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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整整90年前的1923年7月3日，英国政府提议“国际共管中国”，引起中国举国震惊。溥仪的重臣兼智囊郑孝胥曾经说过：“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前兩句已经应验，第三句是否会应验？郑孝胥的“三共论”，背后是否隐含某种带规律性的逻辑？
去年，旅美学者冯胜平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党国、军国、民国与中共的政治改革》的长文，其中介绍了近90年前的一个说法：
1924年，民国政治家郑孝胥提出“三共论”，先共和，再共产，最后共管；预言共和灭大清，共产灭共和，最后归于共管。多年以后，我的三位朋友，王力雄、李劼和芦笛分别写了三本政治预言小说，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中国在核战争中崩溃，被国际社会共管。拒我所知，他们在写书时互不认识，也没有读过“三共论”。
据查，郑孝胥的原话是：“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
郑孝胥其人，我最早是在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认识他，他在这位清朝末代皇帝的前半生，的确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郑孝胥（1860年5月2日～1938年3月28日），中国福建省闽县（今福州）人。
郑孝胥为翰林郑守廉之子。早年中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郑孝胥曾参与戊戌变法，也是立宪运动时期的活跃人物，曾经参加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1908年，郑孝胥受岑春煊派遣，出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要求清廷尽速召开国会。
郑孝胥早年在清廷驻日本大使馆做书记官，在日本人中人脉甚广。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郑孝胥成了不折不扣的“遗老”，也以此自居，担任了溥仪的内务大臣与顾问。在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他一手安排溥仪住进日本使馆。1925年随溥仪从北京潜逃至天津日租界。与日本方面也多有接触，致力于溥仪的复辟。
1931年“9·18”事变之后，郑孝胥说动了溥仪，潜往日寇占领下的东北，与日本方面达成建立满洲国的协议，并负责起草了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
1932年3月9日，溥仪登基当上满洲国皇帝，郑孝胥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文教部长，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下《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这个内阁虽然各部总长都由中国人出任，但实权却尽归日方。郑不得不感慨：“何事与人说时命，残年由遣待苍茫。”
郑孝胥后来反对日本方面对满洲国的压制；1938年于新京（即今天的长春）去世，时年78岁。满洲国予以国葬。
对郑孝胥其人的分析评价这里按下不提。他在清末民初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年代的政坛上打滚一辈子，又算得上清廷和满洲国的重臣、智囊，其政治眼光确有独到之处。于1924年提出这个“三共论”，第一句“大清亡于共和”在他说这话时，是已然发生的事，他不过是追述史实而已；但第二句“共和亡于共产”，就可算是预言了——在他此言之后25年、在他死后11年，果然成为事实。
前兩句，已经应验，那么，第三句，“共产亡于共管”会应验吗？
今天想起这个话头，是因为“历史上的今天”——整整90年前的1923年7月3日，发生了一件事：英国政府向各国正式提议：“国际共管中国”，引起中国举国震惊。
当时的背景是：北京政府统治下法律废弛，财政紊乱，地方势力割据，盗匪焚掠横行无忌，致使中国国际地位每况愈下，各国驻北京外交团遂商议国际共管中国。
7月3日，英国政府正式提出所谓“补救中国乱局办法”，内容主要有：
1.出动国际军队占据京津铁路；
2.任用外籍人员编练中国警队，归中国政府管辖，但若中国政府不负责任，则归列强管辖；
3.在中国口岸举行国际海军示威行动；
4.征收赋税以支付国际共管下的军民行政经费等。
现在看这个提议，简直像儿戏，不过是列强势力在中国为利益博弈的手段之一。后来美国政府对此提议率先表示反对，“共管”云云也就无人提起。
查在国际法中，一块共管领土是指一块领土（可以是边疆地区或国家）被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平等地共同管治。人们经常将“共管”视为只能理论上实行（因为共管领土的国家总难做到真正对各方利益——包括被共管国家或地区各界、各阶层的利益——做到公平，总是会争多嫌少），但历史与现实中还是可以找到“共管”之例：
摩洛哥西北岸的重要港口丹吉尔，从1923年到1940年，初由英、法、西三国共管，后由英、法、西、意四国共管，1952年到1956年又由美、英、法、西、荷、比、葡、意八国共管；德国首都柏林，在二战以后也由美、苏、英、法共管。
我妹妹一家住在欧洲第二大湖博登湖（一说是第三大湖，德语：Bodensee）旁边的一座小城，这个湖位于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三国交界处，由三国共管，据称在周长数百公里的任何一个湖畔取水，都要达到能直接饮用的程度，可见多年来共管得不错。
在历史上，还曾经有人提过“台湾国际共管论”。那是二战期间的1942年8月，由美国《幸福》、《时代》、《生活》三大杂志共同组织的“关于战后和平方案问题研究委员会”，印发了一本题为《太平洋关系》的小册子，全文共7章32页。其中第4章声称，应建立一条从夏威夷向西，经过中途岛、威克岛、关岛、南太平洋各岛屿，至台湾、琉球与小笠原群岛等各战略要点的横越太平洋的防御地带，由国际共管。这个小册子中还主张：“台湾岛上之日本财产，应由国际行政当局接收……为尊重中国之优越利益起见，台湾可划入中国海关及货币系统，惟不宜划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居民亦不得要求独立，或举行公民投票及要求归还中国。”
当然，战后历史的演变走向另一个方向，没有按照这一方案的思路进行，台湾没有落到被国际共管的命运。
那么，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幅员、经济总量已经占全球第二的中国，未来会让郑孝胥的预言再次应验吗？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聪明人，按说应该能处理好中国的事情。中国最近30多年来经济起飞、国防崛起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不过，世界上哪个民族、国家没有自己的聪明人？却有不少民族和国家就是处理不好自己的事，不得不央求大国给钱给物，进行人道救援或者联合国派维和部队。而中国有了这样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威望，从当局到民众，却没有谁真正表现出“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诸多矛盾看不到遏制、缓解的势头，甚至还在继续恶化。这让我想起博弈论中那个非常著名的“囚徒困境”：个人的理性最佳选择，却并不会导致符合群体最大利益的最佳选择。聪明人再多，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的最佳选择，却可能弄得天下大乱，不可收拾！
有时间了，我要再请教去冯胜平或其他有识之士：郑孝胥的这句“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仅仅是猜测呢，还是背后真正隐含着某种带规律性的东西？
这里，先记录下我的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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