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编辑]
民族主义[编辑]
- 正面民族主义（Positive nationalism）：大洋国人对老大哥永恒的爱；新托利主义、凯尔特族爱国主义、英以主义，都由爱这一情绪界定。
- 负面民族主义（Negative nationalism）：大洋国人对果尔德施坦因永恒的憎恨；斯大林主义、仇英心理、反犹太主义，都由仇恨这一情绪界定。
- 转向民族主义（Transferred nationalism）：演说家在句子中间把大洋国的敌人改变；群众的仇恨瞬间转到新的敌人身上。转向民族主义能迅速把感情针对的对象由一个转至另一个（例如共产主义、和平主义、阶级感情）。仇恨周间的集会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原本敌人是欧亚国，但当演说家突然把敌国的名字在一句话间改变后，群众随即发狂和破坏反新盟国（欧亚国）的海报，群众中很多人还说这一定是他们新敌国（兼旧盟国）——东亚国的特务干的。虽然群众内很多人在集会前张贴海报，但他们却在敌国改变了后认为敌国一直是东亚国。
审查[编辑]
《一九八四》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审查制度[52]，在《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尤其明显，其会把照片和公众档案修改，以除去“非人”（如已被党逮捕并决定从历史中抹去的人）[53][54]:94。在电幕中，所有物品的生产数字都被夸张化（或只被改掉），以显示出大洋国的经济正在不断增长，但很多时候现实并不像电幕所宣称的一样。大洋国的居民亦不断接收到从战场发来的胜利信息，但是居民们所接收的资讯无从证伪，因为大洋国官方控制了所有的信息发布。奥威尔曾指出：“在幼年时，我就注意到报纸上所报导过的任何事情不会永远正确[55]。”
监控[编辑]
大洋国的居民，尤其是外党成员，没有真正的隐私。他们许多人住在配有双向式电幕的公寓，所以任何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一声一言都能被监视或被监听。类似的电幕亦被安装在工作及公共场所。政府还会在书面信件传递之前打开和阅读它的内容。思想警察亦会雇用装成正常公民的卧底，报告任何具有颠覆倾向的人[56]。儿童亦被鼓励向政府举报可疑人士，以至他们的父母。无所不在的监视控制了大洋国的居民，如“不当的面部表情”那么小的叛乱迹象，都有可能令自身被逮捕和监禁。因此，居民（特别是党员）被迫服从党的命令。
服从与自由意志[编辑]
大洋国要求所有人民都对老大哥及党绝对服从，变成完全任人鱼肉的奴隶。在友爱部内，温斯顿必须以爱老大哥的情感取缔对他的恨。因此他须先后在身体上、精神上“改造”自己，然后再出卖朱莉娅，失去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对朱莉娅的忠诚[57]。朱莉娅的反叛比温斯顿的更直觉和直率。她也知道党为什么要采取政策限制性行为：通过将性行为化作政治义务此一手段，来使人民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并把相关的不满转移至敌人身上。为此温斯顿和朱莉娅会在他们的幽会中发生性关系[57]。
新话法则附录[编辑]
“新话法则”是附在小说后面的学术文章。它描述了新话的发展，党所创造的简约人造语言会令“其他的思想形式不可能出现”，使思想和行动与英社的原则一致。
奥威尔曾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写到：“若要写出不绕弯的言语，那人就必须无所畏惧地思考；如果某人思考得无所畏惧，那么他就已经不算是政治正统了[57]。”在《一九八四》，党为了政治目的而创造了“新语”这一人造语言，其扭曲和破坏了原本语言的意思，并令所有不符合英社原则的旧语言与过去曾使用它的伟大作品一起消灭。“新语”此一构想是基于当时许多著者针对语言所提出持有的理论——思想是建基于言语背后的意思，因此若某一种语言不具有表达某种思想的字词，那么使用者就不可能拥有某种思想[57]。
“收录新话法则是否意味着《一九八四》存有一个有希望的结局”这一论点仍是受到一定争论，因为它在标准英语中提到党、英社、新话等事物时会用过去式。故此一些评论家认为，对于新话法则的作者而言，新话和极权主义的政府亦是过去发生的事，抱有此想法的评论家有阿特伍德（Atwood）[58]、本斯特德（Benstead）[59]、米尔纳（Milner）[60]、品钦（Pynchon）[61]等。
小说的构想来源[编辑]
《一九八四》使用了苏联人的生活以及英国的战争境况作为其主题的来源。美国制片人谢德尼·谢尔顿（Sidney Sheldon）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写信给奥威尔，对其表示有兴趣把《一九八四》改编并搬上百老汇的舞台。奥威尔其后把在美国的上演权卖给谢尔顿，并解释说他写下《一九八四》的根本目的是想像斯大林政府统治英国社会后的后果：
| “ | 《一九八四》主要是基于共产主义而写，因为共产主义为极权主义的主导形式，但我试图想像如果共产主义牢固扎根于英语国家后会是什么样子。不再只是苏联外交部的扩张。[62] | ” |
| — 奥威尔 | ||
天下三分成三个大国这一设定是基于1944年的德黑兰会议，奥威尔相信“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会议上）有意识地瓜分整个世界[15]。”
在温斯顿·史密斯的审讯间，用以折磨他的“2 + 2 = 5”，是苏联共产党用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口号，它是用以鼓励人们用四年来实现五年计划。莫斯科当时的房子前方、广告牌、电灯和其他地方，都能看见这一个口号[63]。
大洋国的盟国从东亚国转为东亚国后，历史便随即改写这一点，是基于苏联与纳粹德国的关系变化。两国在1939年签署《德苏互不侵略条约》之前，经常公开且激烈地批评对方。但在签署条约以后，苏联新闻界便不允许批评德国，直到1941年纳粹入侵苏联新闻界。并且停止引用先前政党的路线作参考，包括大多数非俄罗斯共产党但倾遵循俄罗斯路线的人。奥威尔在他所写并收录在《左派背叛》的一篇文章中，批评英国共产党支持该条约。“1939年8月的‘希特勒 - 斯大林协定’令苏联的外交政策180度大转变。对于许多像格兰茨这样已经把他们的信念投放在建设人民阵线政府以及俄罗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和平集团的同路人而言，这样的改变实在是太大了。”[64]
艾曼纽·果尔德施坦因是基于托洛茨基的形象来描写。戈德斯坦的书类似于托洛茨基所写并出版于1936年的《革命背叛》（The Revolution Betrayed），它对苏联进行了高度批判性的分析[65]:58。两分钟仇恨所播放关于戈德斯坦的影像中，他被形容为变成了一只羊。此形象是参考苏联电影的宣传片，它使用了“电影眼”（Kino Eye）这一蒙太奇技巧把托洛茨基变成山羊[66]。格温妮丝·罗伯茨（Gwyneth Roberts）认为，戈德斯坦的性格亦有一部分是基于西班牙马统工党的领导者安德烈斯·宁，他曾与奥威尔一同在内战中并肩作战，并相信斯大林背叛了革命，后来他被俄罗斯的特务所暗杀[57]。
大洋国的广播强调了生产数字，就像苏联的工厂一样：凡在工厂创纪录的人，都会专门褒扬他。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据称他在1935年创造了煤矿开采的记录。
仁爱部的折磨是基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审讯中所使用的程序。包括使用橡胶警棍、禁止把手放进口袋里、留在明亮的房间几天、通过利用愤怒的啮齿动物来折磨受审者，以及在受审者的身体崩溃后，对其显示一面镜子[67]。书中人们的孩童“以眼侦敌”等行为是基于苏联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当时的年轻人遭鼓励四处搜索“人民公敌”。奥威尔知道有关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故事：在宣传版本的故事中，这位时年13岁的男孩向当局告发其父亲，随后被他的家人报复杀害。最后苏联政府宣扬其为烈士，并设立了帕夫利克的塑像[68]:158。
在大洋国的随机轰炸是基于V-1导弹。在1944 - 1945年间，这一种导弹随机在英国投下。
思想警察的形象是基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其会因人们任意的“反苏联”言论而把该人逮捕[69]。犯罪思想是基于日本战时的秘密警察——宪兵队，其会因某人拥有“不爱国”的思想而把其逮捕。奥威尔曾预测苏联的各组织和机构会不断把自身的名称像大洋国般简化，小说中亦常出现类似苏联和纳粹德国会使用的缩写：真理部简化为真部、英国社会主义简化为英社。苏联把全联盟列宁主义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简称为苏联共青团；纳粹德国则把秘密国家警察（Geheime Staatspolizei）简称为盖世太保（GESTAPO）[70]:89。
“思想犯罪者”艾朗森、锺斯和鲁瑟福的口供是基于20世纪30年代的摆样子公审，其中包括由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所作的捏造口供，他们被纳粹政府所收买，以破坏托洛斯基所指导的苏联政权。
“在遮阴的栗树下”这首歌是基于一首叫“Go no more a-rushing”的老旧英语歌曲，这首歌早已在1891年出版，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流行歌曲。亦拥有与歌词相对的指定动作，如当唱到“chest”（胸膛）时把自己的手放在胸膛上。格伦·米勒在1939年演唱并录制了这首歌。[71]
“仇恨”（两分钟仇恨及仇恨周）的灵感来自于斯大林主义时期各党派机构不断主办的集会，他们往往在当班时间开始前用很短的时间来跟工作者说一些鼓励的说话（两分钟仇恨）。但也可能持续几天，如在纪念十月革命的年度庆祝活动（仇恨周）。
温斯顿·史密斯的工作——“修正历史”（和非人这一构想）是基于斯大林主义的一些惯例：在集体照片中把一些已“倒下”的人喷绘，并在书和报纸中删除提及他们的内容[75]。其中一个著名例子就是苏联百科全书原本有一条关于贝利亚的条目。他在1953年“倒下”并被处决后，拥有苏联百科全书的研究所都被送了一篇关于白令海峡的条目，并要求把它粘贴在关于贝里亚的条目之上[76]。
老大哥的“每日一令”的灵感是来自斯大林同名的定期战时责令。斯大林亦把其责令（以及他的战时讲话）汇编成书——《关于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这一本书已以英语的形式出版。[77][78]如同老大哥的“每日一令”，斯大林在他的责令中亦会经常称赞具英雄气质的人[79]，像温斯顿·史密斯所虚构并用以“纠正”（制造）老大哥的“每日一令”的奥吉伟同志般。
在1940年，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出版了《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它描述了一个“仁慈的秘密社会”发现了一个会沿着人类的发展方针重塑人类语言和现实的世界。故事的结尾附带了一个附录去描写该项目的成功。博尔赫斯的故事所涉及的范畴跟《一九八四》类似，包括认识论、语言和历史。[80]
反响[编辑]
《一九八四》的首版正式面世时，便随即受到评论家维克多·萨登·普里切特的好评。他于英国政治及文化杂志《新政治家》中指出：“我不认为我读过一本比《一九八四》更可怕压抑的小说，但由于其原创性、悬念性、所带给人的愤慨，以及阅读起来的速度，使人根本不能把书放下[81]。”珀西·霍华德·纽比则在《听众》杂志中评论《一九八四》为：“自《机场》（The Aerodrome，由雷克斯·华纳所创作）以来，最抢手的英国政治小说[82]。”《一九八四》亦受到像罗素、福斯特、尼科尔森般的著名人士的赞赏[82]。与以上评价相反，爱德华·谢克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中评论《一九八四》时，不但没有赞扬它，反而轻视之，认为它“破灭了所有悲观的预言[82]。”鲁益师亦同样对《一九八四》作出了批评，认为党对性的看法，以至温斯顿跟裘利亚的关系，都缺乏一定的可信度，内容设定亦不但“令人不感到悲惨，反而令人作呕[83]。”
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的著者奥尔德斯·赫胥黎曾于1949年写信给奥威尔，在信中赞扬《一九八四》为一本“优秀且令人深刻的重要著作”，但仍同时认为《一九八四》中对极权主义的预测是错误的，因为其认为统治阶级会更倾向使用“软实力”去控制人民：“一只皮鞋能否永远踩在一张人脸上是值得商榷的，而我则更倾向相信统治阶级会采取一种较少攻击性和破坏性的方式管治人民，并以此满足对权力的欲望，如同我所写的《美丽新世界》般[84]:157。”
影响[编辑]
《一九八四》对现今英语的影响仍然存在。老大哥、101室、思想警察、犯罪思想、非人、忘怀洞、双重思想、新话这些概念已普遍用于代表极权主义。双言巧语（Doublespeak）以及团体迷思（groupthink）都是双重思想（doublethink）的进一步完善版本。“奥威尔式的”（Orwellian）此一形容词则代表“乔治·奥威尔的著作特征及相关的联想”，特别是《一九八四》。在一字末端加上“-speak”（比如“mediaspeak”）的做法亦源于此一小说[85]。奥威尔也因《一九八四》，而使得他的名字永远跟1984年有关。安东宁·姆尔科斯于1984年7月发现的小行星便命名为奥威尔（11020 Orwell）。
名言[编辑]
 | 维基语录上的相关摘录：一九八四 |
-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英社党口号。
-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 “老大哥在看着你！”
- “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主角在日记上写下的字句。
- “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 “历代统治者都要他们的人民对客观世界接受一种不切实际的看法。”
- “在遮阴的栗树下，你出卖了我，我出卖了你。”
- “如果有希望，他就在群众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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