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编辑]
1645年3月，瑞典军在波希米亚大败神圣罗马帝国军，而该年8月法军又于第二次诺德林根会战击溃神圣罗马帝国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日耳曼领土大部分被占领[84]。1648年，法瑞两国联军再在楚斯马斯豪森会战及朗斯战役完胜神圣罗马帝国军。
弗兰格尔取代了托尔斯滕森的领导，瑞典人于1646年夏天入侵巴伐利亚，到了秋天，马克西米利安迫切希望结束他主要负责发动的战争。此时，西班牙人公开了马萨林的秘密提议，将法国占领的加泰罗尼亚换成西属尼德兰。1647年1月，荷兰人对他们认为法国的口是心非感到愤怒，他们同意与西班牙休战，并开始谈判单独的和平条款[85]。由于未能通过外交获得荷兰，马萨林决定以武力这样做并释放资源，1647年3月14日，他与巴伐利亚、科隆和瑞典签署了乌尔姆停战协议[86]。
攻势将由莱茵兰的法国指挥官蒂雷纳子爵领导，但当他的大部分德国军队发生叛乱时，该计划失败了，而巴伐利亚将军约翰·冯·魏斯（Johann von Werth）拒绝遵守停火协议[87]。尽管叛乱很快被镇压，但马克西米利安觉得有义务效仿韦斯的做法，并在9月命令布隆克霍斯特-格隆斯菲尔德将巴伐利亚军队的残余部队与冯·霍尔扎佩尔领导下的帝国军队合并[88]。1648年5月，由弗兰格尔和蒂雷纳率领的法瑞联军在人数上超过了他们在楚斯马斯豪森被击败，冯·霍尔扎佩尔被杀。尽管由于雷蒙多·蒙特库科利的有效后卫行动，大部分帝国军队逃脱了，但巴伐利亚再次毫无防备地暴露在新教军队面前[89]。
1648年8月，西班牙在弗兰德斯的进攻以在朗斯的失败而告终，战至此时，双方都已元气大伤，斐迪南最终同意了条款，结果于该年10月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依次缔结了两个和约——《奥斯纳布吕克条约》与《明斯特和约》，合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此三十年战争完全结束[90]。
各国参与时间[编辑]
德意志之外[编辑]
北意大利[编辑]
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北部一直受到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争夺，因为它对于控制法国西南部至关重要，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中央当局。虽然西班牙仍然是意大利的主导力量，但它对长长的外部通信线路的依赖是一个潜在的弱点。这尤其适用于西班牙公路，这使他们能够安全地将新兵和补给从那不勒斯王国通过伦巴第运送到他们在佛兰德的军队。法国人试图通过攻击西班牙控制的米兰公国或通过与格劳宾登人结盟阻止阿尔卑斯山通道来破坏这条道路[91]。
曼托瓦公国的一个附属领土是蒙费拉特及其堡垒卡萨莱蒙费拉托，其拥有者可以威胁米兰。它的重要性意味着当直系中的最后一位公爵于1627年12月去世时，法国和西班牙支持了对立的声索国，导致了1628年至1631年的曼图王王位继承战争[92]。出生于法国的讷韦尔公爵得到了法国和威尼斯共和国的支持，他的竞争对手瓜斯塔拉公爵则得到了西班牙、斐迪南二世、萨沃伊和托斯卡纳的支持。这场轻微的冲突对三十年战争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教皇乌尔班八世将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扩张视为对教皇国的威胁。结果是分裂了天主教会，使教皇与斐迪南二世疏远，并使法国可以接受新教盟友反对他[93]。
1629年3月，法国人进入了萨瓦，解除了西班牙人对卡萨莱的围攻，并占领了皮内罗洛[94]。随后《苏萨条约》将这两个堡垒割让给法国，并允许他们的部队不受限制地通过萨瓦领土，从而控制了皮埃蒙特和进入法国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口[95]。然而，在1629年末，法军主力撤退后，西班牙人和萨瓦人再次围攻卡萨莱，而斐迪南二世则提供德意志雇佣兵来支持西班牙的进攻，该进攻击溃了威尼斯的主要野战军，并迫使讷韦尔放弃了曼托瓦。到1630年10月，法国的立场似乎如此岌岌可危，他们的代表同意了《拉蒂斯本条约》，但由于这些条款有效地破坏了黎塞留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扩张的政策，因此该条约从未被批准[96]。
几个因素恢复了法国在意大利北部的地位，特别是一场毁灭性的瘟疫爆发；1629年至1631年间，米兰有60,000多人死亡，威尼斯有46,000人死亡，其他地方也有相应的损失[97].黎塞留利用从德意志转移帝国资源来资助瑞典入侵，其成功迫使西班牙-萨瓦联盟从卡萨莱撤出并于1631年4月签署了切拉斯科条约。讷韦尔被确认为曼托瓦公爵，尽管黎塞留的代表，红衣主教马萨林同意撤离皮内罗洛，后来根据与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玛迪斯一世的协议秘密返回。除了1639年至1642年的皮埃蒙特内战外，这确保了法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在意大利北部的地位[98]。
1635年法西战争爆发后，黎塞留支持维克多·阿玛迪斯对米兰重新发起攻势，以限制西班牙的资源。其中包括1635年对瓦伦扎的一次不成功的进攻，以及在托纳文托和蒙巴尔多内的小幅胜利[99]。然而，意大利北部的反哈布斯堡联盟在1637年9月第一个曼托瓦的查尔斯去世时分崩离析，然后是10月的维克多·阿玛迪斯，他的死导致他的遗孀法国的克里斯蒂娜和兄弟托马斯之间争夺萨瓦王国的控制权[100]。
1639年，他们的争吵爆发为公开战争，法国支持克里斯蒂娜和西班牙两兄弟，并导致都灵围城战。17世纪最著名的军事事件之一，在一个阶段，它的特点是不少于三支不同的军队相互围攻。然而，葡萄牙和加泰罗尼亚的起义迫使西班牙人停止在意大利的行动，战争以有利于克里斯蒂娜和法国的条件解决[101]。
1647年，法国支持的叛乱成功地暂时推翻了西班牙在那不勒斯的统治。西班牙人迅速镇压了起义并恢复了他们对整个意大利南部的统治，击败了派往支持叛军的多支法国远征军[102]。然而它暴露了西班牙统治意大利的弱点，以及当地精英与马德里的疏远；1650年，米兰总督写道，除了南方普遍不满外，意大利唯一可以依靠的州属帕尔马公国[103]。
加泰罗尼亚[编辑]
在整个1630年代，为支付战争而征收的税收增加导致了整个西班牙领土的抗议活动，这在1640年首先导致了葡萄牙的同时起义，然后是加泰罗尼亚公国。在法国的支持下，作为黎塞留“转移战争”的一部分，1641年1月起义军宣布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104]。马德里政府迅速召集了一支由26,000人组成的军队来镇压起义，该起义于1641年1月23日在马托雷尔击败了叛军。法国人现在说服加泰罗尼亚宫廷承认路易十三为巴塞罗那伯爵和加泰罗尼亚的统治者[66]。
1月26日，法国-加泰罗尼亚联合部队在蒙特惠奇击溃了一支规模更大的西班牙军队，并占领了巴塞罗那。然而，叛乱分子很快发现法国新政府与旧政府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将战争变成了法国-加泰罗尼亚精英、农村农民和西班牙人之间的三方较量。在法国控制了佩皮尼昂和鲁西永，在比利牛斯山脉建立了现代的法西边界后，几乎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起义于1651年以西班牙人占领巴塞罗那而告终[105]。
殖民地[编辑]
1580年，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也成为葡萄牙帝国的统治者，建立了伊比利亚联盟；作为长期的商业竞争对手，1602年至1663年的荷兰-葡萄牙战争是荷兰从西班牙争取独立的斗争的一部分。葡萄牙人主导了被称为三角贸易的跨大西洋经济，奴隶从西非和葡属安哥拉运到葡属巴西的种植园工作，后者向欧洲出口糖和烟草。被荷兰历史学家称为“伟大的设计”，控制这项贸易不仅会非常有利可图，而且还会剥夺西班牙人资助他们在荷兰的战争所需的资金。
荷兰西印度公司于1621年成立，以实现这一目的，荷兰舰队于1624年占领了巴西的萨尔瓦多港巴伊亚州。1625年被葡萄牙人夺回后，第二支舰队于1630年建立了荷属巴西，这不是直到1654年才返回。第二部分是夺取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心，主要是安哥拉和圣多美；在刚果王国的支持下，其地位受到葡萄牙扩张的威胁，荷兰人于1641年成功占领了这两座城市。
西班牙无力或不愿针对这些攻击提供保护，这加剧了葡萄牙人的不满，并且是1640年葡萄牙复辟战争爆发的主要因素。虽然荷兰人最终被驱逐出巴西、安哥拉和圣多美，但他们保留了好望角，以及作为葡萄牙在马六甲、马拉巴尔海岸、马鲁古群岛和锡兰的贸易站。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编辑]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际上由三个独立的协议组成；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之间的明斯特和约，帝国和瑞典之间的奥斯纳布吕克条约，以及帝国和法国之间的明斯特条约。初步讨论始于1642年，但直到1646年才变得严肃；共有109个代表团同时参加，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之间进行了会谈。在瑞典人拒绝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作为调解人后，谈判代表最终就教皇代表团法比奥·基吉和威尼斯特使阿尔维斯·孔塔里尼达成了一致[106]。
明斯特和约于1648年1月30日首次签署，并被认为是威斯特伐利亚协定的一部分，因为荷兰共和国在技术上仍是西班牙尼德兰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帝国领土。该条约确认了荷兰的独立，尽管帝国议会直到1728年才正式承认它不再是帝国的一部分[107]。荷兰人还垄断了通过斯海尔德河口进行的贸易，确保了阿姆斯特丹的商业优势；安特卫普是西班牙荷兰的首都，以前是北欧最重要的港口，直到19世纪末才恢复[108]。
与法国和瑞典的谈判是与帝国议会一起进行的，是涉及许多德意志国家的多方讨论。这导致了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条约，分别与法国和瑞典和平相处。斐迪南直到最后一刻才拒绝签约，直到10月24日，法国在朗斯以压倒性优势击败西班牙，并且瑞典军队即将占领布拉格[109]。有人争辩说，它们是“德意志和欧洲……法律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因为它们超越了正常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对帝国本身产生了重大的宪法和宗教变革[110]。
和平的关键要素是确认帝国内各州自治的条款，包括斐迪南接受帝国议会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那些寻求防止未来宗教冲突的条款。第5条再次确认了奥格斯堡定居点，将1624年确立为基础或“Normaljahr”，用于确定一个国家的主要宗教并保证宗教少数群体的礼拜自由。第7条承认加尔文主义是一种改革宗信仰，并取消了改革法，即如果统治者改变宗教信仰，他的臣民必须效仿。这些条款不适用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土地，例如下奥地利和上奥地利[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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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土方面，勃兰登堡-普鲁士获得了远波美拉尼亚，以及马格德堡、哈尔伯施塔特、卡明和明登的主教区。弗里德里希的儿子卡尔·路易斯重新夺回了下普法尔茨，并成为第八位帝国选候，尽管巴伐利亚保留了上普法尔茨及其选侯爵位[107]。在外部，条约正式承认荷兰共和国和瑞士联邦的独立，自1499年以来有效自治。在帝国西部的洛林，自1552年以来被法国占领的梅斯、图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被正式割让，以及阿尔萨斯的十城联盟，斯特拉斯堡和米卢斯除外[83]。瑞典获得了500万塔勒的赔款、瑞典波美拉尼亚的帝国领土以及不来梅和费尔登的亲王主教辖区，这也使他们在帝国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112]。
和约后来被教皇英诺森十世谴责，他认为割让给法国和勃兰登堡的主教区是天主教会的财产，因此是他的财产[113]。它还因为接受天主教作为波希米亚、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主要宗教而让许多流亡者感到失望，这些地区在1618年之前都是新教据点。战斗并没有立即结束，因为复员超过200,000名士兵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而最后一个瑞典人驻军直到1654年才离开德意志[114]。此外马萨林坚持将勃艮第行政圈排除在明斯特条约之外，允许法国继续在低地国家与西班牙作战，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659年的比利牛斯山脉条约。波兰-立陶宛的政治解体导致了1655年至1660年与瑞典的第二次北方战争，这场战争还涉及丹麦、俄罗斯和勃兰登堡，而瑞典在1654年和1666年两次试图控制不来梅港都失败了[115]。
有人认为，和平确立了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的原则，即外部势力不干涉内政的理念，尽管此后受到了挑战。1668年艾克斯拉夏佩尔、1678年奈梅亨和1697年里斯维克的谈判采用了这一过程或“议会”模式；与19世纪的“国会”制度不同，这些制度是为了结束战争，而不是阻止战争，因此提及“均势”可能会产生误导[116]。
战争影响[编辑]
政治[编辑]
尽管宗教分歧在整个17世纪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这是欧洲大陆最后一场重大战争，可以说它是主要的驱动力。后来的冲突要么是内部的，例如法国西南部的卡米撒派起义，要么是相对较小的冲突，例如1712年的托根堡战争。它创造了一个持续到1815年及以后的欧洲轮廓；法国的民族国家，统一的德国和独立的奥匈集团的开端，一个已减少但仍然重要的西班牙，独立的小国，如丹麦、瑞典和瑞士，以及荷兰共和国和后来的低地国家之间的分裂1830年的比利时。
日耳曼分裂[编辑]
由于日耳曼是三十年战争的主要战场，其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给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和痛苦记忆[117]。而且战后诸侯国自立，其内部分裂变成不可逆转，间接令神圣罗马帝国变得名存实亡。
战争开始时，神圣罗马帝国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帝国哈布斯堡家族皇帝的实际权力仅局限于他们的家族领地，例如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在帝国境内的其他地方，数百个领主统治着他们各自的公爵领地、伯爵领地、主教辖区和城市，很少把皇帝放在眼里[118]。
战争结束时，这里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哈布斯堡家族依然享有帝王的尊贵，而各类领地实际上依旧是独立的实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赋予这些领地的统治者实行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权利，这在理论上使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独立。然而实际上，他们早就在奉行自己的外交政策了，不受皇帝约束。因此三十年战争和《和约》对他们的地位没有什么影响。
这场战争，给控制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使它在欧洲恢复天主教统治和建立大一统帝国的计划成为泡影。
其实，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政治和宪法发展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没有发生的事情上面，而不是体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上面。长期以来，哈布斯堡家族一直在寻求增强他们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广大领土和资源的实际控制权。他们最愿意看到的是将帝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就像英国和法国那样。三十年战争是他们为实现统一德意志的目标所做的真真切切的最后尝试，但他们失败了。此后德国一直处在邦国林立的状态，直到三个世纪后由来自东北边区的勃兰登堡-普鲁士通过武力实现了统一。
荷瑞独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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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后，荷兰与瑞士的独立受到保障，而荷兰更为新的海上霸主。 和约再次确认了“德意志的自由”，结束了哈布斯堡将神圣罗马帝国转变为类似于西班牙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企图。在接下来的50年里，巴伐利亚、勃兰登堡-普鲁士、萨克森和其他国家越来越多地奉行自己的政策，而瑞典则在帝国中获得了永久的立足点。尽管有这些挫折，但哈布斯堡的土地比其他许多地方遭受的战争更少，并且随着波希米亚的吸收和在其领土上恢复天主教而成为一个更加连贯的集团。
通过奠定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威斯特伐利亚改变了臣民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以前，许多人有重叠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政治和宗教忠诚；他们现在被理解为首先服从其各自国家当局的法律和法令，而不是任何其他实体、宗教或世俗实体的主张。这使得征募规模庞大、忠于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国家军队变得更加容易；从华伦斯坦和瑞典入侵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需要他们自己的永久军队，整个德国成为一个更加军事化的社会。
西班牙衰落[编辑]
西班牙在战争中不论陆战还是海战均告失利，对富庶的尼德兰地区失去控制使得其从此失去了欧洲一等强国的地位。在数十年后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西班牙的实力再次受到重创，最终沦为了次等国家。
法国兴起[编辑]
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阿尔萨斯与洛林，并获得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可以说，法国从三十年战争中获得的收益比任何其他大国都多。到1648年，黎塞留的大部分目标已经实现。其中包括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分离、法国边境向帝国的扩张以及西班牙在北欧的军事霸权的终结。虽然法西冲突一直持续到1659年，但威斯特伐利亚允许路易十四开始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
瑞典崛起[编辑]
瑞典国王取得了日耳曼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土地（波美拉尼亚），并因此成为了日耳曼的诸侯，可以随时插手日耳曼的内部事务。而且瑞典亦得到五百万达克特的赔款，并从此一跃成为欧洲强国。
然而事实证明，威斯特伐利亚对瑞典人的好处是短暂的。与并入法国的法国收益不同，瑞典领土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它们成为下萨克森和上撒克逊人的成员。虽然这给了他们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但也使他们与他们在波美拉尼亚的竞争对手勃兰登堡-普鲁士和萨克森发生了直接冲突。他们的帝国财产的收入留在德国，没有使瑞典王国受益；尽管瑞典波美拉尼亚的部分地区一直被保留到1815年，但其中大部分在1679年和1720年被割让给了普鲁士[119]。
军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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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诸国开始实行征兵制，并建立了常备军与后勤系统，使军队可以进行持久战。军队亦逐渐精简化，以符合机动战的要求；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所进行军事改革[121]，即以火枪兵取代长矛兵，先以炮兵进行集中火力的攻击，再出动骑兵进行突击，最后由步兵负责清理敌军的三段式战法，更成为其后战争的陆军标准战法。
线列编队并不总是成功的，1634年在诺德林根的所谓过时的西班牙大方阵战胜了“新型”瑞典军队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进攻行动中也更难协调；作为补偿，古斯塔夫要求他的骑兵更具侵略性，经常使用他的芬兰轻骑兵或Hakkapeliitta作为突击部队。他有时也使用纵队，包括1632年9月在旧韦斯特的失败袭击。纵队继续被认为在进攻行动中更有效，并且在拿破仑战争的后期被拿破仑使用[122]。
这种战术需要专业的士兵，他们可以在受到攻击时保持编队、重新装填和射击训练有素的齐射，以及使用标准化武器。17世纪上半叶出版了许多说明所需动作的指导手册，其中32份用于长枪兵，42份用于火枪手[123]。训练一名能够以这种方式行动的步兵所需的时间估计为六个月，尽管实际上许多人在战斗中的经验要少得[124]多。它还赋予了初级军官更大的责任，他们在高级指挥官和战术单位之间提供了重要的联系。1616年在锡根建立了第一批旨在培养这种人的军事学校之一，其他学校也很快跟进[124]。
另一方面，战略思维未能同步发展。历史学家杰里米·布莱克声称，大多数战役“没有定论”，几乎只关注对领土的控制，而不是专注于战略目标。军事和外交目标之间缺乏联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战争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以及为什么和平如此难以捉摸。这有很多原因。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时，法瑞同盟在帝国领土上仍有84,000多名武装人员，其对手约为77,000人；虽然在现代意义上相对较小，但这样的数字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125]。除了西班牙，这个17世纪的国家无法支持如此规模的军队，迫使他们依赖从他们经过的地区征收或勒索的“捐款”[126]。
因此，获得补给成为战役计划中的限制因素，这一问题在战争后期变得更加尖锐，当时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争夺。即使可以收集到足够的补给，下一个问题就是将它们送到部队。为确保供应安全，指挥官们被迫靠近河流，而河流是当时主要的散装运输工具，并且不能离他们的主要基地太远[127]。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为部队提供食物本身就成为了一个目标，与外交目标无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结果是“军队越来越缺乏可理解的政治目标……沦为与他们经过的乡村共生的旅行武装暴徒”[128]。这种缺乏联系往往违背了雇主的政治目标。帝国军队在1628年和1629年对名义上的盟友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造成的破坏是他们支持瑞典干预的主要因素[129]。
文化和社会[编辑]
当人们试图理解战争引发的无情且经常是随机的流血事件时，同时代人谈到了“绝望的狂热”。宗教当局认为上帝对罪孽的报应，其他试图确定超自然原因的尝试导致了一系列的猎巫行动，从1626年在弗兰肯开始并迅速蔓延到德意志的其他地区[131]。他们从维尔茨堡主教区开始，该地区的此类事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16年，现在由渴望在其领土上维护教会权威的虔诚天主教徒冯·埃伦伯格主教重新点燃。到他在1631年去世时，已有900多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被处决[132]。
1626年至1631年在班贝格主教区附近举行的班贝格女巫审判夺走了一千多人的生命。1629年，274人在Eichstätt女巫审判中死亡，另外还有50人在相邻的普法尔茨-诺伊堡公国死亡[133]。在其他地方，迫害是在帝国军事成功之后，在蒂利重新征服巴登和普法尔茨之后扩展到莱茵兰[134]。然而，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冲突对社会的影响是有争议的，因为许多事件发生在相对未受战争影响的地区。斐迪南担心他们的残暴会抹黑反改革运动，因此确保积极的迫害在1630年基本结束[135]。
尽管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它也被认为激发了德意志文学的复兴，包括创建了致力于从德语中“清除外国元素”的社会。一个例子是《简单的简单》(Simplicius Simplicissimus)，通常被认为是流浪汉小说的最早例子之一[136]。汉斯·雅各布·克里斯托弗·冯·格里梅尔斯豪森于1668年所写，其中包括根据自己的经历对士兵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许多已得到其他来源的证实[137]。其他不太出名的例子包括彼得·哈根多夫的日记，他是马格德堡大屠杀的参与者，他对战争日常残酷性的描述仍然令人信服[138]。
对于德意志作家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捷克作家来说，战争继续被铭记为民族创伤的决定性时刻，18世纪诗人和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它的众多作家之一，他写作了《三十年战争史》。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来说，它被称为“伟大的德意志战争”、“伟大的战争”或“伟大的分裂”，它显示了分裂德意志的危险，并被用来证明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纳粹设想的大日耳曼帝国是正当的[139]。德国文学家和剧作家贝托特·布莱希特将其作为1939年反战剧《勇敢的母亲和她的孩子》的背景；而小说《泰尔》则说明了其持久的文化共鸣，它由奥地利作家丹尼尔·凯尔曼撰写，也是在战争期间创作的，它被提名为2020年布克奖[140]。
人口[编辑]
历史学家经常提到17世纪中叶的“普遍危机”，这是中国、不列颠群岛、沙皇俄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等国家持续冲突的时期。在所有这些地区，战争、饥荒和疾病给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损失[141]。虽然三十年战争无疑是这些事件中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但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经常增加或夸大其影响，以说明分裂德意志的危险。1800万人口中多达1200万人死亡的说法不再被接受，而关于物质损失的说法要么没有当代证据支持，要么在某些情况下超过了战前的税收记录[118]。
按照现代标准，参与的士兵人数相对较少，但这场冲突被描述为历史上最大的医疗灾难之一。战斗通常以每支约13,000至20,000人的军队为特色，最大的是1632年的旧韦斯特，总共有70,000至85,000人。据估计，从1618年到1626年，双方在德意志部署的人数平均为80,000到100,000人，在1632年达到250,000人的峰值，到1648年降至160,000人以下。伤亡率可能非常高[142]；在1621年至1639年间从瑞典比格德奥村征召的230名男子中，有215人被记录为死亡或失踪，另有5人返回家园时残废[11]。
直到19世纪中叶，大多数士兵死于疾病；历史学家彼得·威尔逊汇总了已知战斗和围攻的数字，得出的数字是在战斗中丧生或受伤的人数约为450,000。由于经验表明死亡人数或因疾病而丧失能力的人数是该数字的两到三倍，这表明军事人员伤亡总数为1.3至180万人死亡或因其他原因无法服役[10]。皮特林·索罗金的一项估计计算了2,071,000名军事人员伤亡的上限[143]，尽管他的方法受到了其他人的广泛争议。总的来说，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死亡灾难，绝大多数伤亡，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都是在瑞典于1630年干预之后发生的[144]。
根据当地记录，军事行动占平民死亡人数的不到3%；主要原因是饥饿（12%）、腺鼠疫（64%）、斑疹伤寒（4%）和痢疾（5%）[145]。尽管在1618年之前的几十年里经常爆发疾病，但冲突极大地加速了疾病的蔓延。这是由于外国士兵的涌入、战线位置的转移以及农村人口迁移到已经拥挤的城[130]市。这不仅限于德意志；据称法国和神罗士兵携带的疾病引发了1629-1631年的意大利瘟疫，导致估计有280,000人死亡[146]，这是“现代早期影响意大利的最严重的死亡危机”[147]。整个1630年代歉收和对同一地区的反复掠夺导致了大范围的饥荒；同时代人记录了人们吃草，或者太虚弱而无法接受施舍，而同类相食的情况很常见[148]。
现代共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人口从1600年的18到2000万下降到1650年的11到1300万，并且直到1750年才恢复到战前水平[149]。这些损失中的近50%似乎发生在1630年至1635年瑞典干预的第一阶段。与英国的三国战争相比，高死亡率可能部分是由于各方对外国雇佣军的依赖，通常是无偿的，并且需要靠土地生活[150]。缺乏“统一体”意识导致了诸如洗劫马格德堡之类的暴行，进而造成了大量极易生病和饥饿的难民。虽然移民逃亡在短期内挽救了生命，但从长远来看，它往往被证明是灾难性的[151]。
注释[编辑]
- ^ 所有军队都是多国混杂部队。根据2011年的研究，吕岑会战死亡的瑞典军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士兵只占不到50%。[1]
- ^ 1640年的佛兰德军人数，[7]1640年的西班牙军队在欧洲拥有超过20万现役军人，但大部分分布于欧洲各地。[8]
- ^ Wilson估计共有45万人在战斗中死亡，绝大部分的为德意志人。值得注意的是，瑞典军队中的德意志人是瑞典人的四倍，因此此项计算不计算国籍，而是在哪国军队中服役。[10]
- ^ 法国在相关的法西战争中死亡或受伤20万至30万人[12]
- ^ 西班牙在相关的法西战争中死亡或失踪28.8万人以上
- ^ Wilson 估计病死与战死的比例为1：3[10]
- ^ 也有学者认为战争始于1609年的于利希继承战争
- ^ 如前所述，丹麦-挪威以及瑞典均在帝国境内占有土地，因而得以介入帝国事务[20]
- ^ 其城市官方名至今仍未“自由和汉萨城市”
- ^ 此时有大约1800个帝国政治体，但是只有约300得以参与帝国议会和行政圈；其余的1500个以帝国骑士或更低等级的贵族形式存在 [23]
- ^ 詹姆斯一世不但是普法尔茨的腓特烈的小舅子，同时也通过迎娶丹麦的安妮和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五世建立了联系[28]
- ^ 直到德丹战争中被普鲁士-奥地利联军征服
- ^ 注意不要和萨克森的弗赖贝格混淆
- ^ 古斯塔夫的死在全欧的新教社群中引发了悲痛，但是黎塞留的态度却显得无所谓。在死前，古斯塔夫和黎塞留在各种方针政策上的分歧不断增加，有传言说黎塞留参与了国王的战死，虽然这种传言并未被做实[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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