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挑選國家來發動政變？
如何判斷該國情勢是否適合發動政變？
政變前要挑選哪些部隊加以策反？
政變執行的最關鍵時期是？
何時逮捕舊政府領導班子？要挑選哪些人來逮捕？
如何化解反對我方勢力？
策劃政變時，處理情報的行動準則為何？
何時才是發動政變的好時機？
★亞馬遜網路書店5顆星評鑑！
★《政變實務手冊》一書再版無數次，被翻譯成14國語言
這本書不是一般隨處可見既平凡又空泛的綱要手冊。《完全政變手冊》是一本教你如何推翻某個掌握了國家大權卻又不受歡迎的政權。書中精確說明了執行政變的策略原則、政變的機制與具體實踐手段，並分析各種足以發動政變的政治、軍事及社會條件。作者坦言，他的寫作初衷是探討政治在經濟落後國家所具的意義。本書寫作當時，西方知識界對第三世界亞非新興國家抱有相當大的期待，但是作者認為這些國家有一項致命的缺陷是：缺乏真正的政治社群。缺乏真正的政治社群，就沒有有效的道德標準，而沒有自然源自該國社群價值與信念的準則，國家不過是一具機器罷了，就像其他機器一樣，只要找到關鍵掣桿，任何人都可以操縱整台機器。政變因而由是而生。
★新新聞創辦人、曾任國家安全會議副主席的江春男曾在壹週刊撰寫專文，讚美作者是「文人戰士」並提到本書：「1970年代，魯瓦克的《完全政變手冊》在那個政變頻傳的時代，幾乎成為經典，搞政治者奉為聖經，獨裁者把它當作教戰手冊。年輕無知的我對此十分著迷，抱著字典一個字一個字讀完……這本書對政變的過程，從籌劃到執行，舉例說明又附有圖表，分析各種變數和不同想定，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文字洗鍊，一點都不枯燥。」
★「政變」是最常用於改變政府的手段，也是最有成效的手段。1960年代以來全球發生過超過200場政變。就在2011年的1月，泰國還傳出軍方即將發動政變的消息，5月間喬治亞共和國又發生了一次失敗的政變！政變顯然已成聯合國大部份會員國政權更迭的正常模式！
★政變與我們距離不遠！目前全球有12個國家的領導人是經政變上台（參維基百科），其中有2個國家與我國有正式外交關係（甘比亞、布吉納法索），4個國家給予我國國民入境免簽證待遇（阿曼、甘比亞、斐濟、馬達加斯加）。2009年6月，邦交國宏都拉斯發生軍事政變，我國總統馬英九臨時決定不出訪該國。
作者簡介
愛德華．魯瓦克 Edward Luttwak
1942年生於羅馬尼亞的猶太家庭，成長於倫敦，是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軍事戰略學者。曾就讀倫敦政經學院，後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任職美國國安會（總統的幕僚機構）、美國國務院（行政機關），現於華府擔任「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資深顧問。
他在研究上經常採取獨特的觀點，最著名的作品就是1968年首度出版的《政變實務手冊》，已被翻譯成14種語言。另外，全球各學術機構及相關領域的大學系所普遍採用他撰寫的《戰略：戰爭與和平的邏輯》一書，已經成為經典教科書。
譯者簡介
王亦穹
目前居住南台灣，專職譯者，譯有《感染》、《天生就會跑》等書。
尹乃菁（New98電台主持人）、南方朔（知名評論家）、胡忠信（歷史學者）、馬家輝(文化人) 、陳一新（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教授）、黃介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鍾佳濱（屏東縣政府副縣長）★★★★★ 行動推薦
國際媒體好評
★「這本小書邪惡、揭發事實，且相當具娛樂效果。在一步一步說明發動政變的步驟後，作者分析了現代(二戰後)的政變，同時指出為何有些人可以成功，而有些人則否。──《紐約客》雜誌
★一部相當傑出且切合主題的作品，展現了去規劃無論成敗的政變所需的龐大知識。──《時代雜誌》文學別刊
★《完全政變手冊》一書證明了學術分析可以是相當傑出的社會學作品，同時也讓讀者閱讀時樂在其中。文體平易近人，沒有艱澀難懂的術語……同時，書中清楚展現了魯瓦克對政治學基本概念以及問題的熟稔。在處理敘述主題時，他既不浮誇也不過度著墨無用的小細節。因此，這本書對於所有對於頻繁發生的推翻政府行動有興趣的讀者來說，相當具有一讀的價值……我們在閱讀這本說明清楚又充滿智慧巧思的小書時，樂在其中。──《薇吉尼亞書評季刊》(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 叢書系列：SOS系列
- 規格：平裝 / 278頁 / 15*21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獨家中文版序
前言
第一版自序
1979年版自序
第一章 什麼是政變
第二章 政變的時機
第三章 發動政變的策略
第四章 政變的策劃
第五章 政變的實施
附錄A 鎮壓經濟學
附錄B 政變的戰術討論
附錄C 統計數據
表Ⅰ：政變的經濟演化，1945-1978
表Ⅱ：全球政變一覽表（含成功 / 不成功者）
表Ⅲ：政變的效率，1945-1964
表Ⅳ：政變的次數
推薦序
文人戰士——魯瓦克素描
伊朗對西方是一個謎樣的國家，但它的改變，不只影響中東政治，對穆斯林世界，從阿富汗到埃及，從伊拉克到印度，都會受到很大衝擊。這次大選引起動亂，整個氣氛有點巷八零年代東歐自由化前夕，西方戰略專家紛紛撰文發表高見，其中最引起我興趣的是美國的魯瓦克（Edward N. Luttwak），不是他的見解特別深入，只因為他為我打開另一扇門窗，帶我走進另一個世界。
魯瓦克現在華府戰略安全研究中心（CSIS）擔任資深研究員，他是一位博學多聞，才氣洋溢的軍事歷史和戰略專家，他除了擁有典型猶太知識份子所應該具備的數種語言專長，經常在報上發表文章，出版十多本有關戰略安全方面的書，而且是一位行動家，和許多國家的情報和國防部門有密切關係。他實際參與反恐和軍售，介入阿富汗、以色列、伊朗、義大利、拉丁美洲的許多秘密活動。他和中國軍方和司法單位也有顧問關係，前年好萊塢反恐電影《蓋世奇才》（Charlie Wilson’s War），據說是他的親身故事。
他在華府近郊Cherry Chase的家，是一座維多利亞式的建築，從地板到天花板，四周都是書，希臘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歷史、戰略、情報、武器、戰機、導彈，多得令人頭昏。進到他家裡的人，還必須先把手機電池拿掉，以免被人追蹤，除了這一點以外，他健談熱情，有時像歷史專家，談論波斯文明和猶太人的淵源，有時像軍事專家，分析每場戰役決戰關鍵。他連中國古代的賦稅制度也做過研究，這一點實在唬人，他的意見不一定對，但保證新鮮有趣。每次聽他說話，都覺得趣味無窮，他的腦細胞排列組合方式一定與眾不同，否則怎麼裝得下這麼多東西。
我在三十年前就認識他，當時他應自由基金會的黃不撓邀請來台訪問。他演講時，好像是由陳長文先生擔任翻譯，當時的陳長文是國防部法律總顧問，參與所有軍購談判，賺了很多錢，成為全國繳稅最多的人之一，國防預算有一部份進入他事務所的口袋，與他現在反戰的鮮明立場，有如隔世。當時台灣被趕出聯合國，來自香港的黃不撓是愛國商人，他在紐約時報大登廣告替台灣發言，被稱為今之弦高。魯瓦克經過當時國科會國際工作組長王紀五介紹給杭立武，他才與台灣結緣。
當時他意氣風發，他寫的一本書《政變手冊》（Coup d’Etat, a Practical Handbook），在那個政變頻傳的年代，幾乎成為經典，搞政治者奉為聖經，獨裁者把它當作教戰手則。年輕無知的我，對此十分著迷，抱著字典一個字一個字讀完，以為從中可以找到推翻國民黨的方法。
這本書對政變的過程，從籌劃到執行，舉例說明附有圖表，分析各種變數和不同想定，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文字洗鍊，一點都不枯燥。魯瓦克在英國倫敦大學念完書就寫完這本書，當時他只有二十六歲，這本書被翻成十五種語言，他一舉成名，後來被國防部長史勒辛格找去當助理，從此開始他數十多年的軍事戰略專家生涯。從阿富汗到喀什米爾、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到拉丁美洲，都有他的足跡，而他身為猶太人，對以色列、敘利亞、伊朗、埃及問題更是如數家珍，這些經驗成就他百科全書般的知識。在苦悶的年代，他的書引導我走入另一個世界，我跑去倫敦尋找他的足跡。
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台灣，一片肅殺氣氛。黨外人士發現對國民黨的軍情特務系統毫無所知，才會犯下致命錯誤。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到歐洲參加一個有關第三世界問題的研討會，懷著緊張興奮的心情，天天躲在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圖書館，那裡是研究革命與政變最權威的地方。晚上跑到泰晤士河邊的電影中心猛看第三世界電影，在那裡的舊書攤上發現一本「阿拉伯的勞倫斯」所寫的《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那是三零年代出版的老書，書皮剝落泛黃，我用三英磅買下，當晚興奮得睡不著。
在那些年頭，有兩片電影令人難忘，一片是《阿爾及爾戰爭》（The Battle of Algiers），拍得像紀錄片一樣逼真，法軍的追捕刑求和阿爾及爾人的反抗、暗殺、暴動，緊張得另人透不過氣。另一片是德國左派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erg）的傳記片，她寫作、演講、愛情、革命，後來被秘密殺害，一生高潮迭起，迴腸盪氣。在那個苦悶的年代，這類電影具有勵志與移情效果。
有一年，應美國政府邀請訪問，主要目的是軍事與國防，在華府的五角大廈聽簡報，在戰略空軍總部看星際作戰的操作，認識多位美國軍事記者，最有趣的是訪問幾位文人出身的軍事專家，看到他們書房裡堆積的軍事書籍，才慢慢瞭解這是一門人人都有機會窺其堂奧的心天地。在專制獨裁國家，情報戰略是高深莫測的領域，是統治階級的專利，但在民主國家，人人都可成為軍事戰略專家。有沒有軍事背景並不重要，魯瓦克就是一個典型。
魯瓦克是出生於羅馬尼亞的猶太人，為逃避納粹和共產黨的迫害移民義大利，後來去倫敦念書，做為猶太人的生存者和流亡者，他永遠要比敵人更聰明。他對軍事情報方面的興趣，來自於生存與自衛的需要，後來變為專業謀生工具。
有一次談到猶太人問題，他說歷史上的猶太人沒有安全感，拚命賺錢，沒有人研究戰爭與政治，命運永遠被人擺布。其實，弱小民族更應該研究戰爭與軍事，反對運動者更應該研究情報與戰略。擁有這方面的知識，小者可以加強反抗能力，大者可以掌握命運。不幸的是，反對運動者把這種知識當作統治者的專利，他們不知道這是一種「公民保衛」（civil defense），民主社會資訊發達，要瞭解戰爭與和平之道，一點都不困難。民主與人權是高貴的目標，但不瞭解軍事與戰略，就無法保衛自己。
魯瓦克是文人戰士的典型，他對各種黑暗勢力都有研究，他曾幫助義大利政府和西西里的黑手黨打交道，在墨西哥與毒犯談判，在阿富汗、土耳其、伊朗各地參與秘密活動。他有一半的時間在國外旅行，他在玻利維亞有一座牧場，研究、行動、寫作、諮詢、顧問、美酒、文化、吹牛，生活過得多彩多姿。
在伊朗問題上，他是強硬派，他批評歐巴馬對伊朗一廂情願，其實他自己對伊朗文化頗有好感，他說伊朗的古城Isfahan美得令人摒息，伊朗人的詩歌令人陶醉，可惜伊朗教士辜負他們的文明和人民。
不過，他對伊朗前途很有信心，因為戰爭與軍事的知識不是伊朗當權派的專利，改革派對此也有豐富經驗，這是最有效的制衡。知識就是力量，擁有這方面的知識，才有當家作主的機會。
江春男(新新聞創辦人、曾任國家安全會議副主席)
本文發表自20090702《壹週刊》
作者獨家中文版序
政變是民主的試金石
一九七七年，我首度造訪台灣。那時台灣早已展開快速的經濟發展，蔣經國正擔任行政院長，準備接下總統大位；年輕的馬英九也因才能非凡而受到矚目。無論是在台北或是其他地方，整體的氣氛顯得非常輕鬆。可是由王昇將軍領導的「總政治作戰部」還是相當活躍，扮演著政治壓迫的角色。
在當年，《政變實務手冊》這種書名絕不可能在台出現。即使是在蔣經國逐步放鬆箝制、成功完成了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實驗之後，情況依舊如此。可是我第一次訪台時受到台灣當局熱烈的接待，他們也不在意我寫過一本教人政變的書，原因大概是我曾經在一本相當有影響力的雜誌《評論（Commentary）》上面撰寫過有關中國大陸的文章。早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未去世前，中國大陸的外國訪客很稀少，那時我就有機會去訪幾個地處偏遠、完全未對外開放的中國都市，返美後我寫出了一些明顯的事實，也就是中國窮到可憐，又被一群沒什麼希望、嘴裡老是叫嚷著可笑口號的極端份子所高壓統治著。（其實我真的有遇到「四人幫」——雖說沒和他們說話，就在毛澤東的遺體置於人民大會堂供人憑弔的那天。）
我的那篇文章只點出了事實，但它後來卻變得相當不平凡——都因為當時美國及國際媒體都令人驚訝地一面倒，對中國發出好評報導（就算是老練的記者也被中國的樣板採訪安排所迷惑）。反正我那篇文章已經足夠讓我造訪台灣了，並且讓我立刻體會到「威權統治的台灣」與「極權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何差異：兩者都禁止（或至少壓抑）集體性的政治反對勢力，可是台灣當局只掌控政治權力，並允許經濟活動與文化表現的自由（只要不涉政治即可）；相形之下，在極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連「文化可以獨立於政治之外」這個觀念都不存在，而且還禁止經濟自由。
許多人相信，威權政府（例如台灣）會逐漸演化成為民主政體，原因是商場上的資金將流入反對政府的勢力，而管理人才和專業人才也一樣。至於極權政府則完全不容許個人的活動，更不會容許「支持反對勢力」這件事。結果呢，台灣果然印證了上述的觀點，漸漸完成了民主的和平轉移。可是在中國，經濟自由化迄今還沒有帶來政治的自由化，不過私人的資源確實已經挹注給越來越多的政治異議人士了。
回顧一九七七年，台灣的威權政府其實很容易被政變所推翻，因為大體上而言人民被壓抑成一種相當消極的狀態，又沒有足夠堅強的獨立團體，能夠大規模動員群眾來表達心中的不滿。因此，假如當時出現幾位資淺的將軍，指揮著步兵師或者裝甲旅，按照我以下說明的步驟，就一定可以奪得大權：以快速果斷的行動囚禁主要領導人並佔領行政指揮總部，封鎖一切進出台北市的道路，奪下廣播與電視台等設施。這樣就足夠癱瘓國內其他的武裝部隊，成功實施政變。
事實上，南韓總統朴正熙於一九七九年十月被暗殺後的情勢，就與上述形容的完全一樣：出來奪取政權的人，並不是陸軍裡面的四星上將如參謀長或其他資深高階將領，反而是一個新進獲擢升擔任二星中將的全斗煥出線。全斗煥算是個資淺將軍，可是他負責指揮南韓首都內的情報單位。政變後雖然南韓也出現零星的街頭抗議及地方性的暴動，但全斗煥還是穩做八年大位，直到期滿之後將政權交給他指定的繼任者為止。
在今天，這些都不可能發生在台灣了——雖然台灣的民主經驗還算很新，不過民主這件事已經深深根植於台灣社會，人民已經不再被動消極，反而會以龐大的群眾示威力量，站起來打敗任何政變的意圖。民主的功用也就在這裡：民主改變了人民，把他們從消極被動的政治客體，轉換成政治的主角。這是何等寶貴又令人歡欣鼓舞的轉變呀。這麼多年來我有幸多次拜訪台灣，親眼看見台灣逐漸邁向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自由，更是社會、文化上的自由。所以，政變就是民主的試金石：凡是能夠用政變的方式奪下的政權，就一定不是民主政權。
愛德華．N. 魯瓦克，二０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內文1
第四章，政變的策劃政變中佔領實體設施之原則
大眾媒體政變後我方為了確立統治，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監管政治中心所發佈的資訊，因此佔領主要大眾傳播工具也就成為第一要務。希臘國王曾在1967年底發動一場反政變，他只犯了一個錯誤，卻因此造成行動失敗，那就是他與大眾溝通失靈，硬體與內容皆然。當年電台播送國王的演說時，只有少部份民眾接收到內容，因為廣播的訊號太過微弱，而且也不在原來的波段上；國王沒有用如雷的聲音號令群眾反抗，反而軟弱地向民眾求救。我方絕不能犯下類似的錯誤。
由於政變的時程短，目標國的社會環境也未必合適，我方不一定要把報紙等平面媒體當成主要目標。我方只需在政變後確立對我們媒體的控制權即可。我方不光是要控制傳媒設施，更要統一發送訊息，因此必須一一處理每一處設施。最好的方法就是取得電台人員的合作，從內部進行破壞。只要一名技術人員，就可以讓一座廣播電台暫時失去功能，取得原本需要一整個攻擊小隊才能達成的戰果。若是無法吸收內部人員倒戈，那麼次佳的選項就是從外部進行破壞。我方不必製造大規模的破壞，因為通常只需對發送器的核心動點手腳，稍做移除或破壞，即可有效解除該電台的功能。（參見附錄B。其中討論政變中除了軍隊外，還必須出動的各種人員。）
城市聯外道路只要能在適當地點設置有效路障，即可暫時阻止效忠舊政府的部隊進入首都，而我方則利用這段短暫的時間，確立自己新政府的地位，並取得大部份官僚與軍事部隊效忠。等到干預部隊好不容易抵達我方政變的地點，會發現他們已經成為孤立的叛軍了。控制首都的聯外道路之後，對我方的行動還有別的好處，其中之一就是我方可以創造新政權的存在感，並阻止舊政府領袖與我方未逮捕的人物逃離。
光憑我方的資源，可能無法把整個首都封鎖得密不通風（不過這點當然要視首都的位置與實際的大小而定）。以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亞為例，當地雖然四面開闊，但只需關閉機場就能封鎖首都，因為地面交通條件不足以讓人員快速移動至國內其他地方。另外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也對政變者有利，因為該城雖然距離國內其他地區不遠，週遭卻有湖泊與海洋，因此只需設下少數路障即可封鎖全城。
交通要津戰車出現在首都廣場，這樣的景象不但已成為政變的象徵，⑥而且也有非常實際的作用：那就是在政治活動中心製造存在感。每個國家的首都裡，都有相當於英國白廳或美國國會山莊的地區，集中了主要的政治與行政機關。我方必須在該區挑出部份地點，派兵駐守或進行包圍。這樣做可以達成幾個目的：（a）封鎖點可以環繞我方小組活動區週邊，形成保護牆，讓他們不被可能攻破首都的敵方部隊攻擊；（b）封鎖部隊可以令人一見而得知我方實力，確立我方統治；（c）封鎖部隊可以過濾進出該區的人員，使我方可以捉拿先前無法直接逮捕的人員。
由於我方有能力封鎖的地點有限，因此選擇時必須特別謹慎。我方只須選擇筆直並寬廣的街道相交處設下封鎖點，並沿著這些街道形成封鎖區的界線即可（從這一點來看，巴黎的大街大道是最理想不過的）。
機場與其他交通設施政變剛發生後，我方一定要進行的行動之一就是封閉機場，取消所有航班。這是「凍結」情勢的一般戰術之一，可以遏阻所有未經控制的人員與資訊流動。但另一項更明確的目標就是阻止我方未能逮捕的政治人物逃走，防止效忠舊政府的部隊進入首都地區。由於政變的過程相當短暫，所以空運的角色極為重要。我方或舊政府都可能利用空運送進一小隊援軍，就此改變情勢均衡。利用空運所能送進的部隊也許人數極少，但在政變初起的微妙情勢下，這批部隊很可能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公眾建築大多數國家都有某種形式的民選議會、國會或名稱不同的類似機關，但許多國家的真正權力中樞是在總統等元首住處（或是政黨中央委員會所在地）。請不要被憲法的文字所蒙蔽，我們已經花了很多功夫分辨「實質統治者」與「象徵性角色」的區別，絕不能誤將有限的資源浪費在後者身上。
除了純粹象徵性的建築物外，還有其他地點，值得我方盡量努力佔領，如軍方總部、警察總部、情報機關的行政總部等。以下目標是任何政變者都應該佔領的：
（a）實際政權的所在地：可能為皇宮、總統府、民選議會會場，或是政黨的主席團或中央委員會。
（b）主要行政機關建築：國防部、內政部，如果警察或軍方總部不在上述建築內，則應另行佔領其總部。
（c）象徵性建築：這類建築通常已包括在上述兩類地點內。但一國的政治情勢若是與民眾的傳統認知有落差，大眾可能仍然將已「過時」的地點與政治權力聯想在一起。
愛德華．N. 魯瓦克，二０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