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哨》黄雀行动

附： 《前哨》：黄雀行动

陈达钲，人称“六哥”，因在家中排行第六。六哥另一广为人知的称号，就是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系历史选择咗我，黄雀系一个团队嘅功劳，我只负责行动部份，仲有好多幕后功臣。”细节他不愿多谈，“仲未系时候讲，好多人依然在位。” 当日北上谈判，他答应过不会高调，不“胡说八道”，多番着记者“唔好写我咁多”。

“共产党原谅咗我”

不过，陈达钲还是首次澄清了一些传闻。“其实我冇见过陶驷驹（时任公安部部长），我见嘅系佢太太陈芳芳。”他透露，当日会面的是公安部一局，即政治局保卫局副局长陈芳芳。 89年底，他的手下李龙庆、黎沛成到湛江营救陈子明时中伏被擒，被当局视为主犯的陈达钲思前想后，决定北上求和。

“我唔妥协，可以放人咩？”那次北上，对黄雀行动带来打击。陈达钲强调没出卖任何人。他要求来去自如、承诺即时终止行动，希望当局释放他两名“兄弟”。对方的回应是，只要爱国，大家有共同话题。“共产党原谅咗我，?家大家系朋友。”

不过，他依然无法接受军队开枪镇压。六哥自言“眼浅”，六四当日他激动得昏倒入院，出院后，将 7岁儿子的头剃光以表悲愤。如今读到丁子霖的文章，仍不禁流泪。

65 岁的陈达钲，人生充满传奇。他生于革命圣地江西， 9岁戴红领巾，是共产党忠实信徒。七十年代初，他偷渡来港，在黄大仙的天台小学教珠算、地理，又在钟士元、查济民的工厂打过工。八十年代初，他经营洋酒、麻雀馆等生意，与走私客熟稔。六四后，他抱着“个人渺小，历史伟大；生命有限，真理永恒”的信念，参与了黄雀行动。

消夜“点错相”遇袭

 96年，陈达钲在通菜街消夜时，被刀手“点错相”袭击，左手和头部连中多刀，入院昏迷七天。六哥说，手术后要戴上纤维头骨，左手手指仍无法活动，记忆混乱，唯一不变是烟瘾。每年六四，若身在香港，他都会隐身烛光群里。他慨叹，六四挽救了中共，民主运动在中国开花，却在东欧结果。 20年来，中国的经济迈步前进，政制却原地踏步。但他坚信，随着六四的既得利益者渐渐退下政坛，六四终会平反。

险死还生

偷渡途中被迫跳海

“我是柴玲，我还活着！”这段激动人心的录音带， 89年 6月 10日在电视播出， 6月 8日在湖北武汉大学为柴玲录音，并传出声带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蔡崇国，事后也透过黄雀行动安排逃亡。事隔 20年，流亡法国的他在《我要回家》一书忆述，那次逃亡，一度被船家抛出大海，险死还生。

  

 柴玲

王丹

 吾尔凯西

周锋锁

蔡崇国忆述，他和另一位博士生陈宣良 89年 8月逃到深圳，由“六哥”陈达钲的孪生兄弟“七哥”陈达钳安排逃亡。武汉的国安搜捕到深圳，他们及时逃脱。七哥翌日给一位船家 10万元安排两人偷渡，但因风声紧，行动暂缓。一周后，陈氏兄弟物色到捕蚝船，把两人藏在暗格出海。

趁士兵换班上岸

 航程中，十多艘公安船杀到，表示知道两人在船上，要求折返。海水突然退潮，公安船无法靠近，船家迫他们跳海，对他们说：“右方是香港，左方是广州，自己选吧”。他们选择游向较短途的深圳方向。另一边厢，七哥和手下黎沛成、李龙庆急死了，忙到深圳湾海面搜索。

一直指挥营救的人士向本报忆述，当时刚有士兵换班，七哥的手下拿着望远镜侦测没结果，本已放弃行动。临行前他们再拿望远镜一看，发现两个黑点游向岸边，马上落海救人，将两人拖上蚝田。蔡崇国当时被海里的蚝壳严重割伤，全身淌血。所有人登上私家车离去，换班的士兵刚好来到，时间刚刚好，再迟一分钟也会出事。

数簿内幕

营救费达三千万元

黄雀行动有两本“数簿”，包括前线营救费用，以及民运人士在港等候外国政府接收期间的住宿、食用等开支。前者不能曝光，但账目受最少三名核心成员严密监管，与支联会无关；后者部份开支由支联会支付。核心成员估计，整项黄雀行动的总开支约二、三千万元。

部份黄雀行动的资金，来自“民主歌声献中华”。另一部份营救经费则由相关人士四出筹募。

若要把一名民运人士从北方带到香港，约要 30万元；若从广州偷运到港，收费约为“一个 15万、两个 25万”。

按“人头”计，最贵的交易是拯救在天安门发起绝食的学运领袖程真。她当时被船家主动救出，人到香港，“任人开价”。当时两黄雀拿着一袋现金到旺角亚皆老街一间酒楼（小肥羊火锅现址），“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最大额交易则高达 100万元，一次过偷运近 20人。

民运人士在港等候外国政治庇护时，支联会曾给予生活津贴。支联会 1990年的工作报告曾提及“港支联通过各种方法，协助有需要的民运人士前往其他国家生活，负责有关交通、异地接待和安顿。”

马英九捐助学生逃亡

3个月薪金支援“黄鸟计划”

除经香港，少数民运人士六四后经台湾逃亡海外。当年在广场上负责联络接待进京外地人士的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王龙蒙向本报讲述经台湾逃亡经过时，表示“感谢马（英九）先生”。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他虽没参与当年由国民党海工会执行的“黄鸟计划”，但曾捐款一万美元给计划，这笔钱当时已相当于他三个月的薪水收入。

王龙蒙六四后坐火车去深圳，却在东莞遇上武警查票。就在快要束手被擒之时，另一武警探身上来叫他的同事，来到王龙蒙面前的武警转身离去，才让他逃过一劫。但到了深圳，王龙蒙却发现到处都有北京来的军警，在盘查行人。

台湾渔船营救被装进油箱

 走投无路之际，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部负责人张刚找到王龙蒙，两人被编入台湾营救的“旅行团”。化妆后，张刚变成叫“李林”的木材商人，王龙蒙成了叫“黄浩江”的随行秘书。“穿广州越湖南通湖北过江苏，为了装得更像旅行团，我们必须游览许多地方，在南京拜了中山陵，在中山先生的坐像前献了花，心里默念中山先生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到郑州王龙蒙打电话给同学，“我估计北京公安会监听我们的电话，但那时还没有电脑网路，该不会查到我打电话的地址。我说，我已经到了香港……所有有关中央戏剧学院的对话行动，绝食绝水行动及所有的政治责任，都由我来承担。”

他们最后南下杭州，翻山越岭走小路到福建。接头的台湾渔船却遇上事故，他们要躲到山里的农家，一个月后在平潭的小码头，再跟渔船汇合。上船后他们装进油箱，在不足一平方米的空间渐觉呼吸困难。“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里面打开油箱，钻出来打开装着张刚的油箱，把他拖了出来。这时他已经失去知觉，吐的到处都是。”王龙蒙求救，渔民才把他们安排在甲板上。翌日阳光灿烂，王龙蒙只觉：“自由的感觉真好！”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郁琦回应本报时表示，六四时马英九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兼大陆工作会报执行秘书。马英九说，当年由国民党海工会执行营救八九民运人士的“黄鸟计划”，他没有参与计划的执行。但马英九证实，当年曾捐出相当于他三个月薪水的一万元美元给这计划，已故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等许多台湾名人，也曾捐钱帮助计划。

马英九昨在就职一周年记者会被问到六四时，只回应一句“非常关注”，称六四 20周年时会发新闻稿。六四 18年来马年年著文谴责中共，称“六四不平反，两岸不统一”，前年竞选时仍轰六四屠城“是中共反民主本质的鲜明表现”；但去年当选总统后六四前夕，他发表六四感言突然转轪，不再提平反六四，反而大赞中共在四川大地震中的表现，令外界为之侧目。

罗孚之子：系一次正义嘅非法活动

民运人士要剥光猪验证港英高层力劝黄雀核心：别走近海边

“你在那几天示威？”“北京甚么好吃？”民运人士获“黄雀”安排在屯门、黄竹坑等五个“着陆点”上岸后，会立即被遣送往扣留中心，被“剥光猪”搜身，甄别身份。

同一时间，后勤的黄雀会联络港府政治顾问、各国使节、政治人物，争取外国接收。直至 97年 6月回归前夕，一切正式落幕。前港英政府视行动为最高机密，曾有一段时间，政府高层力劝黄雀核心：“唔好走近海边。”

“营救民运人士去外国，当时港英政府视为 A级保密，最高级数。行政局知有呢回事，但唔过问，港督亦唔会讲。”一名前行政局议员透露，这被视为英国行使主权的行动，港督只是执行者。

民运人士的去向极度敏感，当时港督卫奕信派出副政治顾问柏圣文（ Stephen Bradley），直接跟黄雀高层联络。柏圣文 03至 08年曾回港任英国驻港总领事。

柏圣文做代表　黄雀解困

黄雀行动组骨干 Tiger忆述，民运人士当年主要经五条路线偷渡来港，最快是由蛇口经水路到屯门踏石角，在青山发电厂一带登陆，只需半小时；最远是由汕尾经七、八小时水路到黄竹坑。 Tiger曾在柴湾岸边迎接学运领袖周勇军，遇上便衣探员截查被捕，“喺差馆打足十只指纹”。统筹行动的朱耀明牧师即时致电柏圣文，警方很快放人。

民运人士上岸后，黄雀会立即将他们带到上环水警码头，交给人民入境事务处职员，再送到上水新屋岭扣留中心。“好多人啱啱逃出中国，又见到边境支五星旗，吓餐死。”一入新屋岭，他们即被剥光猪搜查，再接受甄别。约一周左右，就会判定他们是否政治难民，发行街纸。“有个深圳女检察官审查唔合格，要遣返，广州学运名人陈破空都唔得，后来经台湾出走。”

其实，黄雀成员在营救行动前，也参考了一些名单。最早期的名单，来自国际特赦组织，约有近 800人，工运领袖韩东方、知识分子包遵信榜上有名。另外三份主要名单，分别是 21名全国通缉学运领袖名单，包括王丹、吾尔开希、柴玲；被点名的 23名知识分子名单，包括方励之、万润南等人。另一张是六四后“被禁入境 49名异见人士名单”。据悉是一名热心人士过关时发现，偷偷盗取。他后来也被抓判刑。

据了解，朱耀明最初透过朋友关系，成功游说法国“开绿灯”，一般上午申请，翌日就可上机。英国最保护公安和军人，会即时送走。美国直至 89年 10月才开始接收。有军方背景人员逃到香港，因身怀一本密码簿子，美国有兴趣接收。

当有知名民运人士来港，朱牧会同时联络港府、美国国务院及关注人权的参议员。柴玲 1990年的一个周五到港，美国本答应接收，但法国政府基于“历史使命”直接跟港府“要人”，周日将她送走。大部份民运人士上机前，会到何俊仁律师的办公室宣誓核实身份，再取签证。

黄雀行动往后数年无间断，约在 94年，民运人士王希哲从屯门上岸寻求庇护，时值中英谈判敏感时刻，但他抵埗即高调约见朋友，令港英感尴尬。政治顾问办公室即时通知黄雀成员降温。 Tiger忆述，当时惟有“欺骗”王希哲到域多利监狱做行街纸，一日办妥的手续，结果三天才完成，令王在离港前都无法曝光。“佢都怪我，话刚刚放监，又被呃去坐监。”

95至 96年，入境处抽调一组特别调查科成员处理有关问题。临近回归，逃亡行动开始收敛，部份人士改由昆明经金三角往泰国，到联合国难民公署寻求庇护。 97年 5月底，是黄雀行动另一紧张时刻，当时的政治顾问办公室已迁到中环圣约翰大厦办公。末代港督彭定康答应回归前解决滞港民运人士的去留。已融入香港生活的如韩东方等， 5月获发身份证。 6月底，最后一批逃亡人士被送到荷兰、挪威等欧洲国家。

回归前夕　行动光荣落幕

六四后，港府政治顾问曾提醒部份黄雀核心别到西环三角码头，别走近海边，不要过澳门。一批曾协助黄雀逃亡的港人，取得了港英政府的安全保障。朱牧师和 Tiger在回归前夕也一度离开香港，“流亡”美国一段短时间，待情况稳定才回港。黄雀行动光荣落幕。

1〉蛇口往屯门踏石角青山发电厂需时 30分钟

2〉深圳沙头角往上水需时 30分钟

3〉深圳南澳镇往西贡*需时 1小时

4〉惠东港口镇往柴湾、筲箕湾阿公岩需时 5小时

5〉汕尾往黄竹坑需时 7至 8小时 

 经水路及山路，其余路线俱循水路离开

少校怀冲锋枪逃亡

一批解放军、公安人员曾获黄雀行动协助逃亡。最轰动的一次，最少四名上尉至少校的军官，从广东偷渡到港。由于逃亡过程仓卒，他们抵港时仍身穿军服，身怀冲锋枪、四五手枪等武器

据了解，当时黄雀行动遇到挫败，有人在内地落网。为防一直协助营救的军官身份曝光，最少四名军官被安排漏夜逃亡。他们未及脱下军服，就携着武器，乘快艇凌晨在屯门龙鼓滩登陆，即时“飞车”到旺角，由另一接头人通知港府。当时，保安司大为紧张，四人即晚被带到机场， 24小时内往英国。港英政府相当重视这类敏感个案，通常一日内安排他们到英国，以免夜长梦多。

滞港生活“营友”准吸烟可饮酒禁拍拖

民运人士不断涌港， 89年 7月法国政府认为收容人数接近饱和，但美国还未开始收容工作，香港的“安全屋”有人满之患，位于马料水、西贡等营舍，高峰期滞留逾 50人。年轻学生在异乡朝夕相对，暗生情愫，黄雀的“营长”为免他们将来或天各一方，曾棒打三对民运鸳鸯，最后只得程真与港人男友莫伟强修成正果。

据了解，安全屋约有十多间，散落中文大学附近的赤泥坪村、西贡泥涌、上水金钱村、元朗锦田等地，其中位于屯门蓝地的安全屋运作至 97年才结束其历史使命。纪录片《河殇》总撰稿人苏晓康曾在西贡匡湖居住。沙田富豪花园某单位曾收容变节公安，由保镳把守。

港商 Tiger除负责前线营救，还当上泥涌营的“营长”，亲自定下营规，酌情让长期写作的民运人士吸烟、每周供应啤酒两次，又安排他们游览海洋公园。

暗里倒垃圾谈情

外国的庇护安排，有时来得很突然，年轻人总依依不舍，差点误了航班。 Tiger笑说，学生领袖项小吉离开时，他安排了啤牌比赛，将营内 20多人引到大厅，假称“小吉今天煮饭”，着他到后门，再用绳将行李吊下。

  

 黄雀行动港商忆当年误中警方圈套|美国之音

 2007年6月7日  海涛

 中国军队18年前武力镇压北京民主运动，大批知识分子开始逃亡。香港一些商人展开“黄雀行动”营救，把100多人接到海外。但是，由于营救王军涛、陈子明行动“失手”，黄雀行动从此停顿下来。

 1989年北京当局“六四”清场造成严重伤亡之后，运动积极人士四下躲避。香港支持民运的组织和个人开始营救，陆续把100多运动积极活动人士接到了香港。但是，在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行动失败之后，整个营救行动一厥不振。

当年负责从大陆往海外“接人”的香港商人陈达钲在“六四”18周年前夕接受多维新闻社采访时说，营救行动从6月中旬开始，不到半年，他派去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的香港人李龙庆和黎沛成在湛江中了警方设下的圈套“失风”被捕，整个行动停了下来。

*争取“兄弟”获释北上谈判做让步*

 陈达钲说，他为了这两个“兄弟”北上北京和有关方面谈判，作为妥协条件是：他停止黄雀行动，而北京释放李龙庆和黎沛成。他说：“我感到，他们是为了我去坐牢。后来，方方面面的朋友说，这是对‘六四’不理解，所以才干出这种事。我通过各方面朋友打通关系，和北京交上了朋友，我答应以后再不去干这种事情了。”

陈达钲说，香港支持民运的人士也曾活动北京放人，但没有结果，而他到北京同北京达成妥协半年后，李龙庆和黎沛成获释了。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91年陈达钲到北京和高层谈话时见到了当时的公安部长陶驷驹：“公安部的头儿都见了，局长啊、副部长啊、包括陶驷驹，肯定见了。”

 陶驷驹曾是中共大将罗瑞卿的秘书，“六四”后取代王芳担任公安部长，并担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他90年代末期因涉嫌福建远华案被中纪委“双规”。

 *知情人士：内部人士帮忙*

 这位知情人士说，当年黄雀行动之所以成功救出多人主要是很多内部人士帮忙，其中包括一些“太子党”。

 谈到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还有一个香港商人不能不提，这个人就是罗海星。

 罗海星曾是香港贸易发展局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在北京工作多年，认识各界许多人士。他虽然生在香港，但在广州接受的中学大学教育，还参加了文革，对中国国情有深刻了解。罗海星的父亲是香港老报人罗孚。罗孚被北京当局认为是“美国特务”而被软禁了10年。

 *警方诱饵*

1989年10月，北京利用王军涛一个朋友抓到了逃亡4个月的王军涛和陈子明，又利用这条线索做钓饵，钓到了香港营救人员罗海星、李龙庆和黎沛成。当时，罗海星与李龙庆和黎沛成基本是单线行动，并不认识他俩。罗海星说：“那两个小兄弟和我同案处理嘛。他两个小兄弟，替他卖命的。结果被抓，和我并案处理。公安部把我们并案处理，一起判的。我是头儿，他们俩等于是硬造成一个印象，好像他们俩是我的小兄弟一样。”

 罗海星说，事实是，他获释半年之后，李龙庆和黎沛成才获释出狱。

 从时间上看，罗海星获释之日，正是陈达钲到北京和公安高层见面谈判之时。罗海星说，他为了保证安全和营救成功，特意保持低调，尽量减少认识各方面的人。

 *窝藏犯未见被窝藏人*

 罗海星对美国之音说，当时他之所以出面到广州营救王军涛是有北京朋友找他，希望他能帮助救出被通辑和追捕的王军涛，他答应了。罗海星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个人的想法。军涛一些朋友辗转来找我，其中有一个是老鬼。我要考虑，要看什么人。当时，通过那个渠道出来的什么人都有。 所以，我是做生意的，和国内还有很多来往，如果一般人，我就不去搭理了。但听说是王军涛和陈子明，我虽然不认识，但我觉得我了解。他们这些第一批‘四五’的人，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罗海星说的“四五”是指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清明节事件。当时北京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被当局镇压。工人民兵用了大棒打人清场，但没听说有人死亡。王军涛和陈子明积极参加了这个活动。

 罗海星1989年10月14曰在深圳罗湖口岸出关时被公安拘捕，12月18日被正式逮捕，1991年2月被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反革命分子罪名判刑5年。罗海星当时并没有见过那些他被指控窝藏的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