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黄侃的传奇人生

柳作林

    读叶贤恩先生著《黄侃传》、潘重规先生著《黄季刚师与苏曼殊的文字因缘》、司马朝军等著《黄侃年谱》等书，深为国学大师黄侃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治学精神及个人独特气质所感动，情不自禁，乃作此篇，以窥豹先生传奇人生。

一

    黄侃，湖北蕲春人，1886年4月3日（农历二月廿九日）生于四川省成都金玉街三道会馆。他自幼颖异，聪明过人，三岁发蒙私塾。五岁，随父黄云鹄（翔云）去武侯祠，祠堂壁悬楹联甚多，黄侃咸默记之〔１〕。七岁时，父亲黄云鹄受聘江宁尊经书院（现今南京市），黄侃随母留家，经常奉母指令给父亲写信，告知其家境。令人意外的是，有一次黄侃在写完信后，即兴附诗一首：“父作盐梅令，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其父黄云鹄曾任四川盐茶道，又曾任蜀地它职，前后历二十年，清风峻节，守法爱民，蜀人称为“黄青天”）〔２〕。父亲见信后，既惊叹不已，又倍感惭愧，并和诗一首：“昔曾司煮海，今归食无盐；惭愧七龄子，哦诗奉父廉。”〔３〕当时黄云鹄的朋友山西布政使王鼎丞（湖北宜昌人）正客居江宁，无意中见到这首七岁孩子的诗作，大为惊叹，当即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了他。黄侃十岁时，已经能畅通经史。一日，黄侃在蕲州一家名庆大祥号书店看《资治通鉴》，一边阅读，小脑袋一边摇摆，似有所得的样子，引起了老板张仁福的关注，张老板走到黄侃身边轻声问道：“你是不是预购这套书呢。”

    “想购，我现在没有钱，打算来这里两三次，刻在脑子里牢靠些。”黄侃回答说。

    “你这小伢儿，好大的口气！你今天在这里看了多少本？只要你能把今天读到的部分跟我背诵出来，我把这套书赠送给你。”

    “今天我只看六本。”

    “好，我不要你背诵六本，只要你在这六本之内，我点到哪几段，你背诵得来，我就把书赠送给你。”

    “当真？”

    “君子无戏言！”

    结果张老板点哪一段，黄侃就背哪一段，而且滚瓜烂熟。张老板深深被折服、连声赞道：“神童！神童！我赠书给你！我赠书给你！”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赠给一位神童”六个大字，从此“神童”在蕲春传遍开来。

二

    1903年，十八岁的黄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武昌崇文普通中学堂，为第一届学生，与宋教仁、董用威（董必武）、查光佛、郑江灏、欧阳瑞华、陈锟、田梓琴等革命志士同学〔４〕。学习期间，他深受受宋教仁、董必武等人民主革命思潮的陶染，开始接受反对满清专制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并以推翻清政府、拯救民族、拯救人民为己任。

    在崇文学堂期间读书期间，经同学宋教仁的介绍，黄侃与两湖书院肆业的湖南善化（今长沙）人黄兴〔５〕订交，结为莫逆，他俩经常在一起宣传反清、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思想，议论时政，指斥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黄侃多次当面调侃、讽刺学监李贡三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官僚，于是触怒了这位学堂权要。不久，学校张贴公告，宣布开除了黄侃的学籍。1904年，黄侃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去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张总督认为黄侃聪明超群，是当世不可多得的人才，便用官费资助其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深造〔６〕。

    1906年１月31日，黄侃在日留学期间巧遇宋教仁〔７〕（宋也因进行革命活动，被开除学籍，亡命于日本），在宋教仁的引荐下，黄侃会见了辛亥志士田梓琴、曹亚伯等，相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张之洞闻讯黄侃在日参加从事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于是取消了对黄侃留学的资助。从此，黄侃开始了革命者的流亡生涯。

    在日期间，黄侃师从余杭章太炎（炳麟）〔８〕学习音韵和说文，同时与章、刘（刘师培）筹商革命，为同盟会的《民报》撰稿。1907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受孙中山先生之命，担任《民报》主编。一日，见到黄侃的一篇文章，大加赞赏，立即写信约见，许为奇才，约其为《民报》投稿。据统计，从1905年11月《民报》创刊到1910年２月１日终刊，黄侃以“运甓”、“不佞”、“信州”等笔名发表了《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释侠》、《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公民道德前途之关系》、《哀太平天国》、《刘烈士道一像赞》和《讨满洲檄》〔９〕等一系列文章，其中《讨满洲檄》一文是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在《民报》临时增刊《天讨》上，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篇重要文献。文章气势磅礴，情感强烈，论说透辟，笔锋犀利，深刻揭露了清王朝十四大罪状，支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从政治和为人道德结合的角度，强烈批判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各种压迫和剥削，充分表明了革命的浩然正气。

    1910年，由于同盟会的队伍不断壮大，国内各地革命力量蓬勃兴起，武汉地区最为炽烈。于是，湖北革命党人邀请黄侃回国共谋举义大事。当时湖北最为活跃的有“共进社”和“文学社”两大革命团体。1911年秋，黄侃返鄂参与了这两个团体并策划发动革命，他还先后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的会党中吸收会员，发展组织。又受《大江报》社长詹大悲之约，以“奇谈”署名，为《大江报》撰写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10〕。文中说：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痛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革命，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为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痛巨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11〕

    这篇反清战斗檄文发表后，尤如一枚炸弹爆炸，立刻震动了大江南北，革命人士受到了极大地鼓舞，增加了他们的强烈斗志；而清朝政府上下则惊恐万状，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立即查封了《大江报》，并逮捕了社长詹大悲、总编辑何海鸣。

    《大江报》被封，舆论界大哗。时湖广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张彪等人见破获人士如此之多，大为震动，生怕士兵“大乱”，当即下令对新军严密监视，禁止官兵随便出入，欲调巡防营（旧军）来省城加强防卫，形势极为紧张。10月10日晚，第八镇工程营士兵首先发难，轰轰烈烈的武昌首义爆发了。

    由此可见，黄侃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这篇时评，可谓是武昌起义的导火索，为辛亥革命爆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其功不可没。

三

    “报亲恩，惜身命，为儿女，作所依”〔12〕，这是黄侃治家孝道的一贯思想，坚持以孝道教育家人，教育后代。自1907年师从章太炎先生以来，一直以执弟子礼数始终甚谨〔13〕，逢年过节，或久别重逢，依例都要躬行叩拜之礼，尤其是对先生的革命精神和治学精神极为敬仰。1914年２月，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东城钱粮胡同。黄侃来到京，探知先生的下落后，冒着杀头的危险，“日夕相依同宿，复致书教育总长论救，致书教育总长汤化龙，词甚哀切，又作《申理章太炎建议案》一文，辞甚哀切，其义笃师交，罔顾生死，有古烈士之风”〔14〕。直到袁世凯死后，章太炎才被释放出来。黄侃之所为，使身陷困境中的章太炎深为感动，遂将其得意之作《新方言》相赠，并题词其上以为回报。在学术上，黄侃重视师承，他视章太炎为朴学泰斗，仰之弥高，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以自警。他身体虚弱，仍致力学术而不倦，“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但又不为师说所囿，而要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在音韵学方面，对古音作出了切合当时言语实际的分类。晚年黄侃主要从事训诂学之研究。其重要著述有《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15〕。

    黄侃学问大，素性狂傲，但治家敬孝是他的一贯思想，坚持用孝道来教育家人和后代。1898年，他父亲云鹄因患恶性疟疾过世后，每逢父亲的生日和忌日，他无论在何地都要率家人设筵祭奠，以示哀悼。1908年，黄侃留日期间，得知生母周太孺人病重，立即离日回家，为母亲四处奔波，求医问诊，侍奉备至。11月，生母病情进一步恶化而不幸逝世。黄侃亲自处理生母后事。返日后又请好友苏曼殊（元瑛，时亦在东京，同住《民报》社内））“绘《梦谒母坟图》”〔16〕。黄侃面对该图，思及自己眼前境遇，有国难投，有家难归，悲感相集，遂挥笔写成《梦谒母坟图》题记一文，文末用《诗经》中“岂不怀归，畏此罪罟”来表达他对家国之痛，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随后又请章太炎先生为画幅题跋。章太炎挥毫写了《书黄侃梦谒母坟图记后》，表现了他俩之间超出一般师弟、师友的深厚情谊〔17〕。

    1921年10月，黄侃应聘到武昌中华大学（即现今的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即现今的武汉大学前身）任教，这期间为了让养母田太夫人晚年不寂寞，能有个周到的照料，便把田夫人寄养到黄安其次女家。黄侃还非常内疚地在日记中写到：“谨榆之奉，不克随时，尽侃之年，不足以销此恨矣。”〔18〕黄侃对于自己远离养亲，未能尽到侍奉之责，以致有累深感不安，恳切自责，充分体现了他孝敬养母之情。

四

    由于黄侃清高孤傲，他与章太炎、刘师培被学界称为“三疯子”。五四运动时期，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积极提倡白话文运动，黄侃和章太炎看不惯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并竭力反对。胡适知道黄侃的这种“疯”性格，每次只好忍气吞声，谦让过之。他这种我行我素、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一直到1919年秋，从北京大学调离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遇上了首任校长石蘅青（石瑛），才算是遇到了真正的克星。

    石瑛，字蘅青，湖北阳新县燕厦（今通山县新庄坪）人，英国冶金留学博士，为人秉性刚直，廉洁奉公，两袖清风，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他工作作风严谨、正派，从不徇私情。尤其在工作上，石瑛不管是谁，不管官阶有多高，都不准在自己任上徇私情，所以又被称之为“湖北三怪”。石瑛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校长期间，他不仅严格督促学生的功课，对老师也同样是雷厉风行，讲求的是踏实、认真和廉洁，且不定期的进行考察，极力反对老师疏懒、浮夸、狂妄，全校师生都非常害怕这位“怪”校长，就连“疯”狂傲慢的黄侃，对石瑛校长也是敬畏三分。黄侃时不时的自我解嘲道：“碰着石蘅青，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19〕有一次黄侃因未给学生上课，被石校长逮了个正着，石瑛严肃地规劝黄侃说：“季刚，你读了一肚子好书，为什么不好好用以济世呢？还发什么狂呢？”〔20〕黄侃只有称道：“是。”曾有人问黄侃：“为何转了性？”黄侃毫不隐讳地说：“打不过人家，有什么办法呢？”可见黄侃虽表面狂傲，但对他敬重的人，还是很谦虚的。

五

    黄侃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国学大师。他出口成章，过目不忘，诗词歌赋无不精通，生平写作的诗、词、文章很多。1985年武汉大学黄侃诗文遗稿整理小组编辑的《黄侃诗文集》，其中收录诗有一千五百五十二首，词四百一十八首，文和赋一百五十八篇。细读黄侃的诗文集，不难发现，与同时代旧体诗文的其他作家诗文相比，黄侃的都属于上乘，在近代文学史上应占一席之地。

    在文字学方面，黄侃在恩师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学科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21〕。对此，黄侃将语言研究中的形、音、义通观阐述得更为明确，为我国传统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训诂学方面，他把训诂学视作研究国学的基石：“学问文章宜由章句训诂起。”并提出的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主张以及他卓越的训诂实践，其著述经后人整理的十七种《黄侃论学杂著》、《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说文笺识四种》、《尔雅音训》、《量守庐群书笺识》等〔22〕。这些书中既对文献材料的精辟考辨，又有系统、条例的归纳，为《尔雅》学的建立构筑了有血有肉的框架，标志传统雅学向现代雅学的不断飞跃，从而开创了训诂学研究的新纪元；在音韵学方面，黄侃将其作为训诂学的初阶与工具来进行探讨，对古韵对转、旁转、旁对转做了一次重大突破，在汉语音韵史上无异于竖起了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在经学、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黄侃均有很深的造诣，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作为国学大师，黄侃的严谨治学、刻苦求研精神也是值得后人称道的。他曾说过：“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学问成熟，自然要著书。我打算五十以后就从事著作。”〔23〕1935年农历二月十九日，黄侃先生四十九岁生日，恩师章太炎赠上一寿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24〕其本意是催他写作，寄望于已年近半百的得意弟子黄侃写出“绝妙好辞”。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章太炎苦心而作的对联无意间嵌着“黄”、“绝”、“命”三字。黄侃展开寿联，一眼就看出暗藏的玄机，因此很不高兴，以为“命该绝矣”。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内心都是忐忑不安。

    1935年10月６日，黄侃因饮酒过多，胃血管破裂，吐血不止，经医生抢救无效，于10月８日（农历九月十一日）英年早逝，年仅四十九岁。他是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其著作及精神风范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和学习的典范。

注释：
    〔１〕〔２〕〔３〕〔５〕〔７〕〔９〕〔13〕〔15〕〔16〕〔17〕〔19〕〔20〕〔22〕叶贤恩：《黄侃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3、33、41、58、66、246、240、210、232、231、235、252页。
    〔４〕潘重规：《黄季刚师与苏曼殊的文字因缘》所言，张晖：《量守庐学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0页。
    〔６〕蕲春县档案馆藏：XZ—12—234。
    〔８〕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10〕〔14〕〔23〕〔24〕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1、60、61页。
    〔11〕黄侃: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校订《黄季刚诗文钞》,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12〕〔18〕蕲春县档案馆藏:XZ—12—231,《黄侃日记手稿》,1921年12月。
    〔21〕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