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10 杜好书
Violet Cressy-Marcks （1895-1970）是英国的女探险家和摄影家。现在从她的遗嘱知道，当年她的旅行是得到英国情报当局资助的，难怪她在中国旅行时很有钱，甚至想买辆汽车。 她曾经从埃及开罗直穿非洲到好望角，从挪威到北极，从芬兰到苏联。1937-1938年她到中国，她走过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她到过延安，和毛泽东谈过5个小时。她1942年出版的书《Journey into China》，现在是只有到大学图书馆才借得到了。她在书里发表了许多从云南到青海湖的照片。所以值得对她的书作些介绍。
司马璐那个时期在延安，他引证过这本书。司马璐引证的关于Cressy-Marcks对毛泽东印象的那句话，“我并不以为这个人的头脑绝顶聪明，但在战略上，他是灵巧的。”在翻译上是不符合原意的。
（ I did not credit this man with agreat brain
but I was in the strategical sense.）
Cressy-Marcks在书里说，她当时的印象是，她奇怪地感觉到毛泽东没有火一般的热情。这点很重要，真正献身于革命的人，都有过火一般的热情。 如果毛泽东没有过，那就是说，毛泽东参加革命是找他个人的出路，不是为了做人民的大救星。这很值得将来的历史家们研究。 再仔细看，毛泽东在狂热的文革里也没有表现出火一般的热情过。
1936年4月，红军攻Hsien Chang 城。红军攻城的方法是叫当地被抓去的人当冲锋，同时在城内劝守军投降开城门。 进城后，红军对有二块钱的人，拿一块，有四块钱的拿二块，以此类推。 对有50块或者更多的人，全部拿走。 富家的东西全部拿走。 最为需要的是武器弹药，鞋子衣服。
Hsien Chang 城里有一对德国来的传教夫妇，被一个中国寡妇藏在她家里。 红军进城当夜，红军在街上大叫，出二万大洋捉这对德国传教夫妇。当地有好些人知道传教夫妇在那里，都不说，不要那个二万大洋。 三天后，听说中央军要来了，红军就走了。
现在知道，红军在长征时，绑票也是军费的来源。 尤其是绑票外国传教士，因为外国人肯出大价钱。
这对德国来的传教夫妇在当地还做禁戒雅片的好事。 他们的教堂里有许多牢房样的小间，就是把吸雅片的人关起来强迫戒烟。
Cressy-Marcks 在延安见到毛泽东，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像毛泽东那样的耳朵，其顶上部很平。
毛泽东回答Cressy-Marcks的问题，很坦率，“他很敏捷地保卫他的理论”。他多少也骗动了这个英国来的高大的妇人。这里有二个可以提的事。
毛泽东问，你听到的反对我的话是什么？Cressy-Marcks回答，说你杀人，杀40岁以上和8岁以下的人，一些镇说你是强盗。 当时在场的有二个翻译，还有年轻的警卫，翻译完了后，Cressy-Marcks 听到警卫走近她的身后。
Cressy-Marcks问，你认为（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好的吗？
毛泽东回答，是的，它应当是好的，如果我们建立起来给人民，像苏联那样。
Cressy-Marcks问，你认为女人们喜欢在一个灶上烧饭，还是喜欢在自己家的灶上烧？你认为中国农民喜欢分享土地的收获吗？
毛泽东回答，假如没有足够多的话，农民只好分享。
从这里可以看到，第一，毛泽东对苏联的大饥荒，饿死很多人，因为集体化的缘故，知道得很少，也没有去想。 第二，毛泽东早已经为中国农民安排好了集体化的命运，还以为那是解决中国农民人多地少的办法。
Cressy-Marcks也听了毛泽东的演说。 她说，“我从来没有见到像毛泽东那样演说时不用手势的人。” 在三个小时的演说期间，毛泽东的双手始终在背后。他没有稿子，没有手势。整个大厅（教堂）是一片黑暗，只有二个灯掛在台前。Cressy-Marcks看她周围的人，板着脸，敬畏的眼睛不离开毛泽东，对他的话和理论没有怀疑地接受。
从Cressy-Marcks的观察也可以看到，延安红色人的生活不是平等的。
毛泽东住的是房子，不是窑洞，有玻璃窗，而且房子的二边都有窗。这在西北是很稀有的，那时西北大部分的窗是用纸糊的，Cressy-Marcks 在西北旅行住旅店，常有人在窗纸上戳个洞，看这个外国女人梳头洗脚。 毛泽东有张床，有白的被单。 屋子外有口井。
张国焘住的是窑洞，是Cressy-Marcks看到的最大的，最清洁整齐的，窑洞壁的质地也少见地好。 在张国焘住的窑洞里，有一张红木的大床。张国焘穿得很整齐，靴子擦得亮得像镜子。
Cressy-Marcks在延安看到很多很多红色人生冻疮，都没有手套。生冻疮的远远比她在阿拉斯加见到的多，有的人耳朵都冻掉了。延安派了一个可爱的小鬼替她拿照相机，她看那个没有手套的小手，冻得红肿发烂。她在延安的一家饭铺请红色朋友们吃饭，回请的都是到家里，因为饭铺太贵了。Cressy-Marcks 遇到过在延安的唯一的一个美国人，Dr.S. Hayday, 他是到那里去做无线电通讯的。
Cressy-Marcks 离开延安时想，研究共产主义就像研究每个国家的宗教那样难。 这句话她说对了。 她还说，共产主义在东方会比西方实行得好。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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