忠诚，还是站在反对者一边。如果安全部队拒绝执行命令，或倒向反对者，政权就失去了制裁公民的能力。

公民如果具有这上6种权力，统治者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

夏普指出：如果人们拒绝与政府合作，坚决采取不服从和蔑视的态度，政府和管理系统就无法得到最基本的资源……人们可以不遵守法律，工人罢工，这将导致经济瘫痪。各机构拒绝执行上级的指示。军人和警察在镇压时也可能消极怠工，甚至发生兵变。如果人们在足够大的范围内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这样做，政府及其管理系统就会失去权力……它们的权力就会终结。

在许多国家，人们运用有效的非暴力战略推翻了政权。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在夏普的模型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演示（2）夏普模型中缺失的部分

1. 国际因素的作用；

2. 政权的对策。

首先，夏普强调了统治者的权力源自人民的合作。但是，权力也可能来自国际势力，比如其它国家政府或全球经济体系。

第二，夏普没有着重强调政权的对策。就像下棋一样，输赢不只在于一方的棋艺，而取决于双方的策略。在本报告中，我将对中国、巴拿马和肯尼亚发生的非暴力运动做一个简短的回顾，然后就运动内部的困境及其政权的对策做一个分析。

让我们从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民主运动开始。

这场民主运动实际上从1988年春天就开始了。当时北京有很多学生开始讨论民主，日益凸显的经济、腐败和政治迫害等问题。学生等到了一个行动的绝佳时机：1989年春天，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学生通过悼念活动公开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并迅速组织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作为运动的协调机构。“高自联”首先宣布罢课，对此，中共在《人民日报》社论中试图抹黑学生“制造动乱”。被激怒的学生决定示威游行，从而动员起数十万民众。但他们的行动没有得到具体的结果，政府没有做出任何让步。5月中旬，学生决定以绝食抗争。绝食引起了更加强烈的反响，上百万人拥向天安门广场。绝食战术获得了民众支持的显著成效，但在学生运动领导层出现了分歧，一些学生领袖主张停止绝食，与政府谈判，另一些人则主张采取更为激进的策略。最后学生采取的策略之一，是争取军队的支持。

当运动开始时，有2万军队开进北京，争取军队的支持是很有希望的，特别是有些军人的朋友和亲属也参加了运动。学生恳请军队保护人民而不是政府，这一招初见成效，一些警察和士兵与学生一起游行，还有一些拒绝对学生采取强制手段。5月20日，政府宣布戒严后，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市民迅速设置路障，包围了坦克，几天后军队被迫撤退，市民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这一势头被运动内部日益加剧的分歧所破坏。学生中有北京和外地之争，北京学生中有和谈派和对抗派之争，还有学生和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学生认为自己是先锋力量，工人的加入并不总是受到欢迎。这些分歧和矛盾使得民主力量不能统一行动，导致运动的停滞。除了内部分歧，他们还面临军队的镇压。

民主女神像

“64”结束后的军事占领

1989年6月初，军队开进北京，市民再次挺身阻止坦克。由于气愤已极，人们的情感开始失控，非暴力原则被打破。市民向坦克投掷石头和燃烧瓶，军队奉命武力清场，在这一过程中数千人遭到屠杀。军队6月4日凌晨抵达天安门广场，命令学生离开，否则后果自负。学生以投票的方式最终决定离开。25分钟内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占领结束，民主运动宣告终结。

另一个案例是巴拿马的公民运动（1987-1989）。 

诺列加将军从1984年掌握大权。上台伊始，他就因贩卖毒品、洗钱和买卖武器受到马拿马人的反感，但有组织的抵抗并没有出现。1987年夏天，诺列加迫使军区参谋长罗伯特·迪亚兹·埃雷拉退休 。罗伯特接受一家电台采访作为反击，谴责诺列加选举舞弊，在飞机上放置炸弹企图杀害巴拿马前任领导人。这些公开谴责引起了人们的愤怒。第二天，许多政治家从议会走上街头，数千民众前往响应，诺列加派警察驱散人群。然而，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抗议者，示威继续进行。这些示威游行使巴拿马的商会领袖奥雷利奥·巴里亚看到希望，他认为人民可以通过非暴力手段推翻诺列加政权。为此，他组织发起了全国公民运动。很快，专业人士、商人、教会、工会和民间数百个团体加入了公民运动。

在之后的几天里，巴拿马人每天中午和下午6时用敲打盆罐、吹响牛角、挥舞白布来表达对诺列加的抗议。紧接着，公民运动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987年7月，10余万巴拿马人身着公民运动标志服装——白色服装走上街头。在游行示威路线的两边，人们在窗台和阳台上挥舞着白色毛巾和床单。运动还发起了总罢工，使商业活动停止，银行关门。银行关门对经济的冲击很大，据估计，外国投资者收回了30-40亿美元的投资。地方商业领袖也纷纷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纳税。短短数天内，巴拿马政府元气大伤。

面对公民运动，诺列加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他中止宪法权利，审查报纸，命令军队占领首都。但是公民运动没有退缩，人们继续罢工，继续每天敲盆吹牛角，挥舞白布。公民运动领袖还要求教堂做特别的弥撒，数千民众来到教堂，与握有自动化武器和手榴弹的军队对抗。政府宣布“戒严”，军队向人群发射催泪弹，鸣枪警告，军用直升机低空盘旋在教堂上空。同时，参加公民运动的商界领袖开始受到报复：他们的贷款遭到拒绝，进口许可被取消，还不时受到突击审查，生意在纵火和爆炸中被摧毁。

直接压力没有产生效果，于是诺列加改变策略，制造公民运动内部矛盾，使其分化。他宣称公民运动领袖是富豪，发动运动是为自己寻求利益最大化，只有他才真正代表穷人的利益。诺列加还利用巴拿巴存在已久的种族问题，声称反对派领导人大多数是持种族偏见的白人，与背后操纵运动的美国勾引，以达到控制马拿马运河的目的。诺列加的挑拨并没有奏效，巴拿马各种族、各阶层以及各种思想倾向的人都希望诺列加下台。但诺列加采取了两个有效策略，最终控制了局势。

一是保持巴拿马国防军的忠实。他允许国防军以政府机关的名义敛财，还允许他们从借道巴拿马移民美国的古巴人那里索取高额贿赂，每个签证收费3千-1万美金。虽然军队中反对诺诺加的呼声也很高，但并未出现兵变。

二是应对国际制裁。1987年末，美国取消了对巴拿马8千万美金的援助，并要求国际社会停止援助巴拿马。1988年，美国佛罗里达法院大陪审团以“贩毒罪”起诉诺列加，冻结了巴拿马在美国银行3亿美元的资产，暂停缴纳1亿1千5百万美国在巴拿马企业的税赋。同年3月，美国宣布停止与巴拿马进出口贸易往来，冻结巴拿马在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诺列加因为缺少资金，无法为15万政府工作人员支付薪水，但军队例外。为了解除财政危机，诺列加开始寻求其它国家的支持。

演示（3）一组图片

卡斯特罗和诺加列

老布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

巴拿马将军

游行民众手上的标语牌“凶手诺列加”

如图所示，诺列加从古巴、尼加拉瓜等反美国家获得了支持。第一个支持他的是利比亚的卡扎菲，给了诺列加2400万美元紧急贷款。古巴则帮助利比亚印刷货币。这些援助让诺列加政权得以喘息。

虽然公民运动还在持续，但最终没有颠覆诺列加政权。诺列加一直盘踞高位，直到1989年12月，美国派军队开进巴拿马，数小时内击败巴拿马国防军。几天之后，诺列加被带到迈阿密，接受贩卖毒品和洗钱罪的指控。

最后一个案例是肯尼亚反对总统丹尼尔·莫伊的斗争（1985-1992）。

2002年10月，莫伊在肯尼亚独立日

1978年，莫伊开始执掌大权。莫伊属于少数族裔卡伦津族人，他意识到身边到处是与他旨趣、利益迥异的政治家、军队首脑、公务员和商业领袖。于是他开始从政府中排除基库尤族人，以少数族裔取而代之。接着他加强对安全部队的掌控，限制集会权利。1982年，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条例，使莫伊所在的执政党成为唯一合法的党派。莫伊还加强了镇压手段，包括使用酷刑。

反对莫伊的公民运动始于1985年，这年2月，内罗毕大学的学生举行罢课，政府严令学生恢复上课，遭到学生抵制，数千人聚集示威。防暴警察驱散了人群，逮捕了数百人，一名学生在冲突中死亡。当校园抗争受到镇压时，肯尼亚教会的牧师通过布道谴责政府，成为政府最有力的批判者。很快，教会成为外国记者的信息中心。记者的报道使更多人了解到肯尼亚的政治形势。1986-1987年，有4万肯尼亚人参加了超过100次罢工。

学生被镇压

肯尼亚反莫伊暴动

军队镇压

莫伊加大了镇压力度，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特赦等组织发布了肯尼亚恶劣的人权记录。1991年，国际社会决定暂停数亿美元对肯尼亚未决的政治经济改革援助。严重依赖国际援助的莫伊政权面临选择：是政治让步，还是面对螺旋式下滑的经济和愈演愈烈的对抗？莫伊决定通过稳定经济来保持权力。他宣布多党选举将在1992年举行，反对党立即组织了民主促进会（FORD）。但是第一个迅速制胜的机会因运动内部的分化而烟消云散。很快，民主促进会就一分为三：一是多民族的联盟，二是基库尤族，三是从北部地区来的基库尤族商业领袖人物组建的民主党派。

在反对派开始分裂时，莫伊正在为大选积极筹划。首先，他在1992年初挑起被称为“族群毁灭”的族群对抗，导致1500人死亡，30万人无家可归。政府拒绝干预，但有证据表明，政府为袭击者提供了武器和资金。当消息传开，莫伊威胁说，多党制将加剧族群仇恨，武力将毁灭国家。莫伊的第二个策略，是通过与肯尼亚的捐助者实行一个选举的“C减计划”。这个计划将合理地帮助莫伊获得大选：否决民主党阵营的集会请求，为反对党在预选中设置障碍；拒绝反对党领导人进入一些地区，使反对党没有机会与当地选民接触；以自己的个人喜好筹备选举委员会，拒绝上百万年轻人注册投票；拒绝像“国家选举监督团体”这样的组织参与选举观察；反对党直到选举的前二天才能够接触到国家控制的媒体；有些候选人受到阻挠，无法提交提名文件，意味着莫伊的候选人会自动获得议会席位。

因为莫伊的这些策略，使他不必在选举日采取进一步行动，因为在预选中他已做足功夫，必然赢得此次选举。

“不要杀肯尼亚人，我们只想安静地投票。”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投票违规操作，但这在投票站表现得并不明显，观察家看到的是，人们踊跃投票并很少受到干扰。选举的结果是反对党赢得了大概三分之二的民众投票，但投票被分流到分裂的三个部分，莫伊以三分之一投票继续当政。

很多分析家指责反对党，认为他们陷于种族间对立，造成选举失败。而另一些分析家则认为，即使反对党团结一致，也几乎没有获胜机会。莫伊的策略是如此微妙，而且几乎在大选日前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莫伊使国际援助者相信，选举足够公平，可以恢复援助。选举观察家知道其中有很多问题，但最终结果是选举过程达到了“C减计划”的目的。选举结果被多数国家认可，给肯尼亚的国际援助得以恢复。莫伊继续身居总统之位，成功地控制国家权力接近四分之一世纪，直到2002年退休。

这三个案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的公民运动策划，和各种公民运动力量的兴起还不足以达到胜利的目标。公民力量可以限制权力，可以拒绝服从与合作，可以控制各种物质资源，但仍然不能推翻政府。在我看来，肯尼亚公民运动主要是被对手的计谋挫败，以及内部矛盾使他们无法找到合作的共同点。仔细考察中共、诺列加和莫伊的策略，除了镇压之外，这些当权者都采取了以下三个应对策略：

1. 分化瓦解公民运动；

2. 努力保持军队忠诚；

3. 成功消解国际制裁。

让我稍微花点时间谈一谈当权者是怎样分化公民运动的。诺列加和莫伊都着力于在公民运动中制造紧张关系。诺列加以公民领袖的种族和阶层利益、动机制造矛盾。但由于诺列加本人的声誉很差，多数巴拿马人并不信任他。莫伊在利用种族关系制造分裂方面则更为成功。这两个国家都存在长期的种族矛盾，为什么莫伊成功地打了种族牌而诺列加却没有？原因就在于诺列加没有操纵种族矛盾的后备方案，而莫伊在发动种族袭击，导致上千人死亡，数十万人无家可归的同时，挑拨种族间的关系，宣称基库尤族领袖如果选举获胜，将加剧族群冲突。使得反种族歧视情绪在肯尼亚少数族群中陡然高涨，暴力冲突也使人们相信族群间的对抗如此激烈，合作将会非常困难。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巴拿马，所有种族背景的人都深受苦难，社会地位都低下，人们团结一心要把诺列加政权赶下台。但在肯尼亚，一些阶层和族裔因政治压制反对莫伊，另一些阶层和族裔却担心莫伊倒台会失去既得利益，因此不愿意加入反对派阵营。

当权者保持军队忠诚的问题，在三个案例中都很突出。

莫伊比较成功地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势力，因为他来自少数民族，这让他比大多数基库尤人更能保证自己部族的利益。換句话说，少数民族的利益变成了对政权的忠诚。然而，诺列加还有更缜密的策略来保持武装部队的忠诚。首先，他告诫军队对他本人的攻击就是对整个制度的攻击，没有人想消灭这个让他们变得如此富裕的制度。第二，凡是他怀疑不忠的人都被调去守卫边防，或提前退休。而那些一心一意的支持者和效忠者则会得到提升。第三，他残酷镇压试图反对他的人，并施以重刑。对那些试图反叛，但因计划不周导致失败的人更是如此。诺列加曾将卷入政变的10多人判刑20年，关在没有光线和厕所的地牢里。中国的案例则显示了另外一种统治者维持权力的策略。事实表明，中共意识到军队有可能靠不住，因此中共首脑从北京以外的地区调集了多达30万的额外军力。由于新闻媒体受到严格控制，这些外来的军人没有受到示威者的感化，不清楚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事。有些报道甚至说，大量部队来自内蒙古，这些人不会讲普通话，不能与和平示威者沟通，也不可能质疑上级的命令。

这些案例表明，军队如果担心会失去某些利益，就会保持忠诚。巴拿马人极少反抗，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利益。肯尼亚的军队保持忠诚，是因为他们认为反抗会引起种族冲突和歧视。如果当权者不能给予利益，军队就没有必要维护政权。

现在我来谈一谈消解国际制裁的问题。有分析家认为经济制裁通常并无效果，因为统治者可以采取行动抑制制裁造成的影响。这些行动包括寻找新的市场以挽回损失；重建国内经济，变得更加独立自主；依赖同盟提供进、出口贸易。从巴拿马和肯尼亚的案例中，还可以看到另外两种对抗制裁的策略。巴拿马的诺列加政权吸引其它国家的援助，将经济制裁的影响降到最低，以维持统治地位。诺列加宣称，美国的经济制裁纯粹出于对拉美控制的目的，由此赢得新的联盟。尼加拉瓜、古巴、利比亚确实向巴拿马提供了援助，他们认为诺列加在道义上值得尊敬，因为他对美国的干预进行了反抗，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

诺列加如愿利用制裁赢得了新的支持者，以对抗美国的超级军事力量。莫伊对制裁采取的手段不同。他的策略是让别人以为他尊敬支援者的意愿，事实上，他没有采取任何方式改变制度，只是通过选举计划就使助得以恢复。选举计划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甚至不需要篡改选票就设计安排好了一切。他的计划的大部分内容是大选日之前不久才到达肯尼亚的国际选举观察家难以察觉到的。这使得国际社会认为肯尼亚的选举足够公平，从而恢复了援助，莫伊取得了合法的统治，成为肯尼亚所谓的民选领袖。像诺列加一样，莫伊将制裁变为有利因素。

除了以上提到的策略，还有公民运动内部存在的问题。

第一，公民运动在行动策略上的不同。在中国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部分人主张谈判，而另一部分人主张更激进的对抗。这导致民主运动各派浪费时间互相争斗，难以共同行动。分化还可以在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中产生。在中国的案例中，如果学生能够和数千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工人联合起来就可以扩大行动，但学生忽视了工人的力量。发起运动的北京学生与外地来北京声援的学生也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在他们之间造成极大的不信任，使运动不能统一行动。

第二，公民运动不能坚守非暴力原则。每一个案例中都有一些时候，示威的人群被仇恨和愤怒的情绪所控制，使当权者找到戒严和镇压的借口，也使军队因害怕遭受报复而不愿反叛。

那么公民运动应如何避免这些情况？

首先，人们应坚持非暴力原则。成功的非暴力运动，比如菲律宾和东德，运动的领袖以非暴力技巧训练行动者。当有人出现激愤的情绪时，他们会使这些人冷静下来，以免给政府镇压的口实。如果没有经过训练，我们不能指望人们自然地采取非暴力原则。其次，避免运动内部分化。运动领导人可以采取一些步骤，比如强调人们的共同目标是让当权者下台，从而达到团结的愿景。这并不意味着无视差别，而是强调把建立新政权放在第一步。如果确实有策略上的不同，就应改变技巧，比如从对抗变为议和，这其实可以算作一种战术变化，因为可能在当权者的预料之外，它往往相当有效。为避免族群和地域冲突，应该强调合作是取胜的法宝。如果目标是政权改变，那么所有民族宗教和地域团体都必须团结。还有一个办法是使不同团体自主行动。研究表明，这也是很好的策略，因为政府很难扼杀一个相对分散的运动。但中心的交流网络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如果要激发部队倒戈，公民运动需要寻找瓦解其忠诚的方法。以上案例显示，部队往往因为利益而保持忠诚，公民运动应寻找使忠诚付出更高代价的方法。换句话说，可以提高对倒戈和反叛的奖赏，有很多机制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其中之一是使其付出政治代价。在其它国家的一些民主运动中——比如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公民运动在独立网络上公开行动，他们警告军队，如果执行上级命令，造成流血事件，将会成为CNN和BBC的头条新闻，引起国际社会的遣责。公民运动还可以使其付出更高的道义代价，强调镇压者将作为腐败政权的支持者载入史册，后人将会看到他们是镇压民主和人权运动的刽子手。

最后，公民运动应对国际支援持明智态度。在巴拿马和肯尼亚的案例中，那些意欲帮助公民斗争的国际行动者，都不经意地破坏了运动。国际策划者和活动家相信国际援助的积极作用，但这些案例告诉我们，针对统治者的国际制裁有时存在隐患。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当强大的国家，比如美国对独裁者实施制裁，可能使独裁者找到新的联盟；二，在肯尼亚的案例中，莫伊面临国际援助收回时表示了妥协。这本来是一个赶走莫伊的大好时机，但当援助国家相信莫伊的选举是公平的时候，这个机会丧失了。应由肯尼亚人民决定这个大选是否合法，而不是由那些发达国家做出决定。总之，在外部干预中，国际活动家获得了过大的权力和影响，但他们并不总是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是不是国际援助总是有害于非暴力革命？当然不是。但有一条是明确的：不论国际活动家在革命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本国人民才应具有最大的决定权：决定实施制裁的时间、地点和手段。

总之，要真正为非暴力革命做准备，公民运动需要精明的谋略，还需要对政府的对策做好准备。在这里，我比较多地强调了政府为维持权力而惯用的一些手段，和运动内部常出现的一些问题。然而我必须明确指出，没有一个策略可以保证运动取得成功。即使计划缜密、周详也存在不可控因素。由于事态会随时发生变化，公民运动在斗争的环境中解决这些问题也很困难。但我希望在这个演讲中，更明确一些关键因素和困难，如果这些问题得以解决，胜利的机会就更大。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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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问：为什么只有这几个案例？它们能代表全部失败的非暴力革命吗？

答：不，肯定不能。我并不认为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一切。我的整个研究的目的，是揭示公民运动面临的常见问题，观察政府的应对手段。我们通常认为政府的手段是镇压，他们确实不得不依赖镇压，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它很多手段。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指出一些常见的政府手段，和一些运动内部问题。这并不能概括一切。我希望这个研究可以给未来的研究者以启发，他们可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系统地考量。肯定有一些策略我没有涉及到，因为案例很有限，但我相信这为未来的研究开拓了新领域。

问：您怎样定义失败？成功一定是以某个特定时间政权的改变为标准吗？一些重大的改变是否也算成功？比如肯尼亚多党制度的介入在2002-2003年终结了“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的统治。

答：是的，我简化了成功或失败的定义。我简单地将成功定义为政权的改变。这当然排除了很多东西。“有时候改变的新政权并没有带来社会变革，我们还可以称之为成功吗？”有人在1986年“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时提出这个问题。是的，有时候独裁者被赶走，新任的民选总統上台，却没有引起普遍的改革，因此我的定义存在局限。我有意这样做，因为建立一个新政权的过程和赶走旧政权的过程是不同的。失败的定义也是如此。比如肯尼亚使多党制度合法化，也进行了多党选举，这是运动取得的成果，但那确实也不是彻底公开的民主程序。抵抗运动如此重要，它会迫使独裁者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简单地定义成功和失败并不公允，它不能反映运动的一些重要成果，虽然它也确实沒有达到让独裁者下台的目标。因此，这并不是完全意义上准确地描述，我只是将重点放在政权改变，让独裁者下台这一面。

问：谢谢您精彩的报告，内容很丰富。我感兴趣的是国际层面，从国际制裁等方面来看很重要，还有刚才你对成功与失败的界定。我常想，天安门大屠杀实际上为1989年东欧的革命揭开了序幕。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很尴尬，因为天安门屠杀，东欧和前苏联可以说后院起了火。

答：要明确衡量天安门事件对东欧和前苏联瓦解的作用是很困难的。当然，如果能采访戈尔巴乔夫，那再好不过了。其实，东欧的领导人确实向中共请教过如何中止东欧的反叛：中共能中止反叛，东欧该怎么做？这里的关键是，东德面临的情况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我们不能再干预这些事件。在东欧，国内事件是我们兄弟国家的内部问题。东欧政府其实想向中共那样实施严厉的镇压。不过，中共的镇压成功了，而东欧却没有成功。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东德的军队拒绝执行命令。这有一部分原因是，东德的大部分军队主要是义务兵，他们不是职业军官，他们有些刚刚被征服役，并不想镇压有自己朋友和家人参加的反抗运动。更何况他们也是一样的平民，关注同样的社会问题。我们当然不知道一些军官或政府要员在1989年如何谈论怎样结束反叛，有人可以做到，有人却做不到，这里有很多因素。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对东德比对中国有更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公民抵抗运动可以不断地从其它成功和失败的斗争中汲取经验教训。

问：当政权掌控了所有的技术，比如封锁网络，阻止信息传播……怎样整合媒体，把消息传播出去？

答：我希望我有答案。这是一个很大的，也很重要的问题。在天安门事件中，国家控制媒体，民主运动人士甚至不知道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无法与其它地方的力量彼此呼应。在其它一些国家，有更多的独立媒体给政府施压。在乌克兰“橙色革命”中，有独立媒体进行观察，使可能发生的镇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有多种形式的媒体，既使在埃及政府封锁了互联网，屏蔽了手机的情况下，人们还是把消息传了出来。希望有媒体专家对此进行研究，找到为公民运动传播消息的办法。我提到的这些案例发生的1980年代，技术手段与现在很不同。对于当前的运动怎样利用国际社会的媒体资源和各种技术，我们还需要进行系统研究。

问：我认为对行动者和示威者来说，最好能多花点时间考虑应对警察的反应。直接地说，就是考虑警察和其他人将来的退休金问题。我认为这方面的考虑欠缺，在如何与警察结盟方面没有投入足够精力。您意见如何？

答：我完全同意。我正在写一篇文章，想更多地理解在什么地方可以建立起警察安全部队与抵抗者的联盟。通常，人们认为两者是相互对立的双方。但在一些紧急事件，比如“橙色革命”中，人们与军队和警察接触，说服他们新政权会解决他们的低收人及生活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在一些研究著作中，也强调了安全部队倒戈的重要性。能做到这一点，胜利的机会就会大很多。我们对此知之甚少，这是个新的研究领域。对警察来说，他们会算计利益得失，公民运动可以考虑从这个地方着手与他们结盟。我们没有很多这方面的信息，我想你是对的。这很难，特别是当警方已经开始镇压的时候，就更难跨过这一步。我希望将来的研究者能多多做研究，使公民运动可以从中获益。

问：这三个案例都提到了要保持军队和人民的忠诚，主要是看他们是不是有所丧失。他们可能害怕因为种族冲突而失去既得利益，可能担心在军队中失去工作。但另一面，您认为运动怎样才能更好地强调和承诺革命成功后的利益呢？

答：这涉及多方力量。公民运动方面要说服军队结盟，政权也会尽力保持军队忠诚。也有些结构性的因素，比如最近发生在埃及的革命，军队确实与抗议的人民联盟，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还发现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但是还有另一点:穆巴拉克准备让他的儿子继承大权。他儿子则计划将军队产业私有化，埃及的军队不仅是国防力量，也拥有很多企业和地产。穆巴拉克的儿子上台将意味着军队丧失产业，军队和经济权势结合起来的结构很复杂，这方面缺少研究。是的，军队要算计得失：维持忠诚有什么好处，与抗议者结盟又会损失什么？不仅是公民运动要怎样做，还有政府会怎样做，加上结构因素，军队的类型及服役军人与军官的比例，公民抵抗运动必须看到大局，找到最好的战略时机。简单地申明代价的付出还不够。有一些简单的事情抵抗者可以做，比如像1979年的伊朗革命，公民运动给军队提供便装，给他们钱让他们回家与亲人团聚，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困难的是，公民运动必须弄清楚军队的利益所在，既使他们并不认为政府那么好，他们可能仍然会保持忠诚，这很复杂，这有关政权与抵抗者双方的利益和威慑，以及结构问题的反映。

问：您提到了埃及，您如何看叙利亚革命？叙利亚的军队倒戈更难、更复杂。您对此有何见解？

答：是很复杂，叙利亚的宗派问题很特殊，许多军官来自少数派的阿拉维人，他们在社会上享有特权，对当权者保持忠诚。部队的士兵则大多是逊尼派，他们不想镇压群众，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与被镇压的民众相似。总得来说，埃及的军队是整体与反抗者联盟，但叙利亚则是个体联盟，显示了宗派分离，这可能会导致内战，叙利亚程很可能会陷入混乱的分裂战争。必须认真对待种族或宗派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叙利亚军队都享有种族上的特权。有些人会分裂，有些人会忠诚。当分裂时，他们会建立不同群体的军队，这成为内战的根源。我认为宗派群体在叙利亚是个严峻的问题，和埃及的情况大为不同。

问：这里，我们把两个有关暴力的问题合在一起，以南非种族隔离为例，您认为非暴力抵抗运动是不是也可从暴力中获益？就安全部队的倒戈而言，有可能引发非暴力革命中的暴力行动吗？

答：第一个问题，当有公民运动，又有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的情况下，是不是公民运动会从中获益？我并不能给出满意的答复，但它确实起作用。美国民权运动中，马丁·路德·金比马尔科母·艾克斯显示出更和平、非暴力的一面。有人据此认为马丁·路德·金更受欢迎、更具影响，我想这与运动的结果混在一起了。事实上，国际社会更支持公民运动，许多非政府组织不愿面对武装曾冲突，因此，公民运动更容易受到声援。但我们并不清楚，在什么时侯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种声援会起作用或反作用。基于安全部队的倒戈属于安全事务，很难说将会怎样发生。像刚才提到的，埃及的运动和军队联盟成为运动的巨大优势；而叙利亚的军队则发生了分裂，一些军人倒戈，一些军人选择武装力量，为内战埋下了隐患。但公民运动仍然要关注这一问题。军队至关重要，激发军队倒戈，或导致危险的内战。军队忠于政府，对公民运动进行镇压也很危险。公民运动即要讲究战略，激励倒戈，又要坚持非暴力。有很多要研讨学习的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关键的问题。不管怎样，安全部队弃暗投明都很重要。

主持人：谢谢您的报告。在我们结束前，您有什么要强调的？

答：我只想强调一点，我的目的不在于指出这些是失败的案例，我的目的在于观察问题，使公民运动认识到这些问题应该怎样处理，采取怎样的战略。同时要看到对手的对应手段，使公民运动更具能力，以达成目标，发展民主。谢谢主办方给我这个报告的机会，也谢谢那些引发思考研究的提问。

（该视频发布于2012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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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美国一些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于1980年代发起的反战反核运动，犁头出自《圣经.以赛亚书》，意为“铸剑为犁，再无刀兵”。1980年9月，丹尼尔·伯利根和他的弟弟菲利普·伯利根等8位犁头运动成员（被称为“犁头八杰”）非法闯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核武器基地破坏核弹头，并在军事文件上面泼血。8人随后被捕。1990年被法院终审判决有期徒刑23个半月。因8人都已被监禁10年，遂当庭获释。

[2] 印度政治家、独立运动领袖甘地的尊称。甘地的非暴力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争取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

[3] 曼纽尔·诺列加（1934年2月11日－），前巴拿马军事强人。1983年8月-1990年初，是巴拿马的实际领导人。1983年诺列加迫使当时的军事领导人巴雷德退休，自任国防军总司令，实际掌握军政大权。1989年5月总统大选，反对党联合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乔勒蒙·恩达拉莸胜，但诺列加宣布选举无效。同年9月，美国对巴拿马实行经济制裁。12月15日，诺列加宣布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并自任国家元首。1989年12月20日，美国布什总统命令美军对巴拿马展开军事行动，推翻了诺列加军事政权，恩达拉就任总统。1990年1月3日，诺列加向美军投降，结束了巴国21年的军人统治。

[4] 丹尼尔·阿拉普·莫伊（1924年9月-），1955年从政，1962年起历任教育部长、地方政府部长、内政部长和副总统等职。1978年，肯尼亚开国总统肯雅塔去世后任代总统和“肯盟”主席，同年10月正式就任总统。此后5次连任总统。2002年，反对党候选人姆瓦伊·基巴基在大选中获胜，结束了肯尼亚的一党专政。

[5] 亨利·戴维·梭罗（1817年7月12日-1862年5月6日），美国作家、哲学家、废奴主义者。最著名的作品有散文集《瓦尔登湖》和《公民不服从》。《瓦尔登湖》记载了梭罗在瓦尔登湖的隐逸生活，《公民不服从》则阐述了面对政府和强权的不义，公民拒绝遵守若干法律的正当性。他对公民不服从的见解影响了托尔斯泰、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人。

何小莲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