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老师杨树达 杨树达，1885年生于长沙，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被送进西式学堂，后留学日本6年。 1911年从日本回国后，杨树达先后在湖南教育司、图书编译局，以及湖南的一些学校任教。 从1915年起，杨树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师。毛泽东在这所学校就读时，曾听过杨树达的课，多次向杨求教，并在生活上蒙杨关照。 杨树达后来成为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49年以前，是中华民国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湖南师范学院教授等。 杨树达是民国学界名人，与徐特立、何叔衡、谢觉哉、蔡锷、程潜、程星龄、杨济昌、李达、周世钊、章士钊、黎锦熙、陈寅恪等各界名流交往密切。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与杨树达曾有书信往来。毛回长沙时，也曾探望过杨树达。 1956年2月14日，杨树达在长沙病逝。毛泽东发了唁电。 杨树达家至少十人蒙难 杨树达去世后，从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一家人几乎都遭了殃。 长子成“特务嫌疑” 杨树达的长子杨德洪，曾留学美国，学习财政金融；学成之后，受聘于美国一家银行，工作、生活条件都很优越。 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杨树达兴奋不已，一再写信，动员儿子回国，为“建设新中国”效力。杨德洪也深受鼓舞，满怀报国之志，回到上海，希望以自己所学为“新中国”服务。 但是，到了十年文革时期，几乎所有从美国回国的学人都被怀疑成“美帝特务”。杨德洪也成了“特务嫌疑”，长期被“控制使用”。 次子成“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次子杨德骧，抗日战争爆发前，考入清华大学；1939年，从西南联大毕业。之后，专攻水泥，对发展中国水泥工业做过重要贡献，翻译过英文版的《波特兰水泥化学》，法文版的《水泥——生产及性能》等；1956年，被评为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的接见。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矛头直指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在民主党派中，中国民主同盟是重中之重。 当时，杨德骧是中共建筑材料工业部水泥局的高级工程师，建材部民主同盟分部负责人。既是高知，又是民盟负责人，杨德骧在劫难逃，被打成右派。 四子成“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四子杨德豫，是中国著名翻译家，翻译、出版过《拜伦抒情诗七十首》，莎士比亚的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湖畔诗魂——华兹华斯诗选》等。 1949年中共进驻北平时，杨德豫正在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差一年就要毕业了，但是，“为了新中国”，他毅然抛弃学业，投笔从戎。 1957年，杨德豫在广州军区《战士报》当编辑时，因在广州军区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讲真话而闯下大祸。他在会上说： “上级派秘书处的处长来当报社的社长，他说报社最主要的任务是揣摩领导的意图，这完全是秘书处长的语言。秘书处是给领导服务的，就专门要揣摩领导意图，派秘书处长来领导报社根本不对头。”这番话被认为是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他还讲，报纸可以批评领导干部，报社应该独立负责，编辑记者应该文责自负。这些话都被认为是要摆脱党的领导。 杨德豫被打成右派，先是受到降级、降职、降薪、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处分，后被开除军籍，遣送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改造。这个右派一当就是20年！ 小儿子成“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小儿子杨德嘉，1958年春任《新湖南报》农村部副主任时，因被认为在工作中“坚持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猖狂反对省委”、“反对报社党的领导”，也被打成右派，发配农村劳动改造了几年。1962年，因为他的一些老领导在衡阳地委工作，他设法调了过去。 1966年文革一开始，造反派给衡阳地委领导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就点了杨德嘉的名，说他们包庇、重用右派分子杨德嘉。随后，杨德嘉被揪出来，成为群众专政对象。 不久，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组一些人的支持下，原《新湖南报》的一批右派集中在长沙搞翻案，杨德嘉也积极参与其中。结果，案没翻成，反而惹来更大麻烦。 1968年9月13日，衡阳地、市军管会召开号称有10万人参加的“对敌斗争”大会。当场宣布拘留审查6人，其中包括杨嘉德，罪名是“右倾翻案的急先锋”。杨被戴上手铐，在全市游街示众，之后，被关进监狱8个多月。 1969年5月20日，杨嘉德被押解到衡南三塘学习班，关了一年多。之后，转到衡阳地区卫生防疫站工作。 大女婿成“历史反革命” 杨树达的大女儿叫杨德娴，大女婿叫袁久坚。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袁久坚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 原因是：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大学的学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举行了驱逐新来的校长，同时也是地质学家李毓尧的运动。当时，他选择站在了李毓尧一边。 李毓尧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应蔡元培校长之邀，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北伐战争期间，他在湖南，当过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成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时，李毓尧成为将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清除出党的骨干。从那时起，中共与他结了怨。 袁久坚曾经支持过李毓尧，在中共建政后搞的整知识分子运动中，就成了一个大大的“污点”，在反复被批斗和各种人身侮辱后，他忍无可忍，自杀身亡。 二女婿成“历史反革命” 杨树达的二女婿周铁铮，是杨树达得意门生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树达从北京回湖南大学任教。周铁铮是他的学生，古文根底很好，也颇有见解，深得杨树达赏识。 杨树达想把他的大女儿嫁给他，但是，大女儿嫌他是个“书呆子”，不同意。之后，杨树达将二女儿杨德纯嫁给了他。 周铁铮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1953年中国大陆院系调整时，杨树达和周铁铮都被“调整”到湖南师范学院。 1957年，反右时，周铁铮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了解他的人都说，他从不过问政治，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只知读书、教书、写书。他挨整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 据说曾经追求过他的一个女孩子，代他报名参加了“健新学会”。这个“健新学会”被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他因为隐瞒自己参加过“反革命组织”，被判刑3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改。 1965年，周铁铮回到长沙，在街道工厂靠磨铲子等维持生活。文革期间，有一天，他的学生胡渐逵在长沙的一条小街上，看到他正在扫大街，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就上前喊了一声:“周老师！”周铁铮赶快摇手说:“不，我不是老师。”胡渐逵说:“您是我的老师，我还要去看您呢！”周铁铮随即拒绝，惶恐不安地说:“千万不要这样。我一个人遭罪也就算了，不要害了你们!” 1978年1月2日，周铁铮已半身不遂，勉强用火钳夹煤时，把棉裤烧着了，等到人们发现时，他已被烧得奄奄一息。因无钱住院治疗，第二天就去世了。 侄子杨伯峻成“右派分子” 杨树达是杨伯峻的叔叔。杨伯峻早期的古文基础，就是跟杨树达学习时打下的。 杨伯峻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著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等。 1957年，杨伯峻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时，因坚决反对汉字拉丁化等，成为北大中文系被揪出的第一个右派分子。杨伯峻认为自己说的是真话，不肯认罪，又罪加一等，成了“顽固不化” 、“不思悔改”的大右派。被批倒批臭后，发配到大西北的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 两年多后，杨伯峻被调到北京中华书局工作。初来乍到，便有一张大字报点名批判杨伯峻，接着开了一次批判会，既没有任何事实，也没有举出任何罪证，只是说他如何如何不老实。后来，他才明白，这是给他来一个“下马威”。 批判会上，有人大声吼道：“《孟子译注》是你做的吗？”杨伯峻明白，此时此刻，他只有“低头认罪”，默不吱声的份儿。以最低调的行事方式，委曲求全，他才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 外甥女婿周汝聪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 杨树达的外甥女婿周汝聪，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高材生。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热血青年，曾在中印缅战区的远征军中担任过翻译，后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共进入长沙前，参与过“策反”湖南当政者的工作。 中共建政后，对中共对过去的地下党员实行“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政策，许多为中共地下党员被降级、控制、淘汰、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周汝聪是其中之一。 周汝聪在长沙工作过一段时间，但郁郁不得志。因为和几个曾经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干部接触较多，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文革中，因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外甥女彭慧成“右派分子” 杨树达的外甥女彭慧，是中共著名的女作家，拥有双重党籍，既是中共党员，又是中国民主同盟会的盟员，还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7年，反右运动中，彭慧因“伙同”丈夫穆木天“向党猖狂进攻”，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剥夺教职。 文革中，被抄家、批斗、勒令劳动改造。在一次批斗会后，她晕倒在操场上，被人送回家。第二天中午，人们发现她已经死了。 外甥女婿穆木天成“极右派” 穆木天，原名穆敬熙，吉林伊通县靠山镇人，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 他青年时代留学日本，精通日语、法语、俄语，回国后曾在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中共当政后，穆木天一度成为“歌功颂德派”。但到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他讲了几句真话，被认为是攻击北师大领导“不学无术，整人有术”，被打成“极右派”。文革中，穆木天曾被关进“牛棚”，受到“审查”。1971年去世。 结语 毛泽东老师杨树达，在中华民国时代成为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经讲：“论今日学术，公信为赤县神州文学、音韵、训诂学第一人也。” 中共建政后，如果政治昌明，杨树达一家必将书香四溢，才俊辈出。 但是，中共为了建立极权统治，大搞愚民政策，不断打压知识分子。即便是毛泽东老师的家人，也难逃挨整遭祸的厄运，更惶论其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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