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国际共运的“乌托邦祭”

逆行斋主

题记：此文是受网上一篇《不懂文革，就不懂毛泽东》启发而成，初衷是力求跳开权力争斗层面，从人性的善与恶、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角度，对二十世纪的红色运动，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文革，进行一番解读。不当之处，请网友多加指正，以便继续完善。

序言：着魔与脱魔

红色运动的兴起、鼎盛，乃至衰退，到几近消亡，构成了人类二十世纪的发展主线。

当两位先知在上上世纪中叶孤独地宣称共产幽灵在欧洲徘徊时，有谁会料到，该幽灵竟会在下一世纪支配了大半个地球，使世界陷入迷狂？而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势力鼎盛，似乎将席卷全球时，又有谁会料到，三十多年后它竟然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魔咒现象。癫狂而起，迅速覆灭。

所谓“入魔”，系指一种世界性的心理体验，即被魔咒所笼罩所支配。魔咒使人类的群体心理感受到某种狂迷、某种召唤、某种乌托邦式的幻影，从而坚信有某种超自然的魔力在冥冥之中控制，它无所不能，战无不胜。这种类似神谕式的感应，在历史上像阵阵狂涛，骤然而起，呼啸而去。

而所谓“脱魔”或称“祛魅”（entzauberung），正如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描绘的：“世界的脱魔，就是从魔幻中解脱出来，……脱掉了那层神秘的但有真正精神行爲的外壳，……进入从各种宗教预言中脱颖而出的有条不紊的伦理生活方式的伟大理性主义。”简言之，这里的脱魔，就是拒斥巫术力量的世界理智化进程。

就广义而言，从古典多神教开始发展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其上下几千年的持续过程，就是一个总体的脱魔过程。就狭义而言，亦可说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入魔与脱魔的交替嬗递的更叠。以本世纪为例，法西斯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以伊朗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都是其典型代表。

一、革命加速度

考察一下这场波及全人类的红色运动，就会发现，它是呈现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每一场后起的运动，都要在运动的规模、深度、方式、手段等诸多方面对前一场运动加以“修正”，都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运动的规律，掌握了人类发展的终极真理。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二十世纪的红色运动是一个修正主义不断产生又不断被打到的过程。考察一下苏俄革命（到１９３０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１９７０年代末为止）、古巴革命（到１９６０年代末为止），最后到了这场运动的缩微版和强化版——那就是曾经成功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和未能成功的秘鲁光辉道路，是不难得出这个结论的。

这些运动的共同特点，就是否认现实尘世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否认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代之以清教徒般的道德自律和近乎苛刻的简朴，并赋予精神世界以最高价值和地位。这些运动的发起者、号召者们，总是给人们描绘一幅十全十美的未来世界的理想画卷，并号召人们为了这个美好的未来世界奋斗终身，抛弃眼前的幸福和世俗的欢乐。

而达到这个理想世界的途径和手段，这些运动也有惊人的一致性，就是进行大规模社会重构，或以阶级为线，或以宗教为由，或以种族为纲。

具体说到中国，说到毛泽东，在现在一些理论家的笔下，毛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毛，而不是“国家领导人”的毛；是群众造反的总后台，是反对官僚体系的总头子。毛成了一个反“精英”、反“官僚”的民粹主义者，尽管他本人既是精英中的精英，又是官僚集团的总头子。

毛泽东在逝世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建立了新中国，另一个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就其实质而言，第一件事是“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二件事是试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修正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模式的社会制度。事实上，在这两大业绩以及两大主义的态度上，毛一直是犹豫不决，难以做出决断，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

这就是为什么十年文革，局势、政治一直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动荡。，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旧政府”与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新文革”之间搞折衷、搞平衡：当后者要把前者彻底打倒，使得斯大林模式完全无法运转时，便在1967年2月、8月以及1972年和1975年支持“旧政府”一把；当前者的气焰压过后者，有可能否定毛主义的乌托邦设想时，便屡屡发动“反二月逆流”、“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给“新文革”打气、鼓劲，扶植他们“继续革命”。

遗憾的是，终其一生，毛都未能在中国建立起心目中理想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一直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像毛自己说的“存在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而这些，都是产生资产阶级、出现修正主义，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和条件。

中国指责苏联成了修正主义，而后来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则又指责中国是修正主义。红色高棉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在苏联、中国需要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１９７７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于我们。”当１９７５年９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革命。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

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是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于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

在红色高棉领导下，一场大规模社会改造开始了，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有的，而红色高棉则几乎是一进城就展开了。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端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期”特征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AK４７冲锋枪。

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群众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３２岁、女子２５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

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

1980年底，秘鲁首都利马的大街上，几条死狗被头朝下吊在树干下，血淋淋的身上贴着纸条，上面用西班牙文写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邓小平。与此同时，暗杀，袭击警察局，破坏选举站等暴力行动在秘鲁的城乡频繁地发生，“人民战争”的传单在大街小巷雪片一般飞舞。这是因为秘鲁的毛泽东主义游击队——光辉道路认为邓偏离了毛的路线，而他们自封为毛泽东的忠实信徒。

光辉道路的正式名称为“秘鲁共产党（毛派）”，是从秘鲁共产党红旗派分裂出来的。其精神领袖古兹曼总结中共变修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毛泽东用文革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出修正主义，但他做得不彻底，斯大林更不彻底，所以他们死后国家很快就变了颜色。为了反修防修，文革这样的运动必须经常化制度化。在秘鲁，“人民战争”必须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将来革命永不变色的大问题，甚至在夺权以前就要着手进行准备。这个“光辉思想”后来被称作“冈扎洛主席的指导思想”，古兹曼的秘共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这个说法明显是来自于毛泽东50年代的一个比喻：苏联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

在国际共运的亲毛派中，70年代中期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首先认为毛的文革不彻底（当时毛还在世），这就是他一进城就全盘摧毁城市文明和社会基础结构的理论背景。在太平洋彼岸的安第斯山下，古兹曼也得出了相同结论，可惜略晚了数年，首创权不能归他。正是在中共“红旗落地”的大背景下，古兹曼觉得世界革命的火炬现在传到他手上了，他就是当代的列宁和毛泽东。因此，“光辉道路”必须挺身而出，反击世界范围内的修正主义逆流，在秘鲁发动暴力革命。从那时开始，“光辉道路”的会场上，古兹曼那长发和大胡子的像被挂在了马恩列毛之后(甚至斯大林都还排不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冈扎洛指导思想”成了“光辉道路”的标准提法，表明只有安第斯山下的冈扎洛主席才是马恩列毛在当代世界五花八门的左派中的一线单传，共产主义教会中硕果仅存的先知。

“光辉道路”的成员结构和世界上多数极左组织起家时相似，领导集团是既狂热自负又精于策略盘算的小知识分子，普通成员中多数出身于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家庭：破产或入不敷出的城乡小生产者，贫苦农民，以及其他因为种种原因沦为社会底层倍受歧视的人。和其他共产党革命一样，“光辉道路”的核心和骨干有著鲜明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背景，而多数成员的政治倾向是粗糙和情绪化的，他们甚至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对自己行动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的深入思考，把这个责任完全交托给了党的高层知识分子，在反复的洗脑过程中把党的理论植入自己的内心。尽管党组织有大套理论来论证其政治行动的合理性，但在多数成员那里这种理论被简化成了几句口号。

二、现代圣教主

回顾二十世纪红色运动，还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这些运动的领导人特别热衷于对人类、宇宙终极真理的探讨和研究，如所谓万物的起源，宇宙的本质，物质运动的规律，认识论，方法论等等。光辉道路里面有个著名人物卡瓦塔，虽然以数学为业，但却像古兹曼一样对哲学入迷，也崇拜毛泽东，有学生回忆说选修他的课只要读毛著就能拿学分。他开设了题为“物质与运动”的系列讲座，在两个小时内能从无机物和宇宙起源一口气讲到秘鲁社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矛盾，使很多在红旗派和光辉道路派以及其他派别之间摇摆的学生最终相信光辉道路派掌握了宇宙的绝对真理，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扩大了光辉道路的阵营。“光辉道路”的一个令人炫目的说法是“一百五十亿年（不知所指为何，可能是指太阳系的起源？）的物质运动最后导向一个世界大同”，这个世界大同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阶级和国家，没有政党和军队，也不需要民主的社会。

这种玄谈不是用博学来唬乡下人。从现代科学和分析哲学的角度来看，古今哲学家所谈论的宇宙的“本质”、“本源”和“规律”等等命题是纯粹的假问题，但在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这种言说却具有准宗教性质，是盗用科学和理性的旗号去满足人心中非理性的宗教性的渴望。近代以来，人类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组织日益世俗化，而红色革命的反现代性就表现为它是二十世纪屈指可数的准宗教政治运动，其宗教性的表现多多，而把整个运动的理论建立在一种宇宙论的哲学之上则是一个突出表现。这种宇宙论哲学以发现了宇宙的终结起源和普遍规律自命，为其信徒提供了精神寄托和心智上的巨大满足。

每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人都会记得自己经过一番“探索”最终“发现”了这个宇宙真理时的那一刻，那是一种和宗教信奉者终于找到福音和上帝时相似的心路历程，很多人甚至会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幸福感：我有了一个世界观了！从此，他们自觉看待世界的眼光和别人根本不同，他们能把所有毫不相干的事件和现象，能把物质和精神，社会和自然用同一个规律去解释。而这种与众不同不但不会令他们反思自己有什麽地方不正常，反而会坚定他们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优越感，这正是那种“上帝的选民”的心理。在实践上，这种高于一切人间戒律的“宇宙的终结真理”把这个政治运动的参加者从所有的道德顾忌中解放出来，正和历史上和现实中种种宗教圣战的残酷和不择手段一样。

因此，当人们为“光辉道路”把哲学玄谈和血腥暴力结合在一起而感到怪诞时，不妨想一想在延安，当思想整风运动借助着肢体暴力而展开时，毛泽东是如何通过他的《实践论》、《矛盾论》和许多哲学演说把延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共同体，使无数青年“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的。也不妨想一想，在文革中，当武斗和形形色色的精神和肉体迫害达到中国历史上除公开内战外史无前例的高峰时，毛泽东是如何津津有味地谈论着物质的无限可分这个他心中宇宙的根本规律的。再想一想亿万中国人是如何鹦鹉学舌一般高谈阔论“一分为二”和“对立统一”这种正确的废话的。

毛泽东对物理玄学的这种嗜好（他甚至干预到世界物理学界的讨论中，要独尊所谓“坂田模型”。而他对物理学的异乎寻常的兴趣也博得了杨振宁之流的敬畏，在坂田和杨振宁等人的心中，毛成了启蒙运动时倾心于科学和哲学的开明君主。）是要满足他心中最大的奢望：发现并证实一个单一的根本的宇宙真理和普世法则，用来指导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从而成为现代的上帝，理性时代的上帝。翻一下文革中的报刊，毛泽东哲学思想成了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甚至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疑难病症也在光辉的毛泽东思想面前迎刃而解。

但愿今天的中国人能有机会再读一读这些荒诞无稽的东西，更但愿他们不仅仅把这些东西看作是非理性的疯狂。

三、走向世俗化

有个美国记者分别考察了国共两只部队，最终得出结论，共产党的部队一定会战胜国民党的部队。因为他发现，共产党的部队中，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都没有俸禄，他们也很少考虑个人、家庭之类的问题。而国民党的部队，士兵有津贴不说，军官有俸禄，还在各地有房产、姨太太，战争一停歇，这些军官就要回家和家人团聚。这位美国记者因此认为，中共的军队是脱离现实世俗生活的，是一支精神化的军队；而国民党的军队还生活在世俗中。一支高度精神化、类似圣战的部队，肯定会战胜世俗化的部队。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圣战”中，似乎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后来，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又由此产生了，就是一个群体，可以多长时间处于精神化之中。换句话说，就是精神控制、精神洗脑可以维持多久？因为只要人存在，就会穿衣吃饭，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就必然和物质世界产生联系。有个学者总结各国的群众运动，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大规模群众运动最终总是要“从街头走进厨房”。而一旦走进厨房，原先的种种说辞就会不攻自破，种种所谓世俗的东西就会很快地侵扰这个群体，使这个群体很快世俗化，成为它原先打到的对象的翻版。

而要防止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让群众回到厨房，更有甚者就直接把群众的厨房掀掉。所以毛才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要来一次”。建国三十年，中国一直处于运动之中，原因就在于此。

至于毛为什么认为他可以一直使中国处于高度精神化之中，并持续保持这种状态，不受世俗生活的侵扰乃至腐蚀？这应该是出于他对人性的认识。在毛看来，人性都有善恶之分，都有公私之分。公就是善，私就是恶，私心是世界一切罪恶的根源。这种观念，其实也是由来已久。如果我们对世界现存的各种宗教稍作分析，就会发现，它们都是把人的内心欲望当做修身养性、成仙成圣的最大障碍。佛教有贪、嗔、痴、慢、疑 “五毒”， 财、色、名、食、睡“五欲”；天主教有贪食、好色、贪财、伤悲、愤怒、懒惰、自负及骄傲“七宗罪”；宋明理学更把人的自然生理需求看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最大困难，因此喊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所以戴震痛批理学“杀人”。

在毛看来，要使中国永远处于精神化状态，抗拒世俗化，就必须要发扬人性中善的部分，剔除恶的成分，达到“大公无私”，“公而无私”的境界，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还是传统的方法，内省外王：个人加强世界观修养、改造，去掉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狠批私字一闪念”，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修身养性的法子。在外，就是发动大家进行监督、揭发，批斗、批判，甚至进行肉体上的折磨。这样一来，95%的群众都会化私为公了，也就拥有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至于那5%改造不了的，属于自绝于人民，就被历史车轮抛弃了。

至于人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质需求，则将其压制到最低限度，毛曾经提出过中国人的吃饭标准：“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文革时全国一片蓝绿海洋，女同志不允许烫发、化妆、穿花衣服，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压制人的物质消费欲望。这种观念，其实也并非毛的首创。中国传统士大夫讲究“人人皆可成为尧舜”，大乘佛教强调“人人心中都有佛陀”。可历史告诉我们，不可能人人成为尧舜，人人成为佛陀；只有尧舜可以成为尧舜，佛陀可以成为佛陀。就好像我们年年学雷锋，而最终只有一个雷锋。

把在某些特定时期、某些特定人群可能达到的道德高度扩大到对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道德要求，并以此做为基础来制定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措施和制定，注定会成为空想，也注定要在现实面前碰的头破血流。这也是几千年中国一直未能形成法治传统，道德纯粹主义、道德至上主义泛滥的思想、理论基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既然每个人都像雷锋那样大公无私，还有必要制定法律吗？用法律来管谁啊？

恰恰在这一点上，所有圣战者，也包括二十世纪红色运动的领导者，最终都失败了，因为这是人性决定了的。

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矛盾是永恒的，和谐统一是短暂的。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方面，必须统筹考虑理想和现实这两方面，单纯的理想主义和单纯的现实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应该是“眼高手低”，而不应是“眼高手高”，更不应该是“眼低手高”或“眼低手低”。改革开放，最伟大的功绩，就是把中国人从虚玄的精神世界拉回到踏实的现实世界，从街头拉回厨房。使普通老百姓明白了，人生除了天天斗争之外，还可以有好衣服穿，有好饭吃，可以坐汽车、住高楼，眼下的、世俗的欢乐和幸福，才是真正的欢乐和幸福。理直气壮地追求物质的享受和个人的幸福，并由此带来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极大改观。

当然，我们并不讳言，当前的改革，确也因为理想主义的缺席，而产生了不少问题，从过去的拒绝物质享受，发展演变成单纯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因此，重塑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使之与时代发展相吻合，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紧迫而又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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