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社运的死与生
刚过去的G20汉堡峰会，又不出意料成了各大环保组织、左翼人士、维权行动者等的抗议集结地。除了僵尸过街的行为艺术外，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的无政府主义黑衣团体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事实上，黑衣人到G20这类象征全球化秩序的会场“捣乱”早就是惯例。在2009年的伦敦和2010年的多伦多，G20同样受到了这群人的冲击，而之后的传媒和舆论反应也极其相似：或是谴责，或是不解。人们谴责无政府主义者煽动暴力、攻击资本主义制度，但又对他们从何而来充满好奇。
黑衣人确实神出鬼没。他们往往成群结队，戴黑头盔黑墨镜，身着黑色连帽衫，手持棍棒，肩扛无政府主义旗帜。如今，他们早就不只在正式峰会上走秀，而是出现在了欧美的大街小巷。今年二月，黑衣人在伯克利校园内暴力阻击右翼演讲者Milo，受到舆论一边倒的指责。其后，黑衣人群体频频骚扰校园的右翼演讲者，与白人至上主义者进行街战。另类右翼的领军人物Spencer和Cernovich，先后在大街上遭到袭击。
对极端左翼暴力的指责，已经是自由保守两翼的共识。保守派致力于将黑衣人定性为恐怖分子，自由派则纷纷跳出来与暴民划清界限，主流政治势力们在对暴力的态度上再次达成了默契。
舆论对极左暴力的集体声讨，固然重申了社会底线，却不利于大众理解背后复杂的运动生态。除了少数独狼外，绝大多数极左行为都是有组织的。G20峰会上的黑衣人属于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美国街头的黑衣人则是新一代反法西斯（Anti-fascists，简称Antifa）组织的成员，他们很多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主要以反对极右翼为行动纲领。他们的装束则体现了典型的社会运动黑块 (Black Bloc) 战术，用黑衣遮盖面部，组成队列，用棍棒等与对手进行近战搏斗。
不管传媒如何污名化，以反法西斯组织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势力正在线上线下野蛮生长，从伯克利到波特兰，从纽约到伦敦，黑色战队们成了当下社运绕不开的一道风景。
目前来看，还很难判断这类组织的重现，是否意味着当代社运范式的又一次转换。但至少，我们有必要梳理历史，去思考黑块和反法西斯组织流行的原因。
黑块战术的起源和重现
黑块战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70到80年代风靡欧洲多国的自治运动 (Autonomous Movements)。虽然这场打着公民自治口号的运动跨越了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英国等国，在不同地区呈现截然不同的样貌，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受到情境主义国际等先前运动理念的影响，提倡从日常生活中寻找抗争的源头。
于是，各种对物理地点的占领，构成了自治运动标志性的策略。正是在占领各种空置楼宇、核电站的时候，德国的参与者们最先开发了后来被传媒总结为“黑块”的战术：黑布蒙面是希望通过遮挡面部来减少被警方报复的可能，群体作战则是对之前抗争策略的继承。毕竟早在法国五月风暴期间，就有示威者采用头盔加棍棒的组合与警察周旋了。
黑块起源于自治运动并不令人惊讶。当时正是监控摄像头开始入侵街头的年代，警察开始通过视频录像来辨识嫌疑人。另一方面，虽然整体上社运控制变得更文明了，70年代在欧洲确实出现了暴力回潮。警察常常无故殴打驱赶非暴力的占领者，使得运动参与者迅速激进化。激进化的示威者则促使国家进一步下狠手镇压。这种激进冲突在1981年冬天德国布罗克多夫反核现场达到了顶峰：尽管政府和法院都禁止外人闯入，还是有10万名示威者冒着严寒突破了防线。几千名冲在前面的示威者用棍棒、石头和汽油弹把警察打得落花流水，迫使他们出动直升机空降救兵。因此，这次汉堡G20的抗议，算是黑块回到了大本营，抗议者们运用起来当然也就得心应手。
一般认为，黑块在80年代末就传入美国，但在1999年末的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中才真正大展身手。黑块示威者冲击星巴克、Gap等象征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商店，并试图阻止参会者进入会展中心。
由于美国传媒的社运报道一向非常偏颇，加上国家管制的成功，黑块早期并没有在美国全境扩散开来。黑块在09年匹兹堡的G20抗议中华丽亮相了一次，但那次的集结更多是受到同一年伦敦G20抗议的感染。占领华尔街运动后，黑块尽管受到多方批评，却获得了更高的传媒曝光度。这个时期的黑块大都是广义的无政府主义俱乐部性质（比如Green Mountain Anarchist Collective），虽然也反对法西斯，但核心口号还是反资本主义和反全球化。
最近两年，随着民粹思潮抬头，极右翼不仅公开化更是组织化了。于是，蜇伏的黑块们又回来了，只是这次，反全球化的话语退居二线，反白人至上、反新纳粹成了当务之急。黑块们不仅仅是国际会议外负责堵路烧车的无政府主义青年，也成为了阻击极右翼战线上的先锋。
反法西斯组织的扩散与网络
正式的反法西斯组织活动早在二战前就存在，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欧美反法西斯组织，与当年的运动已无直接的勾连，最多存在一些精神上的继承。然而，这一波新式反法西斯组织的出现，确实也可以找到一些历史和结构性基础。
反法西斯组织的流行一般都和极右翼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联。上世纪80年代，老勒庞在法国多次竞选总统，并于1984年成功进入欧洲议会。同一年，打着自治运动口号的反法西斯组织Section carrément anti Le Pen（绝对反对勒庞组织）在图卢兹成立，随后扩散到法国全境。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战乱，欧洲各地爆发反移民和光头党运动，英国国家党蓄势待发，反法西斯网络又一次浮出水面。比较著名的有英国的Anti-Fascist Action，他们因与新纳粹音乐团体Blood and Honour在街头正面交锋而闻名。因此，这一波黑块反法西斯的崛起，算不上新鲜事。
这些组织如何招募到成员？与其说反法西斯阵线需要大量招募新人，不如说它是已有的组织联系在危机下被激活的产物。不少北美的反法西斯网络，脱胎于更广义的反种族歧视网络。比如旗下有好多分会的Torch Antifa网络就是在1988年成立的Anti-Racist Action Network基础上孕育出来。还有许多反法西斯分部，则直接受益于已有的无政府主义网络。
反法西斯网络的完全去中心化，也有利于运动的快速扩散。基本只要同意反纳粹的抽象理念，任何人都可以在本地召集反法西斯运动。 也是因为以上原因，反法西斯组织的渗透力远超过普通的左派组织，哪怕是欧美内陆的小城镇，都有各种正式非正式反法西斯网络的存在。这种网络类似于欧美社运中经常谈到的快速反应网络（Rapid response network）：它不见得和传统组织一样，有明确的纲领和内部成员规范，但成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通过传播工具快速集结起来。
相比之下，传统左派组织还是超越不了大城市和自由派高校的围墙。成立于80年代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已经是美国分布最广的社会主义组织，然而其覆盖面和反法西斯组织比起来还是差了好多。因此，虽然其他左翼阵营经常批评反法西斯主义的冲动和幼稚，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反法西斯组织基本是唯一一个可以在中部小镇和白人至上团体抗衡的进步势力。
与普通社运组织相比，反法西斯组织因为依托于之前的反种族歧视和无政府主义战线，而拥有更多的独立媒体资源。过去几个月，一个叫做It’s Going Down (IGD)的网站，几乎成了反法西斯组织的官方媒体。各个地方分部的行动视频、照片、成员总结可以实时汇报给IGD，再由后者整理发布，供其他分部学习。
除了线下动员外，反法西斯组织也在疯狂搭建自己的线上网络。虽说地方分部之间互相独立，但是网络信息沟通渠道很丰富。比如纽约和费城分部的官网都加上了世界各地Antifa网络的链接。在推特上，可以看到不同的分部之间、分部与成员之间、分部与激进媒体之间相互关注，频繁互推互评。即使是推特关注者才过一百的地方组织账户，也每天都在更新信息。
一个值得称道的方面是：反法西斯网络上分享的信息不仅仅包含欧美本地的行动，还有很多是全世界各地的社运新闻，从匈牙利示威到巴西全境罢工，都得到了反法西斯组织的关注。两个月前打开推特，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账户在分享广东清远抗议垃圾焚烧的画面。这与往往只转发本地新闻的其他美国左翼组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反法西斯的线上网络，特别是美国的部分建立得并不久。查看各个地方分部的推特账户建立时间即可发现，除了少数大城市的组织，绝大部分账户都是2016年之后才创建。哪怕是伯克利这种左派大本营，其Antifa的账户也是去年11月才建立。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这波反法西斯风潮与极右翼之间的共生关系。
非暴力的迷思
在公众记忆里，反法西斯组织这样崇尚武斗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并不多见。纵观欧美街头运动的历史，70年代后参与者所采取的抗争手法越来越讲求和平，相对来说，警察的暴力镇压也越来越少。
社运范式的转变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首先，相比屡次被写进教科书的非暴力抗争，暴力行动是一种很难传授的策略。它很多时候依赖于参与者的临场应变，而极难被总结成一套模式。强行堵路在一个地方可能屡试不爽，在另一个地方的成功率却可能一直为零。其次，暴力行动往往需要一个超高凝聚力的组织对行动进行协调，同时倾入大量的资源作为后勤支持。因此，信奉暴力行动的组织往往面临后继无人的下场。比如60年代末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DS）中分裂出来的气象员组织，以直接攻击中央政府和金融机构，号召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著称。他们的成员70年代后四分五裂，未能将自己的行动策略教给下一代。反观其他新左派组织，虽然一样走向衰落，但很多成员的子女都成了“学运二代”，在别的组织中继续自己父母的非暴力事业。
除此之外，暴力抗争的衰落更多是欧美社会规训的结果。在长期的社会稳定下，社会运动越发被视作一种和竞选，投票没有区别的利益表达机制。从亨廷顿开始，政治学文献就反复强调，制度参与和非制度参与存在互相替代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民主健全，人们不会想要上街。换句话说，社会运动本身的意义，被扁平化成了投票箱外的不满。
另一方面，互联网普及后，图像传播变得快捷，传媒开始突出社运的规模，以社运动员人数的多少来衡量成败。各种一万以上，甚至十万，百万级别的示威，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眼球。在传媒有意无意的暗示下，社运组织也把重点放在如何一次性吸引更多的人上街上。各种社运的对抗性急剧下降，示威游行和节日游行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
最后，学术圈对暴力和非暴力抗争的研究，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后者有更多的研究经费，更多的常设研究机构（比如ICNC），导致了更多的研究数据和学术研究。几十年来，非暴力总被视作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而暴力抗争，总被认为妨碍了非暴力的动员，给国家镇压留下口实。少有人敢承认，非暴力也阻碍了对暴力抗争手法的探索和实践。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反法西斯组织的兴起，算是逆潮流而动。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公众对暴力行为的支持度有限，也不在乎每次能激发多少人参与。讽刺的是，他们这种表面漫不经心的态度，反而给自己蒙上一层亚文化的气质，吸引了对主流社会运动不满的叛逆白人青年加入。
黑块策略的隐患
但是，尽管反法西斯组织处在上升期，我们很难认为它是成功的。黑块策略本身存在非常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决定了单采纳这一种策略是不够的。
首先，黑衣蒙面固然减少了被摄像机拍到的危险，但同时也关闭了和其他运动组织对话的大门。也许是因为忠于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反法西斯组织确实不和其他组织同进退，其他组织也难以接触到他们的成员。在与美国左派组织沟通时，曾有成员对我表达过对反西斯组织的担忧，他们生怕黑块的冲击会打乱自己的计划。
其他组织成员的担忧，固然印证了欧美社运不断被规训的事实，但反法西斯组织的我行我素，确实也无助于扭转公共舆论和其他兄弟组织对暴力行动的负面印象。
其次，由于面部无法识别，不属于运动的人很容易混进组织。警察完全可以带上面具头盔，假装示威者的一员。这样一来，本来对参与者提供的保护可能反而变成了伤害。
再者，由于黑块战术入门门槛较低，现在的极右翼团体们也学会了这招。若干月前，加州居民Kyle Chapman因为手持盾牌棍棒，怒打Antifa成员，被另类右翼封神为Based Stickman。之后，极右翼们也学着反法西斯组织武装起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身穿白衣，自封为“Proud Boys”（骄傲男孩）。对旁观者来说，这两方卷入的抗议变得困惑无比。黑块与白块互相推搡撕扯，强化了众人对“双方都是暴民”的判断。
最后，黑块战术讲求的隐蔽性并不能真正保护到当事人。随着通讯的发展和欧美立法的倒退，对社运参与者的监控已经可以绕过面部识别。特别是如果参与者携带手机，手机主动发出的消息和被动放出的信号就足以识别出个体。几个月前，就有Black Lives Matter行动者发现在他们游行的过程中，手机会出现白屏，无法发送信息等故障，而NYPD则不置可否。不管怎样，在未来可能的监控技术面前，黑块已经越发沦为一种象征性的视觉摆设。与19世纪中叶巴黎改造后街垒的命运一样，黑块已经渐渐丧失其原有的功能。
黑色战队的单调抗争
反法西斯组织和黑块战术的流行，既可以是当代抗争走向激进的体现，也可以被理解为运动庸俗化和单调化的开始。目前我们看到的反法西斯组织采用的黑块，很多是有名无实：徒有其黑衣的外形，没有其丰富的行动内涵。
也就是说，这一波反法西斯组织垄断了对黑块的解释权，使得人们对运动的想象过度聚焦在着装和视觉表达上，以至于人们以为黑衣就是黑块，黑块就是暴力抗争的代名词，而暴力抗争就是焚烧旗帜、砸烂车辆。事实上，其他与黑块相联系的激进行动，比如长期占领、拒绝付款、全境罢工，其他暴力抗争方式，比如冲击政府、绑架对手、甚至夺取广播、建立武装，都渐渐退居到了幕后。诚然，很多暴力斗争策略并不值得提倡，但缺乏对不同策略的公共讨论，也就无法评估和反思运动的成败。
曾经的左翼运动采用黑块，只是把它看作众多可用战术之一。上文提到的欧洲自治运动中，参与者除了进行黑块示威，更是结合了多种办法，拉拢了各种力量与权力进行阵地战。乘客们拒付车资，家庭故意少付水电费，租不起屋的青年占领空置的公寓，建立社区中心和另类音乐场所。这是不同参与者的协调配合，不同策略的交相辉映。相比之下，反法西斯组织则把黑块作为自己的唯一指导方针，组织的合作也只局限在网络内部。
这种简单粗暴的黑块策略得以流行，正是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模式化的激进策略。在社交媒体迅捷的图像传递前，黑色战队可以成为醒目的文化景观，却难以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它在被复制和传播的过程中，也消解了自身的抵抗性。
自此，我们也看到了当代左翼运动转型的瓶颈，为了让理念传播更广，运动驯服于一种标准程序：要么是模式化的游行示威，要么是模式化的黑块冲突。看似尖锐对立，实则是对共同困境的不同反应方式而已。非暴力难以挑战到权力，而暴力则沦为一种区分敌我的表演，两者都是隔靴搔痒。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美暴力社运的重生，暂时只是当年死躯上开出的几朵野花，耀眼又脆弱的扮相，反而让人怀念起从前的勇武派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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