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原因的背后

杜好书

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的背后，还可以看到时下大陆研究者对苏联不甚了解和想当然，想当然后觉得它符合我的思想知识经验等背景，就认定它是对的，就写进文章了。这是当今大陆的我思必直的文风。

 舆论失控说就是个例子。

从中国的舆论控制标准来看，苏联的舆论早在斯大林时代就和中国大不同，就失控了。苏联的真理报，主编是政治局委员，没有中宣部这个婆婆来仔细控制的。 中国人民日报的主编是六级干部，可以对他说三道四的人，多得是。苏联的报纸是报道新闻的，除非某新闻有特别的意识上的顾忌，其他都可报道。 中国的报纸是教育人民动员人民的，新闻报道是为此服务的。 民可使之而不可使之知之，不需要告诉老百姓的事，不要去报道。 真理报天天报道苏联各地领导人的任免，除非极个别的由政治局关照的例外。中国的人民日报，除非极个别的由政治局关照要报道的任免外，从不报道任免，那怕是省委书记那样的大官。

原先，中南海的门卫兵对出入的领导要敬礼。 有干部说，如果国民党特务在外面看到步行走出来人，受到敬礼，那就是领导，特务跟他走，就可以把他暗杀了。 报告送上去，没有人质疑，中央批准了对步行出中南海门的领导们，其实是对次次级的领导不敬礼。

同样的事和人充斥着中宣部和报纸。 他们做的事就是无事生非，小事放大。 比如，投票结果的报道，上次报道的是全票当选，这次毛泽东比全票少一票，他们就决定，不报道，其他人的得票数当然也只好不报道。 以后呢，也以不报道的为好。彭德怀张闻天都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长期不得参加政治局开会，所以政治局开会的名单，怎么能见报呢？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到现在还是这样。你们读者问了也不必回答你。中国的读者们，本来是高小水准，在毛泽东时代退化到小学一年级，文革时退到幼稚园水准。 而且，要降低中国老百姓的认知水平，容易得很。 说香港台湾美国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很多人相信了。 80年代初，对要到美国去进修的科学家们，学习班里的政治辅导员真诚地说，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人，晚上是饿着肚子睡觉的。科学家们没有质疑，怕被取消出国。

苏联的读者是中学程度。 他们真想知道的话，大城市有外国报纸，中等城市有外国共产党国家的报纸。他们听短波广播不犯法。 斯大林不花力气在降低读者水准上，读者水准到了中学程度，也不容易被愚昧化的。

苏联的宣传制度有章程，比较对老百姓开放。比如，五一节的游行是现场直播的。 一向如此，电视台照章办事不必请示。 1990年五一节，游行队伍里的拉脱维亚等国人，突然在列宁墓前不走了，吹口哨，叫“戈巴乔夫辞职”“打倒列宁的迷信”。 列宁墓上苏共政治局委员们个个铁板了脸，电视台直播，这些都让全苏联人民看见了。 但退一步说，不直播，莫斯科人那时也可以从外国新闻和电视里里看到。 

一句话，不是舆论失控，而是苏联人民获得资讯的能力和需要资讯已经发展到了那个程度。

本文开头提的那些苏联解体原因，都是国内的研究者们为执政党找前车之鉴，防止之道的。 不是真实的历史的分析。 我没有看到“人民不满说”，“人民失望说”，“人民成熟说”。 其实，苏联的解体是因为人民太不满意，太失望了。 苏联能有这样的平和过渡，不开一枪，说明了苏联人民及其党政军的成熟。 对比中国，文革时为了打倒或者保一个省委书记，二派斗得你死我活，拿得到枪就开枪，拿得到炮就开炮，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吗？

下面用几个例子来说明苏联与中国的反差。

1990年叶尔钦到苏联各地22天，回来说，“我看到了太多的眼泪，听到很多话。 它会在我心里许多年。 我不能休息，直到这些糟糕事被解决。”  建国后周恩来回延安去看过，那里老百姓非常苦，据说周恩来流了泪。 但这并没有给了他为人民谋幸福的勇气。 

叶尔钦第一次访美，他和一位亲信去看超市，那里有三万种商品，不要排队。叶尔钦回到旅馆后的那天，他真正地成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叶尔钦有独立见解，他不相信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改好的了。 中共的王震到英国去访问了工人家庭，见他们生活那么好，王震说的是“如果再加上共产党的领导，那就是共产主义了。” 差别就是这样的大！

戈巴乔夫要辞职前，他还掌握KGB, 外交，中央银行和军队。叶尔钦的付总统 Alexander Rutskoy反对苏联分裂，他办公桌后面挂一张苏联地图。 他听到Belovezh Agreement签订后到克里姆林宫，要戈巴乔夫逮捕那签字的叶尔钦和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总统，戈巴乔夫回答：“我们不能打，那是犯罪。要考虑我们人民的生活。” 这样的道德基线，是毛泽东及其敬仰者没有的。 

那时的苏联国防部长，Yevgeny Shaposhnikov 元帅，心里想的是军队是国家的，不是我自己的资本，我不可以趁此乱世来掌权。我规规矩矩地服从国家，服从法律。 在戈巴乔夫交军权时，叶尔钦违约，而戈巴乔夫要坚持原来的做法时，他做了和事佬，完成了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