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 壓倒清王朝的十根稻草

《文史參考》辛亥專刊（10月上）：1911 壓倒清王朝的十根稻草
　　討論哪一根稻草讓龐大的駱駝砉然倒地，當然只是一種敘事。無數涓流匯成了奔騰的大河，盡管其間的許多溪流並不見得期待最后的洪潮，但一旦列車進入快軌，離心力大於向心力，則不免“抽心一爛，土崩瓦解”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歷1867年7月21日晚，兩江總督曾國藩與其幕僚趙烈文之間，有一場著名的對話。曾文正公像個時評節目主持人似的，在闡述了“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的景象后，問趙：“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趙烈文的應答非常直接：“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歷史回顧總是“倒放電影”，趙烈文的預言今日看來准確無比。但若站在辛亥那年的春末或秋初，你去問任何一位朝野之士，怕是無人相信，二百余年的大清基業，會在一百二十日內，土崩瓦解。大家總覺得這個政權的確岌岌可危，但宣統三年也似乎並不比宣統二年異樣，何以就會如露如電，轉瞬即空？

　　趙烈文在討論清朝統治問題時，曾指出“國朝有天下太巧”。異族入主中原，一直是滿清統治合法性的敏感點，不管雍正費盡心思地印行《大義覺迷錄》也好，康乾盛世中連綿不斷的文字獄也罷，江寧蘇杭織造的間諜手段、旗兵分駐各省會的制度，都擋不住這個問題的提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太平天國打的也是這面旗號，被曾國藩用“文化”這件法寶敵住了。然而平定洪楊之亂，只是利用了太平天國自身的失德乖張，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滿漢之間的種族異見。尤其同治之后，許多“祖制”被打破，漢人秉政之勢越來越強，曾國藩、左宗堂、李鴻章、張之洞縱無異志，朝廷卻不能不防微杜漸。

　　從大環境來說，清末種族主義的提出、排滿主張的興起，絕非清初“反清復明”的翻版。二百年了，當初的殺戮已成傳說，反不如“長毛之亂”的血腥記憶來得分明。革命黨人重印《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是為了激勵民心。然而那只是一種投射，一絲共鳴，真實的沖擊還是來自當下的危機，是孫中山強調的“外邦逼之”與“異種殘之”並置的殘酷現實，正如共進會在武昌新軍中散發的傳單所說：

　　“如今朝政紊亂，奉承洋人，經常割地賠款，老百姓跟洋人鬧起事來，不但不給百姓講一句公道話，倒替洋人殺老百姓出氣。滿人隻顧請洋人保他做皇帝，不管漢人的死活。中國本來不是滿人的，他拿去送給洋人也好留條生路。所以我們革命，一來要替祖宗報仇，二來要早點准備，把全國的會黨合起來。”
　　“替祖宗報仇”雲雲，不過是引子，關鍵是“中國本來不是滿人的”，既然滿族對中國的統治沒有合法性，那麼朝廷對中國利權的出讓便不僅僅是“失道”的問題，而變成了滿族伙同洋人來掠奪漢族的生命財產。通過這種敘事的轉換，反抗滿族政權從“內爭”變成了“攘外”，而在民族國家話語的建構過程中，“反侵略”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革命的正當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不過，即使在革命黨人中，反對排滿的也不乏其人，如第六鎮統制吳祿貞。這位在東京留學時與滿人軍事精英良弼結為好友的同盟會員，雖然一心革命，卻強烈反對排滿，他認為滿族腐化已久，不足為慮，但滿蒙素為盟友，如果聯手與漢族相抗，漢族必敗，更給外人以可乘之機。吳祿貞認為，革命之敵不在清廷而在袁世凱，革命黨將與袁世凱有“十年戰爭”——這也是一條比較准確的預言。

　　辛亥革命中，較為文明的省份，安民告示中無不強調“滿漢一視同仁”，就連鼓吹排滿最勁的章太炎，也贊成寓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為國旗。此亦可見排滿之說，實為排外之借口，中國社會在無力與西方開戰的情形下，借內部民族紛爭來謀求突圍，也是一條捷徑。只是民國政府也未見得比清廷做得更好，此是后話。而滿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是清末民族戰爭的最明顯效應，甚至滿人中的佼佼者，如老舍、羅常培，長久不敢承認自己的民族身份，照趙烈文的說法，也是滿清二百年統治的果報。

　　“排滿”雖然是策略，但也有不少人中了毒，讀辛亥史料，每每有人說“他也是漢人，自然贊成光復”或某某表白道“我也是漢人，當然不反對革命”，忍不住嘆一聲“幼稚”或“奸詐”。

　　近年大家都認識到，辛亥革命之成，革命黨不過是火藥的引線，真正炸斷二百多年龍脈的TNT，是代表紳商階層的立憲派。立憲派與中央政府及其派出官員分享著地方的統治資源，某些紳權極重的省份如四川、湖南，官員意志若無紳商的支持，政令根本無法通行。宣統二年（1910）的長沙搶米風潮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長沙米荒直至群眾失控，事件背后是紳商聯手洋商，大量囤積、盜運米糧。而成為辛亥革命導火索的各省保路運動，其首要矛盾便是政府利益與紳商集團的利益沖突，至於哪方更代表一般民眾的利益，還真難說清楚，因為朝廷若想施惠民眾，不可能越過紳商階層實施﹔而紳商集團仗以與政府抗衡的，正是所謂“民意”——這種民意可能有操弄的成分，但畢竟是近代最具合法性的話語資源，“天子牧民”的舊觀念是無法與之頡頏的。

　　朝廷中人並非沒有認識到這種來自紳商的強大勢力。清政府1903年設立商部，1905年設立商標注冊總局，都是提升商人地位的舉措，同時政府為了借助民間力量發動對西方人的“商戰”，鼓勵在鄉官紳經商，基本形成了“無紳不商”的局面。最典型的如1896年，清廷接受張之洞奏請，派陸潤庠與張謇兩位狀元，分別在蘇州、南通設立商務局，並辦理蘇綸紗廠與大生紗廠，人稱“狀元辦廠”，喧傳一時。

　　有錢有勢的紳商階層必然要爭取政治權力，而且這種爭取有著充分的理由。自甲午一敗，庚子再敗，中央政府無能力應對世界大局的弊病暴露無遺，首都丟給八國聯軍當了一年多的殖民地，堪稱一個政府的奇恥大辱，辛丑條約的巨大償款壓力則讓政治話語權進一步向富庶的東南傾斜，所謂“非東南不足以存西北”，也是東南諸省敢於抗旨不遵，聯合倡定“東南互保條約”的根本理由。

　　南北風氣的落差導致了帝國的斷裂。時人孫寶瑄比較說，上海與北京，風氣之異，幾有百年。問題是，經濟上帝國完全倚重於東南，政治上卻還是趙烈文所說的“主威素重，風氣未開”，庚子之后，紳商階層藉由反思義和團之亂，以及1904年日俄戰爭“立憲小國擊敗專制大國”的樣板效應，掀起了立憲風潮，也制造了立憲神話，似乎中國之病，全在未曾立憲，隻要立憲，則國運立改，國力立強。

　　然而正如1906年載澤留洋考察歸來對西太后進言的那樣：立憲利於民，利於國，卻不利於官。滿洲親貴固然不願意權力旁落，庚子后出任各省的方面大員也難得對立憲有什麼好臉色。立憲運動搞了整整十年，朝廷還在1911年5月8日搞出了“皇族內閣”，無論攝政王載灃此舉有何不得已的苦衷，都再難封天下悠悠之口。而咨議局聯合會上書要求重組內閣，清廷居然申斥曰“用人系君主大權，議員不得干預”，對“立憲”的理解，雙方恐怕分歧不小。

　　再提一點，1905年科舉廢除，時人后人，多視為美事，去千年禍國之根。然而這一舉措，卻令整個社會權力瞬即固化，已為官紳者永為官紳，社會下層卻無由上達，人才向上流動的途徑被截斷，朝廷雖征用考選留學生，實質仍是以門閥精英政治代替行之千年的考選制度。舊制死而新制未立，則大量舊制培養的人才無處可用，不入學堂，即投新軍，而學生與新軍這兩股力量，在辛亥革命中均發揮極大能量，足見當初遽然操觚，其禍不小。

　　討論哪一根稻草讓龐大的駱駝砉然倒地，當然只是一種敘事。無數涓流匯成了奔騰的大河，盡管其間的許多溪流並不見得期待最后的洪潮，但一旦列車進入快軌，離心力大於向心力，則不免“抽心一爛，土崩瓦解”。正像魯迅在《無聲的中國》中說的那樣：“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來調和,願意開窗了。”

　　辛亥年的舉義、遜位、共和、民國，或許就是開一扇窗的過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著有《野史記》等，編著有《話題》系列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