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鸿：百战归来秋风寒一一朱可夫元帅与三任苏联领袖（上）
俄乌开战后，朱可夫元帅的名字屡被提及。在很多军迷心中，他是前苏联的“军神”、“战神”。
1896年底，朱可夫出生于俄罗斯卡卢加州一个贫农之家。19岁应征加入沙俄骑兵，22岁参加红军。
1939年发生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战役”，让朱可夫一战成名。次年5月，提前晋升为大将，当时还只有44岁。
苏德战争（苏联称卫国战争）爆发后，朱可夫像一名救火队员，多次临危受命，一路打怪升级，直至攻克柏林。
朱可夫元帅
自然，他也获得了最多、最高的荣誉，如1942年8月，出任惟一的副最高统帅；1943年1月，在战争中第一个晋升元帅；1945年5月，代表最高统帅部接受德国投降。
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四次荣膺“苏联英雄”勋章，一个是“苏勋宗”勃列日涅夫，另一个就是朱可夫。
但在二战结束之后，朱可夫的经历却相当坎坷，这位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军神”，在另一个领域里却跌跌撞撞，以至于晚景凄凉。
朱可夫的沉浮，自然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三任苏联领袖密切相关。
左：1916年的朱可夫。右：1923年的朱可夫
崛起的背景
众所周知，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崛起了一批能征善战的中青年将领，最著名的就是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等人，他们出生在1895年之后，不妨称为“九五后”少壮派。
背后有几个原因：
首先，从1937年至1939年的“大清洗”，洗掉了大批高级将领，客观上也为少壮派的崛起留出了空间；
其次，老一辈将领完全不适应纳粹德国军队全新的战略战术，当年威名赫赫的布琼尼元帅、伏罗希洛夫元帅均在战争初期因为作战失利被免去军职，库利克元帅还被降为少将（1950年被处决）。
朱可夫晚年回忆：
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会和总参谋部的许多领导人过于迷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大部分战役战略一级的指挥人员，其中包括总参谋部的领导干部，理论上都已懂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作战特点和作战方法上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他们却按老框框准备战争。他们错误地认为，大的战争与过去一样从边境作战开始，然后敌人的主要兵力才开始进攻。但是这次战争却出乎意料，希特勒德国的所有陆军和空军从一开始就立即采取了进攻行动。
朱可夫与家人
更重要的是，自古至今，真正优秀的将领都是在无情的实战中“打”出来的，而不是闭门造车“造”出来的。
大浪淘沙，泥沙俱下。被残酷战争淘汰的，不只是老一辈将领，也有年轻将领中的平庸之辈。
例如原西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在西班牙内战、苏芬战争中有功，与朱可夫同时晋升大将，比他还小一岁，原本行情看好。但他在战争爆发后惊慌失措，指挥不当，导致部队溃败，丢掉了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于7月22日被判处死刑。被同时处死的，还有他手下的3位少将。
在新崛起的“九五后”将领中，朱可夫也处于领跑的位置。虽然1939年晋升大将后，他才第一次见到斯大林，但次年年初就出任总参谋长；战争爆发后，他是最高统帅部核心成员中唯一的“年轻人”。
朱可夫与女儿
斯大林的信任
成就朱可夫威名的，除了他自身的素质和才能，当然还有斯大林的赏识和信任。
空军少将乔良曾说：
他（指朱可夫）最大的运气，是在他的人生和战争（二者对朱可夫而言几乎是同义语）之路上遇到了斯大林，是斯大林给了他成就伟业的机会。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道理大家都懂。
在丢城失地、疲于应对的战争初期，斯大林对朱可夫的信任到了依赖的程度。
朱可夫回忆，在莫斯科会战最危急的时候：
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德军在加里宁方面军的第30集团军的地段取得了战术突破后不久，斯大林打电话问我：
“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
“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2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
斯大林听了很高兴，答应增派2个集团军。
斯大林与朱可夫
按照惯例，每逢“十月革命节”，苏联都要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如今德军兵临城下，谁还奢望纪念活动呢？
斯大林毕竟是领袖。11月1日晚上，他从前线召回朱可夫，就此征求意见。朱可夫说，德军在最近几天不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斯大林立即决定举行阅兵式，让在场的莫洛托夫、贝利亚等人倍感吃惊。
11月7日，在红场举行了悲壮的阅兵式，斯大林出席并讲话，一些部队受阅后直接开赴战场。这一壮举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军民的士气，也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无疑，斯大林的大胆决策建立在对朱可夫的信任之上。
当然，朱可夫也没让斯大林失望，一次次临危受命，一次次力挽狂澜，特别是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坦克大战三大战役，彻底扭转了苏军的被动局面。在这些战役中，朱可夫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如果说前期的作战任务还有“救火”的性质，到了1944年底，胜利已经在望，分配作战任务就是分配蛋糕了。
1944年10月，斯大林让朱可夫接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当时面向柏林）的司令员，原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改任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司令员。这样调整，意味着“攻克柏林”的光环将落到朱可夫的头上。罗氏也是一员骁将，自然很不情愿，但斯大林主意已定。
顺便说一句，罗氏也曾在类似的分蛋糕中得过好处。1942年底，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当苏军实现对德军主力的合围之后，斯大林让东南方面军司令员把3个集团军交给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统一指挥。此役一举歼敌数十万，让罗氏大放异彩。
到了1945年初，围攻柏林的两个方面军分属于朱可夫、科涅夫两个元帅。在划分两支大军的作战边界时，斯大林再次偏袒了朱可夫，把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德国国会大厦划在朱可夫所部的攻击范围内。
朱可夫不是神，也有失误的时候，但总体说来，斯大林对朱可夫保持了信任，越到战争后期越信任。
朱可夫在地图前
敢于谏言
朱可夫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了斯大林的充分信任，但他的特点就是勇于进谏，敢于坚持。
在为期四年的战争中，朱可夫与斯大林发生过多次争论。例如1941年7月29日，朱可夫主动求见斯大林，汇报自己的建议。
朱可夫晚年回忆：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凝视着我问道。
我明白“放弃基辅”这几个字对于所有的苏联人，包括对于斯大林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不能感情用事。作为总参谋长，我有责任建议采取在总参谋部和我本人看来当前惟一可能的、惟一正确的战略决定。
“基辅不得不放弃。”我断然回答。
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朱可夫继续汇报。
“哪里还有什么反突击？真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发火了，他突然高声说：
“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
我忍耐不住，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么还要他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一些。”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请你冷静些，”斯大林说，“再说……我们缺了列宁都能行，缺了你更能行……”
“我是一个军人，准备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是，我对形势和作战方法有清醒的看法，相信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而且，我和总参谋部是怎么想的，我就怎么汇报。”
斯大林让朱可夫离开会议室。
半个小时后，斯大林宣布：解除朱可夫总参谋长的职务，让他改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
两个月后，基辅陷落，苏联西南方面军70万名官兵被德军围歼，60万人被俘。事实证明，朱可夫的建议是正确的。
朱可夫多次承受斯大林的批评、嘲讽、发怒。斯大林之所以还能保持对他的信任，归根结底，是因为事态的发展大多证明朱可夫的建议是正确的。
顺从的一面
朱可夫骄傲、倔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但如果把他看作天真单纯、桀骜不驯、在领袖面前固执己见，那也不是事实。
作为党员和军人，朱可夫受到党纪、军纪的严格约束。
作为高级将领，朱可夫不可能不知道：斯大林对高级将领的信任是有限度的。即使是在紧张的战争期间，他也没有放松对前线将领的监控。
作为直接的下级，朱可夫当然也深知斯大林坚定、自负、多疑的个性。朱可夫曾经评价：
“斯大林不喜欢改变自己的决定。”
所以，朱可夫也多次让步，违心地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和指示，特别是在一些不那么原则的事项上。
有一次，当朱可夫反对动用最后的预备队进行反击后，斯大林愤怒地挂断了电话，并让布尔加宁来到前线指挥所传话：
“斯大林说：‘你同朱可夫骄傲了。但我们将设法约束你们！’他要求我立刻来找你，迅速组织反突击。”
朱可夫只好组织反击，结果自然是得不偿失。
在莫斯科会战中，还有这样一件趣事：
斯大林不知道从什么途径听说，苏军放弃了杰多夫斯克城，这里距离莫斯科很近。
最高统帅打电话给我：
“你是否知道杰多夫斯克被敌人占领了？”
“斯大林同志，不知道。”
斯大林立刻生气地说：“司令员应当知道在他的前线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赶快到现地去亲自组织反冲击，收复杰多夫斯克。”
问题很快搞清楚了，被德军占领的不是杰多夫斯克城，而是杰多夫斯克村。
我决定给最高统帅打电话说明是弄错了，斯大林大发雷霆，他要求我立刻出发去罗科索夫斯基那里，并设法把这个最不幸的居民地一定从敌人手里夺回来，还命令我带上第五集团军司令戈沃罗夫，并说：“他是炮兵，让他帮助罗科索夫斯基组织炮兵火力，以支援第16集团军。”
在这种情形下，反对已经没有意义。
于是，在战事非常紧张的关头，这个方面军司令员带着两个集团军（高于军）的司令员，下到一个师部，命令师长派出一个步兵连和两辆坦克，把占领那几幢房子的德军一个排赶了出去，完成了一次“最高任务”。
显然，事情不大，但可以看出朱可夫的身段有时也足够柔软。
朱可夫与盟军在柏林
高光时刻
朱可夫的高光时刻是哪一天？
军迷们都知道：是1945年6月24日。
5月7日，朱可夫被任命为德国苏占区的最高行政首长、驻德苏军总司令。
第二天午夜，朱可夫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接受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当德国代表签字后，朱可夫激动得热泪盈眶，对周围的苏军将领们说：
“伟大的荣誉落到了我和你们的身上！”
斯大林很快就知道了朱可夫此时的表现，他在随后发表的《告人民书》中，强调了“伟大的光荣属于俄罗斯人民”。唯一一次提到朱可夫，也只是和莫斯科会战联系在一起。
5月24日晚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办盛宴庆祝胜利，他意味深长地说：
“俄罗斯人民对苏联政府的信任是对人类的敌人——法西斯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保证。感谢她，感谢俄罗斯人民的这种信任！”
1945年5月8日22点43分，朱可夫代表苏联接受德国威廉·凯特尔元帅代表纳粹德国签署的无条件投降书
可惜朱可夫没有听懂弦外之音。第二天晚上，他邀请部分战友到自己郊外的别墅里再度欢宴。这些元帅、将军们喝不够的伏特加酒，说不完的战场往事，在歌声和欢呼声中把朱可夫称为胜利者，却没有刻意赞颂斯大林。第二天，这场晚宴上的言谈录音和内务部的密报就放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
作为领袖，斯大林打算在莫斯科举办“胜利阅兵”。
当时，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最合适的检阅首长是斯大林。
按照俄罗斯传统，检阅者必须骑白马。斯大林还悄悄练了一次骑术，无奈年事已高（66岁），驭马困难，练习中还有一次落马，只能把这一最高荣誉交给自己的第一助手朱可夫。
6月18日，斯大林召见朱可夫，指定他担任阅兵首长。朱可夫后来回忆：
我回答说：“谢谢给我这样的荣誉。不过，由您来阅兵不是更好吗？您是最高统帅，就权利和义务来说，都应由您来阅兵。”
斯大林说：“我阅兵已经老了，还是你来吧，你年轻一些。”
6月24日上午，莫斯科下起了蒙蒙细雨，但人们异常兴奋，满城洋溢着喜悦和欢乐。朱可夫描述：
当英雄的团队从列宁墓前通过时，大家特别兴奋，走在各团队前头的，是在同德军作战中闻名的将军、兵种元帅和苏联元帅们。
随后，200名老战士在鼓声的敲击下，把200面法西斯德军的军旗投到了列宁墓的台阶下，这时，无比欢乐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1945年6月24日，朱可夫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
士兵倒持纳粹军旗
朱可夫骑着高大的白马，威风凛凛，十里雄师向他致敬，数万群众向他欢呼，他的脸上也洋溢着自豪和骄傲。这一天，他是全世界的焦点。
但他没有注意到，站在列宁墓主席台上的斯大林面无表情。作为领袖，他已经习惯了群众的欢呼和赞颂，无法容忍自己成为配角，更不能允许任何人对自己构成威胁。活动结束后，斯大林默默无语地离开了列宁墓。
9月，朱可夫再次担任阅兵首长，在柏林检阅了苏军和盟军。
贬谪
1946年3月，朱可夫奉调回国；4月10日，出任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
由苏共中央干部局局长阿巴库莫夫（不久改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牵头的一个班子实施了调查，诬称朱可夫图谋不轨。
1946年5月，发生了“航空工业人员案”，空军司令员诺维科夫等人被捕。名义上，此案清查航空工业部向空军提供劣质飞机，而空军负责人知情不报，参与作弊；实质上，此案是针对朱可夫的。专案人员通过刑讯逼供，让诺维科夫举报朱可夫居功自傲，纵容下属渎职。
还有一种说法：调查发现朱可夫的家里有不少从德国弄来的财物，朱可夫写信承认了错误。
6月3日，朱可夫被解除陆军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降任敖德萨（今属乌克兰）军区司令员。
6月9日，斯大林在一份“绝密”材料上签字。该材料历数朱可夫的罪状：
“毫不谦虚，具有野心，对自己评价太高，在和自己的下属人员谈话时，把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卫国战争中的主要军事行动都说成是自己策划和执行的。”
“批评斯大林，批评最高统帅部和政府的一些措施。”
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垮掉的和被解职的人”，他以此来对抗政府和最高统帅部。
这份材料竭力贬低朱可夫的功绩，甚至他在柏林战役中的功绩也微乎其微：
“若没有科涅夫元帅的军队从南方的打击，没有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军队从北方的打击，柏林是不可能被围困和攻克的。”
此时，朱可夫的家庭也出了问题。他与妻子季耶夫娜相爱于1922年，有两个女儿，原本感情很好。但常年的军旅生活使他们聚少离多，渐渐疏远。朱可夫被贬敖德萨后，饱受刺激的妻子没有选择随他离开莫斯科，主动提出了分手，朱可夫忍痛答应，把城里的公寓让给了季耶夫娜。
朱可夫被贬之后，仍有多名元帅、将军受到侦查、逮捕、刑讯，莫斯科还派去工作组到敖德萨军区实施突击检查。
根据调查汇报，1947年1月20日，联共（布）中央做出决定：
“给朱可夫同志最后的警告，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来改正错误，做一个符合指挥员称号的诚实党员。”
随后，撤销了朱可夫的中央候补委员。（注：1952年重新当选。）
后来，朱可夫又被调到远离莫斯科的乌拉尔军区担任司令员。
1950年9月，苏联电影《攻克柏林》上映，主角只剩下斯大林和两三个基层官兵，出场的少数元帅和将军也没用真名。在影片的结尾，一身戎装、雄姿英发的斯大林亲自飞抵柏林，接受苏军和盟军的热烈欢呼。当然，这是艺术虚构，斯大林从没有去过柏林。
远在乌拉尔军区的朱可夫，看了这部电影，会有什么感想？
不过，即便有些感慨，也很难直抒胸臆，因为他仍然处在有关部门的监视和监听之中。
恐怕他也没想到，他还会东山再起，叱咤风云。
（待续）
来源：新三届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