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日星期二

30多年前中国年轻人追过一个梦,今天的人再也没兴趣谈它了

 

宅少

 thchen

“虽然岁月如流,
什么都会过去,
但总有些东西发生了,
就不能抹煞。”
——作家·王小波
「逝于1997年4月11日」
出自作品:《似水流年》

01.

人类历史上的一些浩荡传奇,往往都是从一缕微光开始的。

1978年岁末,北京亮马河畔的一间农房里,赵振开、姜世伟、黄锐等7名青年,围着一台破油印机忙了三天三夜,印出一大堆纸页。忙完后,大家跑去东四一家饭馆,举杯畅饮,最终决定选出三人,准备将纸页贴往北京各个重要场所。

临别之际,大家落了泪。因为不知此去,能否安全回来。接下来两天,其中三人将那些纸贴满北京的政府单位、纯文学杂志社和清北这样的高校。出发前,赵振开甚至涂改了自行车牌号,以免被人跟踪。

事实证明,情况没那么严重。他们也就跟人大的校警吵了一架而已。没多久,纸页被广大青年看见,大家瞬间兴奋起来。因为赵振开他们张贴的,是建国以来第一份地下文学刊物。他们自办刊物,发表诗歌、小说,是要表达过去十年里被压抑的心情。

那本刊物的名字,叫做《今天》。

创刊之际,赵振开和姜世伟,还特意为对方起了一个笔名。前者给后者起的,叫芒克。

后者给前者起的是: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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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北岛与芒克」

早在1972年,北岛就认识了芒克。那时,他们只能悄悄写诗,不敢发表。相识第二年,北岛写出了《回答》。但1978年发在《今天》创刊号上,为了安全起见把创作时间改成了1976年。广大青年在创刊号上读到这首诗后,内心都像火山一样喷发。不久,有人冒着风险,在那些张贴出来的纸页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随后,《今天》开始定期出版。

从第二期开始,杂志有了稳定的订阅用户。每期1000册,被寄往全国各地。

为保证《今天》顺利运营,芒克从造纸厂旷工,领着6块钱工资,全情投入,害得家里人以为他在从事反革命活动。在他和北岛的努力下,两年间,编辑部出了9期杂志、4种丛书,还组织过数次诗朗诵。

没多久,一首叫《致橡树》的诗,通过杂志传遍全国,惊醒每个青年。一对兄妹在西单看到油印诗句,直接跑去编辑部。弟弟躲在姐姐身后,怯得不敢说话。芒克心说你怕什么,这里又没人打你。

那个姐姐叫顾乡。

她的弟弟,叫顾城。

那两年里,越来越多的手写稿件,被寄往《今天》。其中有两个作者,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评论。前者叫史铁生,后者叫钟阿城。这些人在十年里吸收的养分,开始喷薄出巨大能量。为了让年轻人更好地了解诗歌,编辑部每月在张自忠路4号搞一场作品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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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80年代大幕的《今天》」

不过,轰动一时的《今天》没能熬过1980年。第九期出完,便被查封。编辑部想把它变成内部资料,出了三期,再次被禁。北岛当时在一家杂志社上班,被停职反省。芒克则因旷工数百天被直接开除。

《今天》停刊前夕,芒克喝醉酒在街上撒了一泡尿,对着空荡荡的街头大喊:

“诗人?中国哪有什么诗人?”

此后,他在社会上游荡。一度跑去给人家看大门,一天只能赚一块钱。

一对掀起了飓风的蝴蝶翅膀,就此停歇。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反而成了故事的开端。《今天》创刊前,紧张的时代空气有所松动,西单出了一面墙,社会上出了政论刊物。正是这股风潮,给了杂志诞生的可能。所以在创刊号上,北岛写的第一句话就是: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

历史不单单把机会给到了北岛、芒克。《今天》停刊后,轰轰烈烈的80年代迎面走来,历史用机会砸中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那些青年将一个接一个,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

02.

《今天》发行后,北岛在玉渊潭搞过两次朗诵会。在一块松林环绕的空地上,青年陈凯歌朗诵了《相信未来》和《回答》。那时,凯歌不但在刊物上发表小说,还是《今天》在北电的代理,负责代售刊物。

1978年9月,北岛、芒克在黄锐家提出要自办刊物时,北京电影学院招了一批新生。其中有陈凯歌,还有张艺谋、田壮壮、李少红、霍建起等人。他们都是各单位里沉淀下来的好苗子。开学典礼上,放了两部黑白片,一个《翠堤春晓》一个《方托马斯》,有直升机和比基尼,把张艺谋给看晕了。

入学后,张艺谋非常认真,天天上晚自习,最后回宿舍,三句话不离电影。陈凯歌爱读书,经常写东西。相比于他俩,田壮壮最野,整天趿着鞋,胡子也不刮,满嘴“他妈的”和“我操”。没办法,谁叫人家牛逼呢。他爸田方,是北影厂首任厂长。当初入学考试,他第一个出考场,答的全对。

其他同学埋头苦读,田壮壮就爱上课捣蛋。那时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别他妈上课,上他妈什么课呀。”

每次陈凯歌带新书回来,指点江山,大家争相传阅,田壮壮都不以为然。但过不了多久,书上讲的是什么,他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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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田壮壮(左二)」

三个代表里,当初最风光的,并非陈凯歌,而是田壮壮。大三时,他就把史铁生的小说拍成了《我们的角落》,同学只能打下手。之后拍《小院》《红象》,创下北电学生拍片记录。1982年,这拨人毕业,田直接留在北影厂。倒霉的张艺谋等人,被发配到遥远广西,靠写军令状拍《一个和八个》。电影筹备期,田壮壮跑去广西看老同学,天天给他们买菜做饭。

《一个》为张艺谋们扬名后,田壮壮回京,筹拍《九月》。他妈觉得剧本还不成熟,田壮壮却说够了,从厂里要了45万。片子拍出来,请同学李少红、张建亚去看,都说看不懂。这却成了田壮壮电影的一贯“风格”。

几年后,田壮壮说了句得罪人的话:

“我的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观众看的。”

这时候,陈凯歌坐不住了。带着散文《深谷回声》去广西,拉着张艺谋去陕西采风,要拍电影。厂里不想支持。结果采风回来,给电影厂7个领导汇报,凯歌用三寸不烂之舌,愣是当场说哭了2个副厂长。

随后,陈凯歌和张艺谋去广州找王学圻。三人看着商场里58块钱的皮夹克,直流哈喇子。凯歌还想充大个儿,请王学圻在流花宾馆吃饭,看完菜单就愣了,只好来一句,你说这菜它怎么就这么贵呢?

没钱,但这并不影响陈、张二人创作上的激情。开拍第一场戏,王学圻2点起来定妆,往一座山的山顶跑,吹着冷风直恶心。边跑边想,再也不拍他娘的狗屁电影了。可一下山,凯歌满眼含泪抱住他,不停道谢,王顿时绷不住了。这期间,张艺谋为了画面里的一条白线,天天带人去踩同一条路。有次拍一场重头戏,突然下雨,他和陈赶紧脱上衣,给王学圻披上,让护好戏服。

两人撑着一把伞给机器遮雨。雨水打在身上,陈、张还在那儿聊画面。

后来王学圻回忆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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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时期的陈凯歌、张艺谋和王学圻」

数月后,电影拍出来。远在美国从小看西片长大的洪晃看完,脑袋轰地就炸了,心说中国居然还能有人拍出这种电影?

这部电影,就是《黄土地》。

而就在陈、张合作拍《黄土地》的1983年,西影厂的一个美工,因为严打被抓进监狱。那十个月里,他把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看了一遍。出来后,看到《黄土地》,被其深深打动,瞬间燃起了对中国电影的希望。

这个美工,就是芦苇。

03.

陈凯歌靠《黄土地》声名鹊起时,他的同学,北电录音系的宁瀛正在意大利公费留学。同年,意大利名导贝托鲁奇打算拍一部跟中国有关的电影。为此,他向欧洲五家银行每家贷款500万美元。好莱坞听了,都说他有病。

这部电影,名叫《末代皇帝》。

通过老师介绍,宁瀛认识了贝托鲁奇,帮他在剧本上填充了许多细节。此后,老贝到中国看景,宁瀛成了副导,又是帮忙改剧本,又是满北京找认识溥仪的人,还真在一处大杂院里找到了溥仪在长春时的跟班。

宁瀛说,要是棺材让挖,她肯定挖棺材了。

1986年4月,文化部下发文件,国家级文物单位室内禁止一切拍摄。好巧不巧,共产主义者贝托鲁奇在此之前提交申请,顺利通过。

是年7月,他带着150名中国人、100名意大利人、20名英国人和30名翻译进驻紫禁城,开拍《末代皇帝》。拍摄过程中,他得到了中国政府鼎力支持。譬如溥仪登基那场戏,是在太和殿拍的,史上仅此一例;譬如监狱长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演的,那是胡耀邦的特批;再譬如拍摄期间,伊丽莎白女王访华,希望参观故宫,中方以拍电影为由,愣没让女王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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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和殿里跟拍出来的镜头」

在选角上,贝托鲁奇也握了一把王炸。

演溥仪的,是金球奖提过名的尊龙;演婉容的,是因《小花》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陈冲;演文绣的,我国著名童星邬君梅;演日本间谍的,是大岛渚介绍给他的坂本龙一。著名华人影星卢燕,客串慈禧;中国时尚教母宋怀桂,客串裕隆太后。因为喜欢《黄土地》,贝托鲁奇找陈凯歌,客串了一个门卫。

在天时地利人和下,电影顺利拍完。次年上映,横扫奥斯卡,9提9中。9个大奖里,包括最佳电影配乐,由三个作曲共享。其中一个是坂本龙一,还有一个,是宁瀛推荐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材生,苏聪。

当时宁瀛推荐了三个人,除了苏聪,剩下的两人叫:刘索拉、谭盾。

《末代皇帝》9提9中,狠狠打了美国人的脸,成为80年代奥斯卡难以超越的神迹。陈冲成为第一个去奥斯卡颁奖的中国人;邬君梅打入好莱坞,后来成为奥斯卡终身评委;尊龙的演艺生涯,一度因此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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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颁奖礼上的尊龙和陈冲」

但要说影响最大,反倒是对打酱油的陈凯歌。5年后,他去西影厂找芦苇,请他改一部小说,拿给芦苇的参照剧本,就是《末代皇帝》。

对此,芦苇的原话是:

“《末代皇帝》给我的启发至关重要,它帮我找到了整个故事的历史视角。”

这部电影的名字,你们肯定都知道。它没拿到奥斯卡,但它拿了金棕榈。

1987年,《末代皇帝》的票房,养活了北影厂足足5年。9提9中震惊西方,但这部电影在80年代的中国人看来,不过是老外的奇诡视角。苏聪虽然拿了一个奥斯卡最佳配乐,广大文艺青年也并没往心里去。

提起音乐,他们迷的是摇滚。

04.

陈凯歌第一次参加《今天》的诗朗诵会,是1979年4月8号。

那个月,北京民族文化宫搞了一场服装观摩会,主办人是法国设计师皮尔·卡丹。会上,一个模特对着观众敞开对襟衣裙,台下人吓得直往后退。第二天,《参考消息》就转发香港左派的一篇文章,说饭他妈都吃不饱,还看啥时装表演?

文章的名字,叫《外国人的屁香》。

皮大爷的初次中国行,就这么受挫。幸好在巴黎,他遇到旅居欧洲的宋怀桂,便委托她回国办两件事。第一,组个模特队,第二,开一家叫马克西姆的餐厅。

皮大爷看中宋,是觉得她有过人之处。这位家世不凡的才女,当年爱上外国人,亲自给周总理写信,完成了建国以来第一桩涉外婚姻。

拿皮的话说,就是被扔在沙漠上,宋怀桂也能学会仙人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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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怀桂和她的丈夫」

回国后,宋到处写信、找人、拜访各部门。每次出门,留意街上那些身材条件出众的年轻人。在她看中的人里,有日后的国际名模石凯,有普通工人贡海斌,还有两个演员,一个叫方舒,一个叫张铁林。

方、张二人,都以拍电影为由拒绝,贡海斌却选择留下。其实贡父曾是北京最大的面料商,贡还曾跟刘少奇女儿同班,结果浩劫期遭遇清算。17岁后,贡成了西单洗染店的学徒。但对于美的热爱,深深刻在骨子里。1980年,美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播出后,他花3个月工资买了墨镜。

实际上,不光是贡,80年代初,蛤蟆镜、喇叭裤流行起来后,很多年轻人关于美的意识都觉醒了。但大部分国人,穿的还是70年代的灰绿装。女孩儿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化妆。唯一的化妆品,是防冻的雪花膏,有姑娘用烧黑的筷子描眉,烧热的火剪子烫发,最奢侈的护肤品,也就是鸡蛋清。

1980年底,宋疏通关系,租下鼓楼二层大厅训练模特。28个年轻人用业余时间参与,枯燥培训和家人阻力,很快刷掉一半人。

贡海斌被单位发现后,以“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名被发配到山西烧砖。父母也劝他离开。但这都没能阻止他。次年3月,以他为首的模特队首次登台,展示了皮大爷100件衣服,引起纺织部和外媒高度重视。

4年后,皮大爷在工体举办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时装表演,一万多人观看。同年,宋教母把12名模特带到巴黎,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时尚舞台上展现风采。一群女模特穿越凯旋门的照片,成为80年代美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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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怀桂和她的模特队」

在此之前,1983年9月,北京崇文门西大街2号,马克西姆餐厅隆重开张。

宋做代理时,欧洲人都说皮大爷脑抽了。他们根本想不到,这家餐厅将在中国80年代文艺史上留下多么绚烂的一笔。在那里,时装模特们曾在著名演奏家吕思清的即兴小提琴声中走秀,刘晓庆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时髦,阿兰·德龙办了自己50岁的生日party,贝托鲁奇跟英若诚握手畅聊《末代皇帝》,姜文曾捧着奖杯一脸喜悦地留影,张艺谋曾带巩俐出席派对。

十几年后,一位香港巨星还在马克西姆留下了自己在北京最后的影像。

那个人,就是张国荣。

那张照片上,还有一个青年。80年代的北京,他的影响力,比张国荣大多了。

他的名字,叫做崔健。

据说在马克西姆,他第一次唱出了那首歌: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而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05.

马克西姆开张第二年,北京歌舞团民乐队琵琶演奏员文博,受国外摇滚乐队的启发,想组一支乐队。那时,北京歌舞团小号乐手崔健,已经听过许多破损的打口带,并忍不住为那些磁带绘制封面。最后,他成了这个“七合板乐队”里最年轻的成员,并在政协礼堂,完成首演。

80年代初的北京,弹吉他是倍儿有面子的事。青年们常在后海、故宫、八一湖聚众碴琴,这里面就有孙国庆。崔健属于名气比较大的。1984年,一次演出结束,他抱着吉他唱了一首《草帽歌》,当场给人唱哭了。

第二年,摇滚乐渗透进各个音乐圈子。丁武、何勇、窦唯、王迪等人,纷纷爱上了这种新潮音乐。然而压抑的氛围,也从彼时开始。社会上认定它是流氓音乐,玩摇滚的都被父母骂没出息。是年6月,团里没收乐器,“七合板”解散。四处流窜的摇滚青年们,连个正经排练场合都没有。

那时,有“摇滚传教士”之称的曹平,经常去崔健家吃饭。一天,崔健说不在家吃,把他叫到河堤边,脸色很不好地说了一句:

“曹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这成了崔健第一首原创作品的歌词。

那首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1985年底,北京电影学院食堂,崔健担任吉他手的ADO乐队上台表演,崔健唱了一首Blues风格很重的抒情作品。演到一半,一群CBS记者冲进来摄像,有人把崔健扛到肩上。何勇带着一帮学生,狂呼他的名字。

崔健登时就掉了眼泪。

那天那首歌,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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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把姑娘们给迷的」

随后,崔健带着两首原创作品参加“孔雀杯”歌赛,惨遭淘汰。但通过关系,他顺利拿到1986年“百大歌手联唱”的登台机会,还从歌赛评委王昆手上争取到一次独唱。直到去体育馆,大家都提心吊胆,不知能否上台。演出当天,崔健临时换上王迪的马褂,裤脚一高一低,唱出了《一无所有》。

不久,曹平去道贺,崔健说了句:

“我恨不得管王昆叫妈妈。”

就像北岛、芒克们偷偷张贴《今天》的那个前夜,全社会的青年,一直处在压抑之中。如果说《今天》的出现,给了他们表达自由的狂喜。那么《一无所有》的嘶吼,则直接喊出了一代苦闷年轻人的心声。主办方给了崔健700元稿费录制磁带后,这首歌像风暴一样席卷全国。歌词里那么多“我”字,听哭一大票青年。崔健在摇滚圈的地位,一夜之间,发生巨变。

此后,崔健成了滚圈儿领头人。有人羡慕嫉妒,有人视为榜样。黑豹的秦勇说,他唱完《一无所有》,所有人都跟他走了。1987年,崔健被歌舞团劝退。不久,他去北大演出。在狂热粉丝李国庆等人的组织下,北大成立后援会。这个后援会里,有个叫梁钦宁的,他有个很有名的爷爷,梁漱溟。那年,他拿着爷爷单位“中国文化书院”开的介绍信,才为大家买到崔健首体演唱会的门票。

随着文化界、美学界的推崇,崔健的声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多年后,另一位旗手王朔在《崔健印象》里的原话是:

“我宁愿崔健和他的音乐代表我存在,代表我斗争,代表我信仰,我把重大的责任都交给他了。”

与《今天》被迅速查禁不同,崔健遭遇的官方态度,相当暧昧。公开表演,没说允许,也没说不许。以至于他只能去马克西姆活动。

彼时,马克西姆是北京最豪华的场所。弧度墙镜来自日本,鸢尾花吊灯来自法国,地毯来自苏格兰,服务生是一水儿的男帅哥。一餐花费,大约500元人民币。而北京居民平均工资只有40元。但崔健可以带滚圈人免费进去,掀开地毯,嚎叫整夜。所以,连崔教父也要尊称夜夜身着礼服的宋怀桂一声:

“Madam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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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在马克西姆表演」

1987年,苏聪摘得奥斯卡最佳配乐一事,在崔健的呐喊中变得不值一提。同年,跟陈凯歌合作《黄土地》的张艺谋,在西影厂扶持下,拍了自己第一部电影《红高粱》,两人从此分道扬镳。也就是这年,芒克被阿城介绍去的那家外贸公司宣告解散。万般失落中,他写下长诗《没有时间的时间》:

“这是一个好年头/这人间已落叶纷纷/多么可怜的一个季节呵/它就像一个龙钟的卖艺老人/在伸手拾着地下的钱。”

那时候,《今天》虽然停刊许久。但诗歌的热潮,却在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就在前一年,深圳举办诗歌大展,居然涌出了88个流派,什么野牛派、病房意识、超低空飞行…一涌而上,被讥笑为“中国诗坛的88片尿布”。

同年,北岛、顾城、舒婷等人去成都参加诗会,被无数青年围得走不动路。一个辽宁青年跟着北岛诉说了一天的苦闷,痛苦地用刀扎破自己手心。

而在北京昌平一所高校里,一位年轻诗人,和前辈芒克、北岛一起,成为了北大1986年度五四文学大奖特别奖的获得者。

他的名字,叫做査海生。

06.

1979年,査海生考上北大时,年仅15岁。

那时,油印的《今天》传遍北大校园。法律系的他由此接触文学。这离他第一次使用笔名“海子”写出《亚洲铜》,还有整整5年时间。在他刚入学时,《今天》的创刊人之一,负责美编的黄锐,搞出了另一件大新闻。

早在70年代,美院、画院停止招生,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个培训班,黄锐在那里学画。《今天》闹出动静后,黄锐看到诗人们大放异彩,倍感失落,发现有人在西单那面墙搞画展后,他也想搞一个。

正好1979年9月,美术展览馆要举办全国美展。黄锐就联合马德升、钟阿城、曲磊磊、王克平、李爽等一大帮业余画家,在馆外公园的铁栅栏上,挂满各种奇怪的油画、水墨画、木雕。将其命名为“星星画展”。

在宣传“前言”里,这群青年说:

“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画笔和雕刀参与世界。我们的画里有各自的表情,我们的表情诉说各自的理想。”

于是乎,当天展出的作品,没有一个走的是意识形态下的苏联写实主义。而是一些风格前卫、充满现代感和个人色彩的作品。很多观众前去围观,嚷嚷看不懂,不知道在表达什么。结果这帮参展青年说:

“馆里面的看得懂,要看进去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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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美展上的群众」

没多久,前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连美院师生也跑来看。很快,公园管理人员前来干涉,还有中年妇女说你们画得不美,要去公安局举报。警察还真来了,参展者据理力争,警察也没办法。随后,中国美协主席江丰、美术馆副馆长郁风、首都机场壁画作者袁运生等美术界大拿都来了,给予画展积极评价。参展者由此信心大振。然而第三天,作品被强行没收。

彼时正值国庆,全国文艺工作者在京开代表大会,参展者就拉着“要艺术自由”的标示,走向了长安街。最后,作品全都物归原主。

尽管展出时,很多人表示无法接受,但也有观众在留言簿上写了句话:

“今天参展的人们,可能不是完全明白你们的作品是什么意思,但是明天,在未来,在新的文化出生以后,人们都会想到这个时候。”

不得不说,这位观众很有眼光。

“星星”最终被评论家视为投向中国艺术界的一颗原子弹,成为浩劫后第一场前卫艺术运动,宣告了中国前卫艺术的到来。

“星星”前后办展两次。第一次参展者里,钟阿城画了些钢笔画。展出当天,他还负责把画翻拍洗印,好卖钱。他找的摄影师,来自“四月影会”。

那年4月,45名摄影爱好者在中山公园搞了一个叫“《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展期25天,7万多人参观。作品不光有照片,还抄配诗。这是建国以来首个非官方摄影展。民间组织“四月影会”由此被人熟知。

它的成立,宣告中国摄影艺术“样板化”时代终结,并与“星星画展”、“十二人画展”、“无名画会”一起,构成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

后来,在《中国前卫艺术的兴起》一书中,作者如此阐述道:“之前的几十年间,艺术家被权力和真理所降服,唯唯诺诺、泯然众人,他们被称为艺术工作者,可以被评为劳模,成为众人的道德模范。而‘星星’则将艺术家定位于少数派,定位于不合时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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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当代艺术开端的人」

1980年,第一届“星星”举办后,在全国最权威艺术杂志《美术》上,一个叫栗宪庭的青年执行编辑,写了第一篇介绍它的文章。第二年,栗宪庭又很大胆地在《美术》上刊登了一组作品,名叫《西藏组画》。

画这七幅画的小伙子,1978年高考恢复时,考入央美油画系研究生班。

他的名字,叫做陈丹青。

后来文艺界对他的评价是:

“引导了一个新的风潮,启示了表达我们民族的更为内在和探索精神空间的一代画风,他在作品成为中国当代美术一个无可争议的里程碑。”

就像北电78级拍电影一样,《西藏组画》有着与以往艺术形式截然不同的创作探索,迅速启发了后来者。1983年,栗宪庭因“精神污染”被撤职。两年后,随着气氛宽松,他进入《中国美术报》做专职编辑,并联合同年创刊的《画家》、《美术思潮》、《江苏画刊》等一批艺术杂志,参与推动了美术界的“85新潮”运动,在头版头条上,介绍年轻一代的前卫艺术。

这场“85新潮”,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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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且青涩的陈丹青」

就这样,“星星”成为星火,催生出了一大批更为“不合时宜”的艺术家。

而多年后,《今天》的美编、“星星”发起人之一黄锐,将工作室设在北京一处废旧工厂,并引入“东京艺术工程”,将其改造成一个艺术区。

2003年,它被《时代》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

这个废旧工厂,就是798。

07.

实际上,不光“星星美展”广大群众看不懂,北岛、顾城们的诗流向五湖四海,也没多少人读明白。当时,作家章明写了篇《令人气闷的朦胧》,指责有人故意把诗写得晦涩、怪癖。“朦胧诗”一词因此流行开来。

然而比起诗、画,最不把观众审美放眼里的,是陈凯歌的同学,田壮壮。

从北电毕业后,田壮壮先是做了“第三代导演”凌子风的助理。他首次独立执导《九月》时,把凌子风请去。凌导看完,说:“壮壮,等你下一部出来我再表态吧,你这部我实在是看不懂。”

只能说凌导大意了,没想到接下来田壮壮拍的两部电影,不但他老人家看不懂,连跟着他一起拍电影的人都不知道在干啥。

陈、张二人在陕西拍《黄土地》时,田壮壮拉着蒙古作家江浩,写了个叫《猎场扎撒》的剧本,没通过,然后又写了《盗马贼》。突然一天,《猎场》又让拍了。电影记录牧民日常,影像凌厉,意境深沉,完全颠覆以往的叙事。

片子和《黄土地》一起交上去,《黄》通过审核,《猎场》却迟迟没有答复。

当时,马丁·斯科塞斯看完电影后预言,说田壮壮会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导演。可审片的领导打电话问田壮壮的原话是:

“你这是拍给谁的?谁能看得懂?”

正拍《末代皇帝》的贝托鲁奇看了电影,叫田壮壮赶紧送威尼斯去,因为他是这届电影节的评委。田壮壮不知道威尼斯,根本没往心里去。后来是在荷兰左派纪录片导演伊文思的力荐下,电影才重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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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猎场札撒》」

《猎场》最后全国拷贝为零,却被青年田壮壮视为骄傲。紧接着,他又在西影厂支持下,拍了《盗马贼》。这部比上部更狠,田壮壮冒着风险,将队伍拉进藏区。他要用《盗马贼》表达信仰、生死的哲学命题。电影剔除叙事,直接深入思想。拍摄时,很多人不理解田壮壮在表达什么,田壮壮就骂:

“傻叉,让你拍什么就拍什么不就得了,瞎他妈问什么?”

后来实在拍不下去,田壮壮召开全员大会,把每个章节拎出来,一一解释。

听完后,下面的人来了句:“导演,这电影到底什么意思?”

为了《盗马贼》,田壮壮把心脏病都拍出来了,折进去半条命。高反、发烧,都没能阻止他。有一次勘景,他走路打摆子,众人劝他回去,他手一甩,一个人晃晃悠悠地朝深山走去。还有一次,在河里布置转经筒,水流又急又冷,田壮壮光着膀子就冲进水里。美术霍建起日后想起来说:“那时大家没有任何杂念,就是一门心思做艺术,命都可以不要。”

回北京,田壮壮去后海吃饭,遇到陈凯歌。那天他喝了口冰镇啤酒,当时心脏就不行了。凯歌把他搀到一边,对着夕阳掉眼泪,说:“壮壮,你可不能出事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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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马贼》片场,环境极度恶劣」

《盗马贼》送审后,连伊文思也看不懂了。电影局说,你要想通过,必须大剪。彼时的田壮壮,正在自己最理想的创作状态里。对于《盗马贼》,他有十万分自信。拍摄时,就对摄影侯咏放话,信不信我让你进电影史!

所以后来记者采访他,他才来了一句:“我的电影是拍个下个世纪观众看的。”

结果这话被《大众电影》拎出来,连续批判了两期。田壮壮每天收到成捆的观众来信,全是骂他的。年轻时不可一世的田导,懒得解释。他觉得《盗马贼》表达了自己最想表达的思考,就够了。后来,伊文思又给他打电话,并叫上阿城他爸著名文艺评论家钟惦棐看了一遍。阿城他爸说:“田壮壮前后两部电影,连篇影评都没有,这是中国评论界的耻辱。”

钟老爷子遂即要亲自写一篇。没想到十几天后,突然驾鹤西去。

此后,在创作上刻意与大众保持距离的田壮壮,傲气遭到打击,变得心灰意冷。但他依然改不掉“狗熊”脾气。他拍老舍的《鼓书艺人》,刻意去掉其中的“进步思想”。舒乙说他不尊重原著,两人大吵。田壮壮就说:“要么咱们都到地底下找你爸去,看你爸对这件事是不是有意见?”

那也是1987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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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走向了国际」

那一年,张艺谋带着《红高粱》在柏林摘了一只金熊,把第五代推向国际,震惊了世界。陈凯歌去美国留学,跟洪晃混在了一起。

面对摄影系老谋子的成功,两位导演系同学都憋了一股劲。于是在短短5年后,三人合力把中国电影推向一个高峰。

不过,那都是90年代的故事了。

在那之前,另一波文学的高峰,早就来了。

08.

80年代初,“朦胧诗”一度遭遇猛烈的批评,被称为“社会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星星”扭曲、变形的画作,被视为“老百姓看不懂的玩意儿”。对此,一个颇具社会声望的学者,却大力称赞《今天》是“文学的飞燕”,同时在《文艺报》上发表《画廊美谈》,表达了对前卫艺术的辩护。

这个名叫李泽厚的学者,要是看了《盗马贼》,不知会说些什么。

时间再一次回到1979年。那年,朱光潜在《文艺研究》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弘扬人性和人道主义。随后,美学冲破十年禁区,引起广泛讨论。同年,49岁的李泽厚,花几个月写出一本书稿。此稿先在上海《美学》上发表前三期。1981年,正式出版。

这本书,就是《美的历程》。

80年代初,这本隽永、生动的美学书,大学生几乎人手一本,保守卖出几百万册。它的横空出世,不仅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美学热,更起到“反思历史、解放思想”的作用。一夜之间,人们都关注起与“美”有关的话题,每个人都试图砸碎禁欲时代里的沉重枷锁。

人们纷纷开始思考:“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情感,什么是生活?”

随后,李泽厚成了家喻户晓的学者。无论他去哪儿演讲,都是里三层外三层。无数学子削尖脑袋要考他的研究生。求知若渴的年轻人,一度把李泽厚捧上神坛。北大各专业选修课中,美学总是名列前茅。《历程》突破以往说教的写作手法,影响了一大批人,其中就有在武大中文系教书的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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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版本的《美的历程》」

“美学热”之后,紧跟着是“文化热”。

当时,李泽厚不但为《今天》和“星星”正名,还在80年代三大民间文化机构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中华文化书院”的成员,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文化:中国与世界》创刊前,还曾和他讨论过。这三大民间文化机构里最为一代学人熟知的,便是《走向未来》丛书。

当年这套书在北大,是直接堆在操场上卖的。

1982年,湖南出版社找到学者金观涛,希望出一套提高年轻人学识、修养的丛书。此前,湖南出过一套《走向世界》,都是国外见闻。金觉得没啥意思,希望传播深度,便找到四川出版社,决定做一套人文社科丛书。

由于是编外人员参与编撰,这成了78年后最早的民间策划出版。一通奔走后,严济慈、杜润生、陈翰伯、钱三强等名家成为顾问。随后四处招编委,只要中青年,50岁以上免谈。为此,挨个单位去找人。邀请人也没工钱,自己坐公车,带上馒头,一谈谈几个小时,连口水都喝不上。

最后谈下来的编委,一人每月补贴,也就20块钱。那批编委里,有日后许多大名鼎鼎的学界达人,比如茅于轼、张五常、周其仁、李银河…

不但没酬劳,甚至有一个编委,还赞助了5000块钱。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王岐山。

1983年到1988年,《走向未来》以每年一批的频率,出了5批74种,销量总计1800万册,涵盖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哲学、历史学等各学科最前沿的新知。

它和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一起,成为了80年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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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未来”丛书」

1984年前后,无数的老师、工人、回城知青拿着介绍信,跑去社科院门口堵编委丁学良,向他请教各种社会、民族、国家、历史的大问题。

头一年,丁学良荣获中国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奖”一等奖,出国留学。编委包遵信把他拉到路边小馆子里,叫了一盘长毛的猪头肉和一碟花生米、一瓶 56°的二锅头,叮嘱丁学良,这次出去,有个重要任务:“一定记得要把好书介绍回来。”

在《走向未来》的影响下,80年代涌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日后写《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刘擎、翻译了《数字化生存》的胡泳和《南风窗》的总编辑秦朔。还有个叫钱钢的,写出了引爆市场的《唐山大地震》。

那时,钱钢在军艺文学系上课,班上一共35个人。他有个同学,叫莫言。

当“美学热”“文化热”相继在社会上掀起高潮时,借着这两股热的东风,以莫言为首的一帮文学青年,也迎来了所谓的“历史机会”。

拿郭宝昌看田壮壮《红象》时说的话:“我操,中国要出大师了!”

09.

1983年7月1日,《人民文学》换了新主编,王蒙。上任不久,他就发表了一篇就职宣言,《不仅仅为了文学》。文中写道:

“通过篇篇作品,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看到同时代人的眼泪、欢乐和憧憬,看到我们的民族的艰难而又伟大的振兴,看到我们大家的生活,波澜壮阔,多彩多姿,有时候是沉重的,却始终又是令人眷恋、令人无限向往的生活。”

随后,《人民文学》编委大换血,冰心、孙犁、魏巍等老一批人,被换成了茹志鹃、徐怀中、谌容等新人。

其中还有日后三联的主编,朱伟。

1985年前后,第五代登上舞台,“85美术新潮”掀起艺术革命,年轻人尝试各种新的创作观念。就在那年,王蒙刊发了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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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点击放大,感受一下当年的编选目录」

刘索拉和谭盾、苏聪,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这部小说,是仿照《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黑色幽默手法,记录学院生活,反应了一代青年的迷茫和骚动,充满先锋性。一经刊发,立即引起文坛震动。

随后,《人民文学》继续推出新人。阿城的《棋王》刚在上海发表,杂志就发了他的《孩子王》;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一出来,朱伟就从他手上抢走《爆炸》。本来小说无处发表的马原被挖掘后,顿时成为文坛最热的人物,《人民文学》赶紧召开座谈会,发了《喜马拉雅古歌》。

这拨小说里,一上来影响最大的,一个是《你别无选择》一个是《棋王》。其实这两部小说都是聊天聊出来的。后者是吃涮羊肉,阿城给在座的讲了一个故事,前者是刘索拉讲她的学校生活。大家听完,鼓励他俩写出来。

这两次聚会,都是在李陀家。

早年,李陀也写小说,中途给老婆张暖忻写剧本。1979年,两人写了篇《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提出“变革电影语言”,直接影响第五代的创作。有两年,李陀都快离开文学,跑去跟吴天明、郭宝昌称兄道弟了。

直到1985年,李陀又回归文学圈。他虽然不写,却是圈中核心。任何来京的作家、评论家、找稿子的编辑,都要先去敲他的门。李陀家成了一个人来人往的文学沙龙,整天一帮人嗨聊。他因此被尊称为“陀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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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钟阿城(右)」

1986年,李陀出任《北京文学》的主编。是他接过了王蒙手上的火把,继莫言、马原之后,推出又一波新人。是他把余华《十八岁出远门》放在头条,又在1987年推出苏童的《桑园留念》,并刊发了刘恒的《伏羲伏羲》。

在他不遗余力的推荐下,余华、叶兆言、格非、苏童、孙甘露、北村等一大帮新人,奠定了自己在80年代最初的文坛地位。

1983到1988年间,一批又一批青年抓住了表达风口。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和韩少功的《爸爸爸》,带动《西湖》杂志的杭州会议成为“寻根文学”的起点。不久,莫言的高密传奇、张承志北方的河,也加入进来。寻根还没完,刘索拉的新潮,余华、苏童、马原的先锋,又抓过接力棒。

那时候,整个文学圈,相当亲密无间。

朱伟和李陀、张承志住的很近,经常散步聊天,聊到不肯回家。有年夏天,聊到大半夜,就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来,聊到肚子咕咕响,干脆买了几个西瓜充饥。聊痛快了,等到分手的时候,天都亮了。还有一次,张承志半夜狂敲李陀家门,当时他正在写《金牧场》,憋了20天,找不到一个叙述语言,突然想到《马丁·伊登》可以参考,但这本书只有李陀有。

那时候,即便争论,大家也不伤和气。

李陀和陈建功、郑万隆开会时,李、陈曾毫不避讳地指出郑小说写得不行,把他批得一无是处。郑憋着一口气,很快写出《异乡异闻》系列小说,成了寻根文学的领军人。马原第一次见李陀,张口就说霍桑最伟大,李陀不同意,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争完没结论,李陀先请马原吃了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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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中国青年》笔会,前排左三是朱伟」

据朱伟回忆,那时骑着一辆自行车,可以转遍北京所有重要作家的家。

他在《中国青年》做编辑时,在笔会上认识了陈村;读完《午餐半小时》,当即骑车去雍和宫找了史铁生,把《足球》拿给《人民文学》;他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从王安忆那里拿到《小鲍庄》;最出色的战绩,是在魏公村里,抢到了莫言还没写完的《红高粱》,发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学》上。

后来,《红》被人推荐给张艺谋,朱伟也是初稿编剧。

多少年后,他还记得张艺谋从《老井》外景地赶来,盘腿坐着,眉飞色舞,还记得自己给二稿编剧陈剑雨送稿那天,白天下了雪,夜里路上都是冰。一路上,他的自行车不断在冰缝里滑来滑去,歪歪斜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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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肉时代的莫言」

多少年后,他还记得侃侃而谈的马原,抱怨没被文坛正视,说自己要搞个“喜马拉雅奖”,还记得余华到北京后,经常去他家看电影,看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费里尼的《八部半》。有一次,余华看完伯格曼的《野草莓》,大受震撼,心情无法平静,选择走回家去。

后来,他把自己对伯格曼《呼喊与细语》的热爱,运用在了小说里。

那是他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

后来,朱伟想起这些事,不禁写道:

“那是什么样的岁月啊。”

10.

当然,在那个年月里,并不是所有文学青年,都跑去写小说。王蒙出任《人民文学》主编时,被《今天》感染的査海生刚毕业,被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在学生的要求下,每次下课前,他都要朗诵一首诗。

“85美术新潮”和“85先锋文学”交相辉映那年,对诗歌狂热却一直寂寂无名的他,终于在《草原》上发表了《亚洲铜》。署名“海子”。

次年,《草原》创立诗歌专刊,创刊号发了他的诗剧《遗址》,使海子信心倍增。

那之前,他被诗坛忽视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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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査海生」

80年代轰然而至后,读过北岛、芒克的青年们,一个个都有了写诗的冲动。这种感性、短小、方便流传的文体,迅速掀起一波热潮。这才有了前文说的88个诗歌流派。那时,欧阳江河会在烟盒上写诗,张枣喜欢把诗到处给人看,马松告诉女老师“今夜,我要带你去床上”不叫诗,诗歌是:

“今夜,我要带你去床上,和天边。”

15岁考上北大的海子,也成了潮流中的一员。北大十个学生,有九个自称诗人,几乎每个系都有自己的诗刊。海子开始写诗后,同宿舍那位就此搁笔,把他介绍给骆一禾。不久,海子又在北大团委宿舍见到西川。三人成为挚友,形成一个小圈子。日后被人们称为“北大三剑客”。

在北大,海子埋头写诗,却很少朗读。他和西川、骆一禾积极参加诗歌运动。毕业后,被分配到昌平教书。彼时,昌平尚未开发,只是荒地一片。这里承载不了海子在创作上的野心。但这里的酒馆,允许海子赊账,空旷的街道,足够他在失恋后狂奔。那期间,他在法大做校刊编辑,由他扶持的许多诗社成员,经常在《诗刊》《星星》上发表诗歌。他自己的诗,却无人问津。

1986年,深圳诗歌大展,西川去了,海子却未能出席。

非但如此,海子的长诗,还遭到了前辈朦胧诗人多多的猛烈批评。

对此,海子只能苦闷地喝酒。

以及一次次遥远地出游。

80年代,各地诗人串联是常有的事。一个诗人无论去哪儿,都会被当地的诗人圈子欢迎。在北大,西川接待过无数外地诗人。大家从北大游荡到清华,一路招呼清华诗人去别的学校,聊着诗歌,彻夜无眠。海子先后去过两次四川、西藏。在四川,他收获过友情。在西藏,他留下过恋爱的踪迹。

1988年,路经青海湖一个荒凉之地,他想起拉萨的一位笔友,不禁写道: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一个叫德令哈的地方,从此被后世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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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途中的海子」

那些日子,海子的酒瘾越来越大,可以喝掉一整瓶50度的白酒。每当喝醉,就会说起自己的不如意。在好多诗歌聚会场合,只有《十月》的编辑骆一禾跟他说话。1986年,骆一禾创办栏目《十月的诗》,先后推出了西川、于坚、海子、万夏、邹静之等诗人。别人批评海子的诗时,他一直为好友站台。海子生前只拿过三个文学奖,其中一个,便是《十月》发的。

1989年3月26日,距离北岛们在黄锐家提出创办《今天》11年后,西川的母亲上早班路上,看到海子朝火车站方向疾走。

这天,刚满25岁的海子带着4本书,跑去山海关卧轨自杀。

在遗书里,海子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另外,他留话给骆一禾,昌平的木箱里有一些诗作,希望帮助整理。随后,骆一禾和西川整理了他的诗作。骆一禾四处奔走,在各大高校间发表与海子有关的演讲,向诗坛力荐海子。当初那些并不待见海子的刊物,突然纷纷发文悼念。有人甚至提出,将海子死去那天,定为“中国诗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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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死前的诗」

1989年,一个诗人出版诗集,已非易事。春风文艺出版社本来有一个给骆一禾出诗集的机会,骆一禾整理完海子的诗,对妻子说:“我打算不出我的了,把书号给海子吧。”

岂料5月13日,骆一禾因颅内大出血倒下,手术后持续昏迷,再也没能醒来。

那一年,北岛远走,顾城离乡。

紧接着,14名诗人相继去世。

轰轰烈烈的80年代,就这样落下帷幕。

此后,历史对芒克在1980年喝醉后的那个问题,做出了最有力的回答。

诗歌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11.

90年代的空气,变得不一样了。

但在彻底变化之前,还有故事在继续。

1990年,借着“亚运会”东风,以为其筹款为名,崔健搞了一场全国巡演。几乎每到一处,都能掀起一股高潮,把同时演出的流行歌手摁在地上摩擦。从1月的北京工体,到4月的四川省体,场场爆满。

搭上亚运会演出,最早是崔父的主意。崔父有这底气,是因为1988年《人民日报》的一篇头条刊文。报社分管文艺的副总编范荣康,决定为摇滚和崔健正名。文章一出,引起轰动。崔父打电话,哽咽着道谢。随后,报社搞评选,请崔健压轴演出。一大帮领导在下面,听他唱完《一块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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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演唱《一块红布》」

年底,新华社刊文《“十年金曲”、“88金星”揭晓》,崔健拿了优秀歌手。

因此,人们和崔父一样,一度以为崔健要进入主流。但那场全国巡演,实在太过火爆,每到一处,青年们就站在椅子上挥舞双臂,吓得保安不敢上前。在很多现场录像里,到场观看的官员脸上都是震惊和尴尬。

4月回京后,崔健的演出被叫停。江湖上一度传出他被封杀。其实并无具体文件下来,只是他的演出去报批,死活通不过。

就在这一年,赴美留学的陈凯歌,回到了中国,去西安筹备改编自史铁生小说的《边走边唱》。他看过一篇叫《说说周晓文》的文章,很喜欢,就去拜访了一下文章的作者芦苇,说以后有机会,可以合作一把。

那时,芦苇的编制虽然还是美工,但已经替周晓文写出了好几部佳作。看《黄土地》之前,他就常抱着《世界电影》月刊和黑泽明的电影研究,甚至跑去北京买黑市票,就为看外国电影,学习编剧技巧。有些电影,一看就是五六遍。彼时,西影厂的吴天明任人唯贤,让他帮周晓文写了《最后的疯狂》,全国大卖,芦苇趁热打铁,又弄出一部《疯狂的代价》,奠定江湖地位。

能跟陈凯歌合作,他当然高兴。这还没完。1989年,张艺谋见芦苇在拍一部皮影艺人的纪录片,约他写反应皮影戏艺人生活的《桃花满天红》。剧本写出来,没拍成。3年后,他又找芦苇写另一部电影,加入皮影戏。

前后这两次碰面,就有了90年代的《霸王别姬》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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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拍《边走边唱》」

而就在陈凯歌拍《边走边唱》时,远在北京的田壮壮,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云状的死神来找他了。梦醒后,田壮壮突然觉得:

“不能再拍一些荒唐可笑的东西。”

因为《盗马贼》的挫折,1987年后,田壮壮一直跟电影赌气。他连着拍了《鼓书艺人》《特别手术室》和《摇滚青年》,完全走观众趣味。卖得虽然还行,他却根本没上心。拍《大太监李莲英》时,刘晓庆和姜文在前面演戏,他坐在一旁打麻将。李少红特别生气,说你干嘛这么“作践”自己?

梦见死神这年,他正好40岁。

田壮壮开始拍摄《蓝风筝》。

电影拍完,突然一天夜里,都很晚了,张艺谋打电话给郭宝昌说我想来看看您。郭爷说这都11点了啊,张艺谋说没事,我就想聊聊。挂了电话后,张艺谋不顾夜色渐浓跑到郭宝昌家中,还没坐下就说:“《蓝风筝》我看了,拍的太好了。”

1993年,《霸王》《活着》《风筝》一炮三响,把第五代推向一个高峰。可当时没几个人知道,电影关机宴上,大家举杯发言时,坐在郭宝昌身边的田壮壮突然嚎啕大哭。郭爷连忙问怎么了,田壮壮伤心地说:“我一哥们儿把我卖了,他到局里告我的状,说这是一个反动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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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壮壮和《蓝》的女主吕丽萍」

那年,《蓝》去东京电影节参展。恰好张元违规送出《北京杂种》,引起中方集体退出。可最后,电影节给《蓝》一个最佳电影奖。回来后,电影局一纸禁令,把田壮壮列入禁拍名单,吊销了他的导演资格。

江湖上疯传的是禁拍10年。其实第二年,处分就撤销了。

但田壮壮还是受到影响。

从此以后,当初第五代里最野的他,再也没能赶上陈、张二人的脚步。

12.

没能赶上脚步,是因为没迎合:“潮水”。

1989年,海子自杀,骆一禾离世。诗歌的年代就此落幕,80年代的文艺笙歌,也逐一走下楼台,从耀眼绚烂的烟花,变成日渐凋零的灰烬。

骆一禾死时,殡仪馆画了一个很丑的妆。此后,诗人们纷纷被潮水冲走,要么拥抱,要么妥协,要么困窘。欧阳江河整整3年没再写诗,后来成为音乐中介,帮人做策划、拉演出。他喜欢玩儿音箱,一对就是几百万。

一度流浪的芒克,生了孩子,卖画为生,过上稳定生活。北岛搬了十几次家,带着女儿四处漂泊,靠着诗和酒,熬过漆黑的夜晚。为了生活,他曾给BMW汽车写过颂词,被逼无奈写散文,靠教书、朗诵,补贴家用。

1990年,写出《相信未来》的食指,住进了福利院。几年后,顾城在国外挥刀杀妻,自缢身亡。又过了十年,当初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梁小斌,因为脑梗紧急住院,无钱治疗,双眼几近失明。

此前,他一直靠打零工生活,当各种工人,连一份正规的医保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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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诗歌节一去不返」

而如诗人们一样,在新时代的潮水中,其他艺术家,也各自做出选择。

《霸王别姬》拍完后,芦苇对陈凯歌说,应该找个机会聊一聊,复盘一下我们的得失。陈凯歌说,你说得对,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

但20多年过去,两人再也没能坐下来讨论。此后,他和张艺谋紧跟潮流,开始商业化探索。芦苇看完《英雄》,觉得价值观混乱,败坏艺术风气。《满城尽带黄金甲》曾邀他开剧本研讨会,讨论了七八天,芦苇说剧本太烂。

张艺谋不以为然道:“一个周润发,一个巩俐,一个周杰伦,一个我张艺谋,组合起来,就是两亿票房。你信还是不信?”

芦苇这才意识到,此公已今非昔比:“不是导演而是制片商的心境了。”

眼看昔日伙伴的改变,芦苇感叹道:“苦难中积发出来的力量,都在财富的积叠中雨打风吹,云消雾散了。”

而老谋子被问及这么多年再没去过戛纳时,只能跟媒体朋友打哈哈:“在时代面前,个人力量都是渺小的。”

芦苇每年都会写一个剧本。其中大多数,都无人投拍。他手上有个剧本,叫《岁月如织》,是《白鹿原》的姊妹篇,书写中国农民百年历史。但随着西影厂吴天明的去世,拍出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数十年来,芦苇不愿为潮流所动,去写那些不感兴趣的故事,他认为没有价值的作品。

田壮壮也没变。

1994年,韩三平本来给他机会,拍一部拥抱潮流的电影,他拒绝了。此后近十年,他什么也没拍,跑去扶持“第六代”,相继监制章明的《巫山云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再后来,他拍《吴清源》《小城之春》等等,依然是文艺片,依然不肯迎合时代和大众的趣味。

他没多少钱,拿的是北电老师的薪水。愿意给他投资的人,自然也不多。

某年,有一篇文章管田壮壮叫“第五代最后的艺术底线”,说他是孤独的理想坚守者。田壮壮听了,觉得挺受用,但呼吁大家:“别给我扣这么高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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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别姬》时期的芦苇和陈凯歌」

90年代来临后,整个文艺、文化、学术界,都要面临类似的选择。文艺潮之后,是更为轰轰烈烈、难以旁观的经济潮。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被浪潮吞噬殆尽。在新的观念、新的价值被推崇出来后,商人、明星,成为了新时代的宠儿。而那些80年代风口浪尖的人物,有人“与时俱进”,有人“故步自封”,有人“腐化堕落”,有人“甘于寂寞”,有人销声匿迹,有人光彩不再……

2005年,崔健时隔多年,终于在北京获得了公演机会。但那一年,最受时代关注的青年,是一个叫李宇春的全民偶像。

崔健写了很多新歌,但每次开演唱会,新歌都搅动不起气氛,也再难流传开来。只有《一无所有》能唤起现场的反应。但那些听歌的人,并不是被歌曲的内涵所感动,他们只是追忆自己早已消逝的激情。

崔健试图在新时代里发声。但他的《蓝色骨头》,赔了很多钱,搞得他都不好意思再跟投资人联系。这部2014年上映的电影,倾注了他许多心血,剧本改了一年,前后剪辑5版。2000万投资,只收400多万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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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去的崔健、北岛与芒克」

他还把《超越那一天》录制成音乐会电影,烧了700万才做成。溜了一大圈,全国没几家院线愿意放映。昔日粉丝李国庆和黄健翔,在微博上反复为他呐喊,也没啥卵用。投资人也是他粉丝,为这件事四处奔波时,找到当年崔健的铁粉,如今一位上市公司董事。对方听完,直接来了一句:“这事儿跟我有毛线关系?”

旧日星光,早被潮水冲刷掉了颜色。

一个崭新的年代,开始制造新的神话:

跑车、偶像、流量、巨富、上市、财务自由……

而80年代那些人,都化作了上古传说。

13.

潮水改变的,不止是人心和选择,还有80年代火热的气氛。

回望那十年,为什么会有那么璀璨的文艺,陈平原总结说:

“因为那时,文学、学术、艺术等等,是一个整体,寻根文学、第五代、美学文化热,在精神上是共通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种开放的胸襟,既面对本土,也面对西方,有着很明确的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

那时,客厅文化盛行。第五代导演,经常在郭宝昌家聚会;北岛、芒克会为一篇作品争得面红耳赤,为一本书跑遍北京;朱伟、李陀、何志云住在一条路上,聊文学聊到天亮,即便当面批评,也不会有人生气;栗宪庭常骑车到阿城、黄锐、王克平家晃悠,有什么新艺术出来,大家就争相介绍。

不光圈子内部聊,圈子之间,来往也很频繁。《走向丛书》编委演讲,韩少功和一大帮作家去听。阿城参加“星星画展”,也认识“四月影会”的人,他在《今天》上写评论,还把《江水号子》拿给崔健写成摇滚。北大艺术节开幕,北岛、顾城、芒克们去参加时,崔健也去搞气氛演唱。

诗歌、小说、音乐、电影、学术和前卫艺术之间,互相启发,彼此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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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郭宝昌聚会的第五代」

然而,90年代以后,李陀面对作家朋友们的作品,再也不敢当面指责什么,再也不敢说什么难听的话。朱伟去南京和编辑、作家们聊天,很少再有人主动聊什么文艺思潮、文学技巧,大家聊的都是:房子、车子和股票。

芦苇也感受到了身份的改变。以前,大家是志同道合的艺术伙伴,但现在,很多艺术家成为了占股的老板,用的是商业思维。而他只是个剧本没人投钱的穷编剧:“大家已经很难平等地对话了。”

1992年,许多诗人像80年代拥抱诗歌一样,飞快地坐车南下。曾有记者送别家乡的一位诗人,目送他在时代潮水的车流中离开。不久,二人再次相遇,对方成为一家药品总代理,炫耀着手中几张一万元的个人存单。

多年后,《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唐若昕,成为高官,后因受贿和滥用职权,获刑14年,另一位编委尹蓝天,成为了中农信副总裁,后因涉案,被判16年。

多年后,有的导演,屈服于商业规则,启用流量明星,拍大烂片;有的导演,为了维护人情关系,跟抄袭作者坐在一起,录制综艺节目。

曾经充满了反叛、反思和理想情怀的他们,似乎彻底烟消云散。

一切仿佛王小波在1996年年初写的:“理想主义的光辉已经暗淡,人类不再抱着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现实问题上去,当一切都趋于平淡,人类进入了哀乐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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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作家群,在公元1980」

曾经那个火热的年代,那些畅聊的日夜,最终化为一缕青烟,消失在历史中。但那些诗歌、摇滚、小说、书籍、电影、绘画、讨论、争鸣、呐喊,切切实实地激励过、启迪过一代人的心灵,让他们找到人生的光亮。

它们消逝于昨日,消逝在山脊的背后,消失在潮水的舌苔下,消逝在乌云的金边之中。没人知道它们何时会再来,但每个被照亮的人,无论多少年过去,都仍旧会感怀那些火光的颜色,感怀它们带来的悸动和力量。

曾几何时,它们是那样的耀眼,以至于站在今天,回头看去,那仿佛是一场遥远的、虚构的梦。和今天坚实、物质、欲望的一切相比,它又是那么不堪一击,就像那些油印的刊物,注定会化作片片枯叶、粉脆琉璃。

它来过了,又仿佛未曾来过。

它说要走,也没人能将它挽留。

而时间,仍旧轰轰烈烈地前进。人们只能在车站等待,等待被下一个今天淹没。

就像在汹涌的潮水中,他们不得不收拾好岁月的行李,与上一个“今天”告别。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重读八十年代》,朱伟
[2]《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
[3]《我与八十年代》,马国川
[4]《缪斯之旅·宋怀桂》,纪录片
[5]《诗人:主动告别诗意后》,中国新闻周刊
[6]《老栗前史》,三联生活周刊
[7]《学者李泽厚》,三联生活周刊
[8]《海子之死》,博客天下
[9]《远去的诗人们》,视野
[10]《崔健:顺流而下,逆流而上》,南周

来源:宅总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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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8日星期四

如何使用Google的Blogger来搭建国内可以访问的博客

YohoYang  

个人博客的选择很多国内大都会选择新浪博客网易博客等等但是这些博客的可定制性又不高甚至还有不可控的广告所以大家也不是很喜欢或许又有人要说自己搭建服务器来使用Wordpress之类的博客程序不是不可以我以前也尝试过但是可能出现服务器出现问题等导致写好的东西全都丢失的情况关键是服务器还要花钱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使用GoogleBlogger来搭建特点是稳定免费, HTML可修改定制还有被墙搭建的过程非常简单注册好之后点几个按钮的事我主要讲一下如果使用另一个免费的CloudFlare服务来使国内无需翻墙就可以访问到我们的博客.


开始前的准备:

1.我们需要自己拥有一个域名注册商不限域名后缀也不限.
2.使用这种方法会将域名解析的管理权交给CloudFlare.
3.设置过程中需要能够翻墙下几篇博文会分享简单的翻墙方法.

第一步:注册一个Blogger博客

打开https://www.blogger.com/后我们可以看到


点击中间的建立网志注册Google账号即可其他的过程我就不写说明了


第二步:注册一个CloudFlare账户,并设置域名信息


打开https://www.cloudflare.com/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间的Get Start Today除填写账号和密码很快就可以完成注册.
有一件重要的事是,如果你是中国ip打开,他会推荐你用百度云加速,忽略他就行.
然后打开此页面



输入域名之后他会进行扫描你现有的解析如果是个新域名可以不管如果是个旧域名的话就自己注意一下到最后一步会给出两个地址进入第三步.


第三步:将域名注册商处的域名DNS修改为第二步给出的地址


以阿里云为例,进入控制面板后点击域名,然后点击[管理-DNS修改],然后点击修改域名dns即可,生效时间根据原有域名商不同而不同,最快几分钟,最慢几天.等待生效后可以进行下一步,生效后CloudFlare的域名概览页表现如下

第四步:Blogger配置自定义域名


来到Blogger后台,点击[设置-基本],可以看到发布标题下有个博客地址,这时输入自己刚刚转移到CloudFlare的域名,这里要注意的是,Blogger不支持裸域的设置(裸域指xxx.com,即前面没有二级域名的域名),输入后,会提示你添加两个CNAME解析来验证域名所有权,这时打开CloudFlare菜单中的DNS设置,按要求添加好,需要注意的是,比较长的那一条解析需要使用黑云”,那是相当于一种txt验证,不能通过橘云的cdn服务来验证.


黑云即仅dns解析,而橘云则是我们要用到的,CloudFlare的免费cdn服务,通过橘云,我们即可在国内没有障碍的打开我们Blogger的博客了.
验证成功后可以删掉较长的那条cname解析,仅保留到ghs.google.com的解析即可.到这里我们的配置就完成了.


总结


博客这种东西现在也没多少人写也没多少人看但是对于程序员来说还是很有存在的意义的方便我们对自己的研究进行记录和存档还有分享所以我还是决定做一个也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域名不知道放什么东西好之前还有个Lofter的国内的摄影博客我就用yohoyang.cn解析了过去yohoyang.com就解析到了这里下一次的博文我会讲一下如何用CloudFlare来免费完成域名跳转不需要服务器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