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6年匈牙利革命 （匈牙利十月事件） | |||||||
|---|---|---|---|---|---|---|---|
| 冷戰的一部分 | |||||||
 布達佩斯科爾文大街上一面被剜掉國徽的匈牙利國旗與兩門1939式61-K型37毫米高射炮 | |||||||
| |||||||
| 參戰方 | |||||||
 匈牙利革命者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尼基塔·赫魯曉夫 尤里·安德羅波夫 格奧爾基·朱可夫 伊萬·謝羅夫 伊萬·科涅夫 米哈伊爾·馬利寧 阿列克謝·安東諾夫 彼得·拉先科 阿馬扎斯普·巴巴賈尼揚 哈吉·曼蘇洛夫 卡達爾·亞諾什 赫格居什·安德拉什 明尼赫·費倫茨 | 納吉·伊姆雷  馬萊特·巴爾 洛松齊·蓋佐 吉姆斯·米克洛斯 杜達什·約瑟夫 薩波·亞諾什 桑多爾·科帕奇 基拉伊·貝拉 西格提·阿提拉 彭格拉茨·蓋爾蓋伊 | ||||||
| 兵力 | |||||||
| 首次出兵： 31,550名軍人 1,130輛坦克[注 1] 再次出兵： 7.5萬－10萬名軍人 2,500輛坦克[1]:183,215 親政府力量數目不詳 | 軍人、民兵和平民數量不詳 | ||||||
| 傷亡與損失 | |||||||
| 蘇聯： 722人死亡 1,251人受傷[2] | 2,500－3,000人死亡（估計） 13,000人受傷（估計）[3] | ||||||
| 3,000名平民死亡[4] | |||||||
歷史系列條目 |
|---|
| 匈牙利歷史 |
 |
 匈牙利主題 |
| 東方集團 |
|---|
 |
1956年匈牙利革命（匈牙利語：1956-os forradalom），亦稱匈牙利十月事件[5][6]，蘇聯及東方陣營又稱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叛亂（俄語：Венге́рский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мяте́ж 1956 года）[7]，冷戰後的俄羅斯又稱1956年匈牙利起義（俄語：Венге́р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1956 года），中國大陸又稱1956年匈牙利事件[8]，發生於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是匈牙利許多民眾反抗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和蘇聯所強加制度的革命，也是歐洲二戰結束蘇聯紅軍擊敗納粹德國後，蘇聯統治面臨的首次重大挑戰。
匈牙利革命始於10月23日的學生抗議事件。隨後抗議事件開始擴散，數千人向布達佩斯市中心議會大廈遊行。同時，一些學生進入廣播電台，要求電台播放其訴求時遭到逮捕。電台外的示威群眾於是要求釋放學生，遭樓內國家保安局人員（秘密警察）開火襲擊，造成多人死傷。此次事件成為了革命的導火線，隨着消息的傳播，革命快速展開，布達佩斯陷入混亂和暴力之中，原匈牙利政府倒台，政治犯紛紛獲釋。為了反抗蘇聯的鎮壓，數萬匈牙利民眾武裝起來，與秘密警察和蘇軍交火，一些共產黨黨員和秘密警察被私刑處死。同時，匈牙利民眾組建「工人委員會」奪取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政權，並提出了政治變革的要求。為了穩定局勢，納吉·伊姆雷成立了新政府，解散原勞動人民黨和秘密警察，後宣布退出《華沙條約》，預備舉辦自由選舉。10月底，蘇軍行動受挫，一度從布達佩斯撤離。隨之衝突緩和，匈牙利短暫恢復平靜。
儘管蘇聯政府曾表示願意就撤軍與匈牙利展開談判，但隨後蘇聯領導人改變主意、決定鎮壓革命。11月4日，蘇聯軍隊再度入侵布達佩斯和匈牙利其他地區。一些匈牙利人堅持抵抗至11月10日。衝突中，約有2500名匈牙利人和700名蘇軍士兵死亡。革命結束前後，20萬匈牙利人逃亡國外成為難民，大規模逮捕和審判接踵而至。截至1957年1月，蘇聯扶植的新政府將民眾的大部分反對活動壓制下去。通過此次行動，雖然蘇聯維持了對東歐集團的控制，卻導致西方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與蘇聯疏遠，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出現分裂、黨員嚴重流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因此遭到重大打擊。[9][10]
在此後30年中，有關此次革命的討論在匈牙利受到壓制。1980年代起，這一事件開始得到細緻研究和積極討論。1989年東歐劇變，匈牙利第三共和國成立，革命參與者得以平反，10月23日被定為匈牙利的全國性節日。
背景[編輯]
19世紀上半葉，匈牙利是奧地利帝國哈布斯堡皇室的皇冠領地。作為歐洲範圍1848年革命的一部分，匈牙利也同時爆發了由科蘇特·拉約什等人領導，爭取民族獨立和憲政的1848年匈牙利革命，革命一度成功。當時，俄羅斯帝國與奧地利帝國同屬「神聖同盟」，在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的請求下，俄羅斯皇帝尼古拉一世於1849年5月出兵20餘萬，與奧地利軍隊一同鎮壓了此次革命。[11]
共產黨政權成立[編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匈牙利賴以存在的二元制奧匈帝國解體。1918年匈牙利成立第一共和國，同年爆發1918年匈牙利革命，次年成立了由匈牙利共產黨主導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經過與周邊羅馬尼亞王國、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戰爭，其中羅馬尼亞攻占了布達佩斯，蘇維埃共和國倒台。根據戰後1920年的《特里亞農條約》，匈牙利喪失了戰前三分之二的領土，是歐洲損失最大的國家。羅馬尼亞在撤出布達佩斯後，前奧匈帝國海軍將領霍爾蒂·米克洛什率軍進入真空的首都獲得了匈牙利政權並隨羅馬尼亞軍隊撤離逐漸控制全國。並在1920年3月1日被選為匈牙利攝政王，並開始以威權手段統治匈牙利，打壓國內的共產主義者和極右組織，並為撕毀特里阿農條約（匈牙利的凡爾賽條約）和重新建立大匈牙利作出努力。[1]:3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匈牙利於1940年11月20日加入軸心國，與德國、意大利、日本結盟，亦和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是同盟關係。1938年及1940年匈牙利從捷克斯洛伐克及羅馬尼亞獲得了領土（維也納仲裁裁決）。1941年，匈牙利參與了南斯拉夫戰役和入侵蘇聯的軍事行動。1944年起，沒了德國地理上保護的匈牙利開始被蘇聯進攻。[1]:3蘇軍開始開進匈牙利的北特蘭西瓦尼亞。
出於對蘇聯侵略的恐懼，匈牙利攝政王霍爾蒂開始和同盟國政府展開停戰談判。結果1944年3月19日，德國出兵進駐了匈牙利，但霍爾蒂政權仍然運作。1944年10月霍爾蒂在布達佩斯皇宮被德軍士兵逮捕，建立了由極右政黨箭十字黨領導的親德匈牙利國，匈牙利由盟友變成傀儡。1944年12月末，在蘇聯軍隊占領匈牙利後，匈牙利成立的臨時國民議會接受了共產黨人提出的政府成員名單和施政方針。最初，匈牙利共產黨行事比較謹慎，他們宣布新成立的匈牙利會依靠「所有民主人士」，該政府中僅有兩人是共產黨人，其他成員是四個非共產主義左翼政黨（小農黨、社會民主黨、國家農民黨、進步資產階級黨）的代表，政府中還有攝政王霍爾蒂政權相關人士和兩位前往莫斯科參與停火談判的將軍。而施政方針包括沒收大片私有土地、對銀行和重工業實行國有化，同時方針也承諾給予民眾民主和自由的權利，尊重私有財產，在貿易和輕工業方面鼓勵私人投資。[1]:51945年3月17日，臨時政府頒布了土地改革法令，前政權全部「法西斯分子」、面積超過100霍爾特（1霍爾特=4316平方米）的地主以及面積超過200霍爾特的農民以及任何土地超過1000霍爾特的個人，其土地全部被國家徵用。約占戰前全國35%，共9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到重新分配，其中的58%分給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其他被收為國有或留作公用用地。不過，雖然富有者損失了大量土地，但是小農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他們當中不少人的土地只增長到11000平方米，很難維持生計。[1]:8-9[12]
1945年10月，首都布達佩斯舉行首屆市議會選舉，小農黨以29萬張的結果獲勝，超過共產黨和社民黨聯合競選的25萬票。11月，匈牙利以秘密投票的形式召開首屆議會選舉，小農黨獲勝，得票率為57%，獲得絕對多數，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各得票17%，三黨成立聯合政府，小農黨領袖蒂爾迪·佐爾坦出任首相。雖然匈牙利共產黨事實上只獲得了17%的選票，14個部長席位中只占三席。不過一方面由於共產黨採用了「薩拉米香腸戰術」，還從小農黨手中獲得了控制國家保安局的內政部長這一重要職位，[13]通過國家保安局，共產黨政府採用威脅、虛假指控、監禁、酷刑的方式打擊反對者，匈牙利共產黨迫使聯合政府不斷讓步，逐步削弱了民選政府的影響力。[1]:10[14][15]1947年8月31日，舉行第二屆議會選舉。此前，內政部通過逮捕、流放、驅逐出境和脅迫等形式，取消了許多知名反共候選人的競選資格，再加上5萬至20萬的假票，[16]共產黨在此次選舉中取得領先地位，但只獲得了22%的投票。[17]最終，共產黨和社民黨於1948年7月合併為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短暫的多黨制民主走到盡頭。在1949年5月的議會選舉中，勞動人民黨作為唯一參選政黨以97%的得票率順利獲得勝利。8月20日，匈牙利傳統節日伊什特萬瞻禮日當天，匈牙利議會通過了以《1936年蘇聯憲法》為藍本的《1949年匈牙利憲法》，宣布匈牙利為「工人農民的國家」，同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15][18]
政治鎮壓與經濟衰退[編輯]
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總書記拉科西·馬加什的領導下，匈牙利轉變為共產主義國家。[19]他夥同格羅·埃諾、雷瓦伊·約瑟夫、法爾卡什·米哈伊組成四人集團，決定着黨內外一切事物。[8]與此同時，國家保安局開展了一系列針對黨內的「清洗」運動，先清除了黨內反對拉科西的勢力。這些受害者因西班牙內戰時期曾經前往西方國家等一些無關緊要的罪名被打成「鐵托分子」、「西方間諜」和「托派」。總共有約一半的中下層共產黨官員共7000人被「清洗」。[20][21][22]1950年至1952年，為了給勞動人民黨成員提供財產和住所，消除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所構成的威脅，安全警察將數千人強制搬遷，另外還逮捕了數千人，並對他們進行虐待和審判。有些人被關入集中營中或流放至東部，以至於處決，被處決者中就包括了國家保安局創始人拉依克·拉斯洛。[21][23]一年內，有26000人被強制搬離布達佩斯，導致他們面臨就業困難和住房緊張的問題。被流放者的居住環境通常十分惡劣，他們被囚禁在集體農場，遭受着如奴隸一般的剝削。[22]
拉科西政府還使匈牙利的教育體制實現了徹底的政治化，用「勞苦知識分子」取代受教育階層。[24]俄語學習和共產主義政治課成為全國的大學和普通學校的必修課。宗教學校收歸國家，教會領導人被替換為親政府人士。[25]1949年，匈牙利天主教會樞機明曾蒂·約熱夫被捕，後以叛國罪判處終身監禁。[26]在拉科西的統治下，匈牙利成為歐洲各國中政府最為專制的國家之一。[15][23]
戰後匈牙利經濟困難重重：其中，向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支付的戰爭賠款和蘇聯駐軍的費用，總額達3億美元左右。[27]1946年，匈牙利國家銀行估計賠款占「全國年收入的19%到22%」[28]。為此，匈牙利貨幣嚴重貶值，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29]然而，由於加入了蘇聯支持的經濟互助委員會，匈牙利無法和西方進行貿易或加入馬歇爾計劃以獲得援助。[30]
基於蘇聯模式，勞動人民黨總書記拉科西於1950年啟動了五年計劃，目的是使工業產量在短時間內實現大幅增長。[20]由於需要向蘇聯出口原材料和技術以及拉科西全面「清洗」原政權技術人才所帶來的消極影響，與蘇聯一樣，匈牙利也未能實現五年計劃的預定目標。不但如此，五年計劃事實上還破壞了匈牙利現存的產業結構，使得1949至1952年的實際工資水平下降了18%。[20]儘管50年代初，匈牙利人均國民收入有所提高，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卻出現下降。國民收入被大量投入到工業的發展，從而使得實際可支配收入出現下降。管理不善還引起了長期的食品短缺，麵包、糖、麵粉、肉類不得不定量供應。[31]自1951年起，居民的日常用品需要憑票據才能購買。[32]除此之外，強制認購國債更進一步降低了個人收入。結果，1952年工人和其他職員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只達到1938年的三分之二。而與之相比，1949年卻是1938年的90%。[33]伴隨着攀升的外債和持續的食品短缺，這些政策的消極影響日漸積累，民眾的不滿也與日俱增。[34]
國際形勢與「新路線」[編輯]
1953年3月5日，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去世，蘇聯及東歐集團進入了一段較為緩和的自由化時期。期間，歐洲大多數共產黨在內部形成了一些支持改革的勢力。6月，蘇聯領導人、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和第一副主席貝利亞召集拉科西等匈牙利領導人在莫斯科舉行了為期三天的秘密會談，馬林科夫等人對拉科西「導致無數錯誤和罪行」的「粗暴的統治方式」「深表震驚」，要求拉科西將當時有更多實權的部長會議主席（相當於總理）一職讓與納吉·伊姆雷。7月3日，納吉代替此前被稱為「斯大林最好的學生」的拉科西，出任部長會議主席。他在國會發表施政綱領，提出「六月政策」（6月匈中央全會通過決議），其中涉及減少重工業投資、放慢發展速度；停止強制農民入社，減輕農民負擔；降低物價、提高工資；限制強力部門的權力，消除社會恐怖氛圍，審理冤假錯案，釋放無辜者，解散拘留營，停止流放，取消強制搬遷；廢止一黨專權，實行黨政分離。不過，拉科西仍然保留總書記一職並暗中破壞了納吉的大部分改革措施。[35]:175[36][37]
1955年初，蘇聯政治局勢發生變化。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權勢逐漸超過擔任部長會議主席的馬林科夫，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在蘇聯國內重新確立。3月，蘇共中央主席團再次召集匈牙利領導人納吉和拉科西在莫斯科舉行秘密會談，派遣高級官員前往匈牙利，結束了納吉的「新路線」。蘇共中央決定讓拉科西的心腹赫格居什·安德拉什出任部長會議主席。4月，拉科西批判納吉並將他免職。[35]:175[38]:645月14日，蘇聯成立了華沙條約組織，將匈牙利和其他中東歐的蘇聯衛星國束縛在一起，該聯盟條約聲稱「尊重各國獨立和主權」，「不干預他國內政」。同年，相關國家簽署《奧地利國家條約》，並確立了奧地利的中立國及非軍事化地位。[39]這使匈牙利人點燃了使匈牙利成為中立國的希望，納吉也曾考慮「按照奧地利模式讓匈牙利成為中立國的可能性」。[40]因此，納吉十分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萬隆會議上提出的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底至1956年初撰寫長篇文章為新路線辯護，作為黨內改革派的宣言向黨上書。在外交政策一章以「國際關係的五項基本原則和我國外交政策的問題」為標題，認為該原則「必須被擴展到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之間」。[41]
在冷戰的背景下，到1956年美國針對匈牙利及東歐集團的政策普遍趨於緊張。1953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提出了重點發展空軍與核武器，削減陸軍和海軍開支，以戰略轟炸作為非對稱威脅，以對蘇聯的挑釁做出大規模反擊的「新展望政策」作為國防戰略。根據這一政策，美國一方面希望通過鼓勵歐洲國家憑藉自身力量脫離該集團，另一方面卻不願和蘇聯發生軍事衝突，從而使衝突升級為核大戰。因此，美國決策者只能考慮除「推回」以外的其他方式來削減蘇聯在東歐的影響。遏制政策應運而生，其主要方式包括經濟和心理戰，秘密行動以及與蘇聯就東歐國家地位的問題展開談判。[42][43]時任美國副總統尼克松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稱，如果蘇聯一方再發生一次像波蘭那樣的起義，美國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反共宣傳的材料，從而實現美國的利益。[44]:145不過，中央情報局領導人艾倫·杜勒斯稱雖然他正在匈牙利構建廣泛的網絡，但是當時中情局在匈牙利沒有駐在機構，會說匈牙利語的情報人員和當地支持者尤為稀缺。中情局內部記錄提及「我們當時（在匈牙利）完全沒有任何的情報行動，連哪怕是可以被誤認為是的行動都沒有」。[44]:1491956年夏，為了應對國內嚴峻的經濟形勢，匈牙利提議擴大與美國的雙邊經貿活動，美國對此作出積極反應，兩國關係出現緩和。不過，由於擔心與西方改善關係會削弱匈牙利共產黨的統治，匈牙利內務部出面干預，雙方談判陷於停滯狀態，未能取得任何成果。[43]
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關於「雙百方針」的文章，在東歐各國知識分子間引發強烈興趣。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東歐各國共產黨都派代表團出席，中共領導人藉此機會和東歐各國發展關係，推廣「中國模式」。中共八大由卡達爾·亞諾什擔任匈牙利代表團團長，他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進行長時間會談。10月1日，卡達爾再次率代表團訪問中國，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周年的紀念活動。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郝德青利用這一機會向匈牙利各界人士散發中共八大材料，藉助廣播和報刊介紹中共方針，使得匈牙利知識分子認為中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推行雙百方針是真心實意，中國模式與蘇聯的斯大林模式不同。[41]
裴多菲俱樂部成立[編輯]
1955年秋季，在匈牙利國家博物館，一些匈牙利勞動青年聯盟成員組建了一個社團，藉此討論文學和政治。社團成員請詩人拉卡托斯·伊斯特凡負責領導。拉卡托斯發起了首次討論，內容涉及匈牙利的啟蒙運動。他還朗讀匈牙利啟蒙運動時期知名詩人拜塞涅伊·久爾吉的作品。討論結束時，拉卡托斯號召大家認同啟蒙運動的價值觀，並決定社團名稱為「拜塞涅伊俱樂部」。[45]:448-450
拜塞涅伊俱樂部規模很小，面向精英人士，行為與眾不同。但這仍引起了勞動青年聯盟的關注。幾年前，類似團體會立即遭到取締。但是自從斯大林死後，匈牙利社會中有關納吉「新路線」的辯論還在激烈地持續。因此，勞動青年聯盟決定替換該團體的領導人，並希望將該團體引到更符合當時政治觀念的話題上來。最後，他們決定以1848年革命詩人裴多菲·山多爾的名字把這個團體命名為「裴多菲俱樂部」。勞動青年聯盟認為，在進步的社會的背景下，裴多菲比「資產階級」的拜塞涅伊更合適。裴多菲俱樂部誕生後，原先的學術討論很快開始涉及對審查制度、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計劃經濟的討論。此外，討論還涉及1514年農民起義（討論農業政策的）、分析匈牙利歷史學（討論共產黨課本對歷史的篡改）。參加者包括全國知名的經濟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教育工作者、科學家、哲學家等學者和社會知名人士，年輕的知識分子以至於人民軍軍官。甚至45年前參加過地下鬥爭和抵抗運動的老兵也參與其中。很快，選擇裴多菲作為社團的名字產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裴多菲是一個為匈牙利獨立而戰的革命者，因此他的名字喚醒了不少社團成員的革命意識。[8][45]:448-450
共產黨機構[編輯]
與此同時，共產黨政權的其他機構也在發生改變。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機關報《自由人民報》的記者也開始出現不安。1954年10月，在報道工廠情況時，該報的幾位記者提到了生產數據造假，生活水平下降，工人被迫購買「和平債券」的問題。在出版的文章中，他們稱「雖然工人們的生活在過去十年間有很大改觀，但是他們許多人還面臨着嚴重的問題。許多人還生活在擁擠而簡陋的公寓裡。許多人在給孩子買新鞋或偶爾看電影時都不得不思考再三！」文章發表後，有關記者接到了政治局委員的電話，這個人質問他們「這篇文章是什麼意思？你覺得我們會容忍你們這麼煽動嗎？」不過，記者們並沒有退讓，而是召開了一次為期三天的會議，主張誠實報道、支持納吉改革，批判高層官員和一些編輯。一些記者因此丟失了工作，弗洛伊德學派心理學家海杜·李利之子吉姆斯·米克洛斯就是其中一位。[45]:448-450
此外，負責審查文章和詩歌的匈牙利作家協會也開始反思和檢討。協會討論了一些禁忌話題並為此前被開除的成員平反。1955年秋，這個之前還曾堅持強硬路線的組織甚至發表聲明，反對開除支持納吉的編者，要求獲得協會「自治」，反對「制約我們文化生活的反民主方式」。已覺醒的青年共產黨員和前共產黨員主導了這些新興團體、俱樂部和辯論社。他們經歷過戰爭的創傷，也在共產黨的組織中接受過教育，其中不少人獲益於共產黨的社會扶持政策，社會地位快速提升。同時，這一代人對公民社會的毀滅、恐怖的社會氛圍和數年前剛結束的清洗運動也記憶猶新。[45]:450
知識分子與工人[編輯]
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對此前同事們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如逮捕、監禁和虐待深感不安。1954年，納吉開始為政治犯平反，許多人先後從監獄、賴奇克的勞改營和流放地回到布達佩斯。1955年，獨立小農黨黨首貝拉·科瓦奇和他的幾位同僚從蘇聯回國。羅馬天主教主教明曾蒂·約熱夫也得以獲釋，但仍被軟禁在布達佩斯郊外的一棟城堡中。[45]:450-452
面對這些剛剛獲釋、備嘗艱辛的眾多親友，不少匈牙利作家情緒十分激動：在朋友們遭受苦難時，自己卻在創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並因之獲獎。這些作家為此感到非常羞愧，對自己所寫的和沒有寫的感到恥辱，甚至對自己所寫的作品感到噁心，恨不得讓這些作品消失。他們試圖為之前的行為作出補救。許多人試圖從馬克思主義原始文獻中尋找靈感和指導，意識到當政治體制糟糕的時候，應該發動革命，而之前所受的教育讓他們明白，知識分子應幫助工人階級形成革命意識，共同致力於革命。於是，許多知識分子前往工廠發動工人，希望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構建一個更平等的經濟制度。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境遇都十分糟糕，因此雙方之間的聯繫得以加強。在過去的十年中，這兩個群體是共產黨宣傳的主要對象，備受共產黨擺布，因此不滿與孤立感最為強烈。匈牙利工人階級甚至比學生和知識分子更為憤怒：作家與記者們感到的是負罪感，而工人們則感覺自己遭到出賣。共產黨上台前曾承諾工人階級在「工人的國家中」將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實際上他們得到的卻是惡劣的工作環境和微薄的收入。戰後，他們不滿的直接對象是國有工廠的廠長，現在他們則開始傾向於指責國家本身。50年代的礦工群體「譴責體制並對繁重的工作和微薄的薪水十分不滿」，產業工人則普遍認為他們遭到了「吸血政府」的剝削。[45]:450-452
於是，裴多菲俱樂部成為了經歷變革的知識分子和激進工人間理想的交流平台，1955年冬季開始，布達佩斯各個工廠開始向會議定期派遣代表，對參會門票的需求很快超過了供給，使得俱樂部不得不在更大的地方聚會。這些聚會形式開放但並不正式，有時還非常喧囂吵鬧。所涉及的話題是許多人都感興趣的產業與經濟改革。[45]:453
蘇共二十大與秘密報告[編輯]
1956年2月24日，蘇共二十大結束後，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突然發表了「秘密報告」，即《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在秘密報告中赫魯曉夫讚揚列寧，揭露了前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的罪行，對其全面否定。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博萊斯瓦夫·貝魯特甚至因為遭受強烈刺激突發心肌梗塞而死。[45]:453-454
會後，秘密報告在波蘭官員、以色列情報機構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傳遞下，由《紐約時報》於6月在西方國家發表。而在東歐各國，「秘密報告」通過內部渠道為東歐共產黨國家下層民眾所知。許多此前忠誠的黨員也無比震驚，不少人無法相信這樣的事實。5月底，裴多菲俱樂部組織了題為「蘇聯黨第二十次大會與匈牙利政治經濟問題」的公開討論會。很快，討論會演變成了「對拉科西自大、無意義的工業建設政策、強制集體化、新的五年計劃和不現實的農業政策的全面聲討」。參會者還嚴厲批判政府編寫歷史時的教條主義，譴責斯大林主義對歷史的篡改，認為政府沒有把歷史當作一門科學對待，而是將其變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及「實現政治目標的辯護詞」，他們對匈牙利知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奇·格奧爾格於1928年起草的《勃魯姆提綱》表示認可，盧卡奇當時認為開展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迫切任務，匈牙利應該實行的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他的觀點與當時匈牙利共產黨的正統思想背道而馳。[8]6月初，盧卡奇對「獨立思考」表示讚賞，他號召神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展開「對話」。[45]:453-454
6月14日晚，裴多菲俱樂部舉辦以《蘇共二十大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為題的研討會，1200多人參加，舉辦方因參加者過多而不得不更換場地。長期被視為「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老牌修正主義分子」的盧卡奇也露面參與，引發轟動，不少與會者要求為盧卡奇「徹底平反」。[8]
拉依克葬禮[編輯]
6月27日是納吉推出「六月政策」以進行改革3周年的日子，裴多菲俱樂部在布達佩斯市中心的大型會議室即人民軍官俱樂部舉行研討會，討論題目為《新聞和報紙問題》。聽眾下午便開始在會場外聚集，會議從下午6點半持續到第二天凌晨4點，共6000人參加。剛剛出獄6個月，時年44歲的拉依克·茱莉亞在會上發表演說，對在場的數百位裴多菲俱樂部成員首次披露了自己一家在過去幾年中的遭遇。[8][45]:454
拉依克·茱莉亞的演講在聽眾中引發強烈反響，甚至有人吹口哨，跺腳。《匈牙利民族報》主編、國際法學家洛松齊·蓋佐最後發言，他一方面請公眾原諒他過去犯的過錯，接着講述了「納吉事件」的真實經過：「就在我們大談黨的民主、言論自由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時候，納吉·伊姆雷卻根本無權為對他的指控進行辯護。」聽眾們一方面要求納吉復職拉科西下台，另一方面把所得到的消息與各地的親朋好友分享，影響不斷擴大，甚至連被派去監視演講的幾個秘密警察都因為贊成演講者的觀點而向上級請辭。布達佩斯以外的其他城市也開始效仿裴多菲俱樂部，成立了眾多類似的論壇。勞動青年聯盟中央委員會也號召年輕人參與進來。幾天後，裴多菲俱樂部人數增加至6000人，另有些人在街頭聚集討論新聞自由，聚會結束時高喊「伊姆雷，伊姆雷，伊姆雷，伊姆雷」，要求拉科西下台，納吉回歸。6月30日，拉科西召通過中央委員會會議譴責裴多菲俱樂部「反黨、反人民民主制度」，並稱「主要由納吉·伊姆雷周圍所形成的集團所指揮的」。7月1日，匈牙利內務部下令禁止裴多菲俱樂部繼續活動。直到9月，裴多菲俱樂部才再次恢復活動。[8][45]:454-455
7月中旬，蘇聯共產黨中央主席團（即政治局）接到時任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安德羅波夫的報告，稱匈牙利出現敵對活動、自發討論和革命青年，蘇聯領導人將「裴多菲俱樂部（6月27日）的討論」視為「意識形態上沒有槍聲的波茲南事件」，赫魯曉夫認為波蘭和匈牙利近期發生的混亂是帝國主義為了「煽動社會主陣營的分裂」，「逐個摧毀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完全是「帝國主義者的顛覆活動」所致。[35]:178-179隨後，蘇聯領導人派遣米高揚緊急訪問布達佩斯試圖化解問題。7月16日，在離開機場的途中，米高揚在車上就向拉科西直言他必須以身體欠佳為由辭職。拉科西隨即辭職，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療」。此後，他再未回到匈牙利，餘生大部分時間在吉爾吉斯斯坦度過。不過，米高揚沒有以納吉替換拉科西，而是選了拉科西的忠實下屬，保守且能力十分有限的格羅·埃諾。[45]:454-455[46]當月，蘇軍副總參謀長米哈伊爾·馬利寧、華約部隊參謀長阿列克謝·安東諾夫前往布達佩斯對部隊情況進行檢查。在國防部長朱可夫的指示和幫助下，匈牙利駐軍司令彼得·拉先科通過參謀部制訂了一份代號為「波浪」即「特別軍參加在匈牙利領土內恢復秩序」的絕密計劃，其中包括了在必要時蘇軍必須占領和守衛的目標、蘇軍與匈牙利國家保安局和人民軍合作方案和可用武器裝備數等內容。[35]:180[47]
7月至10月間，格羅·埃諾竭盡全力試圖安撫國人，他為遭囚禁的社民黨領導人平反，還開展了裁軍。在反覆猶豫後，格羅同意拉依克·茱莉亞為她丈夫舉辦葬禮。10月6日是1848年匈牙利革命中13位將軍被處決的紀念日。這一天，茱莉亞和他的兒子身着黑衣站在丈夫棺槨旁等待下葬。此次葬禮有數萬人前來默哀。當天天氣寒冷，風雨交加，墳墓前的花圈堆成了山。雖然茱莉亞的丈夫拉依克·拉斯洛作為秘密警察的頭目，實際上逮捕並殺害過數以千計的無辜者，打壓或摧毀過天主教的慈善組織、青年團體和所剩無幾公民社會組織，但是出席葬禮的人還是稱讚了他，並以最嚴厲的語言譴責了殺死拉依克的人：「他是被從『個人崇拜』的淵藪中混跡到陽光下，以施虐為樂的罪犯所害。」[45]:455-456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