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檸
梅屋庄吉為人慷慨豪爽，極其看重友情，有種日本武士道所尊崇的“潔”（Kiyoshi）的氣質。“梅屋寫真館”很快成了一個革命據點，往來進出者，多為興中會成員或日本的大陸浪人、革命志士，可謂“往來無白丁，談笑皆暴動”。由於活動日益頻密，終於引來了清廷的“關照”。加上有日人叛徒告密，說庄吉是“革命的幕后策劃者”，清政府要逮捕梅屋。
梅屋夫婦聽到風聲，火速做好了逃亡的准備。為避免打草驚蛇，表面上仍維持照相館的正常營業。關鍵時刻，平時對興中會成員的幫助起了作用，從辦理出境手續到乘船出逃，處處有朋友暗中援手。1904年5月，梅屋夫婦順利抵達新加坡。
投身電影業 在新加坡落定后，庄吉打出了“梅屋照相館新加坡分店”的招牌，准備重新開張。但新加坡畢竟不同於香港，如何建立新的商業模式，以繼續完成資助革命的事業，庄吉頗費了一番考量。剛好隨身行李中，有一台百代公司產的電影放映機和四卷電影膠片，庄吉想到了電影院生意，卻苦於沒有場地和發電機。此時，一些過去曾得到梅屋幫助的華僑志士們再次伸出了援手，他們提供土地、籌備器材、策劃宣傳，很短時間便搭起了一處帳篷式簡易電影院，居然有1200個座位。
當時是默片時代。庄吉從香港帶來的膠片隻夠放映4分鐘，但觀眾卻蜂擁而至。經過初期的磨合之后，又從法國進口了新的影片拷貝，人氣攀升。庄吉不愧是長崎出身的商人，對商機的直覺、判斷異常精准，從照相館到電影院的升級、轉型相當成功。1906年6月，當在海外漂泊了12年之久的庄吉回國時，已經積累了50萬日元（相當於今天約4億日元）的巨額財富，時年36歲。
回國后，梅屋庄吉注冊成立了“M百代商會”（M為梅屋庄吉日文拼寫中的頭一個字母），開始進軍國內電影業，后來成為著名影業公司“日活”（日本活動寫真株式會社）的前身，庄吉也成為日本電影界的領軍人物，推出很多開風氣之先的大制作，如1912年公映的、跟隨日本第一支南極探險隊“白瀨隊” 拍攝的南極探險紀錄片，成為世界最早的南極科考資料，極其珍貴。
別后重逢 孫中山自1895年首次舉兵以來，7年間共組織了10次武裝革命，接連受挫。但孫矢志不移，屢敗屢戰，不懈抗爭，其背后始終有梅屋庄吉的影子。1911年的武昌起義成為起爆劑，革命的氣運高漲，迅速波及全國。
庄吉接到武昌起義的電報，歡呼雀躍，立即派攝影師荻屋赴中國前線，跟蹤拍攝、記錄影像資料。僅為武昌攻防戰一役，便捐款17萬日元（折合現在的1億日元以上）。
1913年2月，孫中山訪日，會見梅屋庄吉。這是二人闊別8年后重逢，自香港交換“君舉兵，我以財政相助”的誓言以來，已過了18載歲月。孫在日本各地巡回訪問、演講，所到之處，受到“革命英雄”般的歡迎。留下的一系列珍貴歷史照片中，庄吉均與孫並肩立於畫面中央。
孫中山應邀參觀庄吉位於東京淺草的電影院。庄吉特意為客人安排了一場觀影會：偌大影院，隻有賓主二人落座於觀影席中央。銀幕上，是荻屋攝影師所拍攝的、由庄吉本人親自剪輯的辛亥革命紀錄片。激烈的巷戰、潰散的清兵、革命軍的急行軍、炮火硝煙中的長江沿岸……影片的結尾，是1912年元旦於南京舉行的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盛大慶典。
孫目不轉睛地盯著銀幕，看過一遍后，又看了第二遍。看完之后，庄吉把電影膠片鄭重贈與了孫中山。這部電影，在日本國內從未公開上映過，是庄吉專為孫中山的特別制作。對此，孫鄭重感謝：“這是民族與革命的記錄，將長久地流傳於后世。”后來，一些不時出現在歷史記錄電影中的關於辛亥革命的歷史資料，多源自這部紀錄片。
孫中山身后事 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被迫再度流亡。日本政府再次表現出機會主義的“根性”，採取了支持袁世凱的方針，外務大臣牧野伸顯下令嚴防孫文亡命日本。鑒於這種狀況，孫身邊的志士萱野長知懇請孫重新考慮避難地的問題，並建議選擇新加坡。但孫坦言道：“我應該去的地方，隻有日本。”在孫自信滿滿的背后，顯然有梅屋庄吉的鼎力支持。事實上，1913年8月8日，孫中山一行從台灣乘“信濃”號商船從門司港登陸僅10天后，便秘密住進了位於東京大久保百人町的梅屋宅邸，且一住3年，僅有犬養毅、頭山滿、宮崎滔天等極少數人知道。后在梅屋夫人的親自撮合下，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此結婚，共同生活在這個寓所。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於北京病逝，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政治遺囑，享年59歲。長子孫科給梅屋庄吉發來訃電：“父孫中山十二日晨9時去世。謹此感謝生前您給予父親的深厚情誼。”梅屋庄吉作為唯一與宋慶齡和孫科一起扶靈回南京的日本人，親手安葬了終生信賴的友人。
孫中山死后，庄吉一度身體大不如前，連一向喜愛的盆栽也失去了興趣，把培育了20年之久的盆栽統統拋售，“整整用兩輛汽車搬運盆栽”。
1928年4月，蔣介石再次北伐﹔6月，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國民革命軍進駐北京，北伐結束﹔12月，東北易幟，中華民國終於實現了名義上的“統一”。但與此同時，關東軍卻加緊滲透，中日關系陰雲密布，前景殊不樂觀。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邀請梅屋庄吉訪華，以踐國父生前“待革命成功之時，一定要邀請梅屋庄吉及其家人作為國賓前來中國”之諾言。實際上，日本政府也有意讓梅屋扮演民間大使以“斡旋和平”。
此時，梅屋已辭去“日活”會長職務有年，年老體衰，經濟狀況也不容樂觀。但他想到與孫文逾30年的友誼及共同的革命理想，痛感在此歷史關頭，自己理應出面，以當事者的身份緬懷故人，讓孫文的思想流傳后世。於是，他傾其家產，斥重金請日本有名的店家精心制作了四尊孫中山的銅像（每尊高3.6米，重達7噸），無償捐贈中方。1929年3月，與妻女一道，作為國賓，攜首尊銅像乘船赴中國。首尊銅像安置於南京中央軍官學校內﹔后三尊隨后分別安置於廣州（中山大學）、澳門（國父紀念館）和黃埔（黃埔軍校舊址）三地。
梅屋庄吉生前念茲在茲的最后“項目”，是投資拍攝一部反映孫中山生平的電影《大孫文》，終未能實現。孫中山歿后第9年，1934年11月23日，梅屋庄吉對日益惡化的中日關系無限憂慮，准備與時任首相的廣田弘毅會談，遏制軍部的“暴走”，在赴會的路上猝死，享年66歲。關於中國革命，庄吉隻留下了一句話：“在中國發生革命之際，與他國志士交往中，始終堅信要為一個信念而努力。”
梅屋庄吉的葬禮上，蔣介石送來了花圈。靈柩上覆蓋著日章旗和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
資助到底有多少？ 梅屋庄吉從早年起，共鳴於孫中山的政治理想，30年如一日，無私而不懈地資助孫的革命活動。由於歷史及梅屋本人的原因，庄吉生前對包括具體資助金額在內的細節並未透露。雖然一些資助項目在故人手記《永代日記》中有所記載，但對其總數並未統計，記載是否完全，也不清楚。
長年以來，對梅屋資助孫的額度問題，有各種說法，如“1兆日元”說（兆為日本貨幣計算單位，1兆=10000億）、“2兆日元”說，不一而足，莫衷一是。
2011年6月14日，日本歷史學者、孫文紀念館（神戶）名譽館長狹間直樹教授在《每日新聞》撰文，認為“兆元單位是事實誤認”。因為即使以“1兆日元”計的話，攤成每年的費用，也是堪與日本當時皇室預算相當的金額﹔而若以“2兆日元”計的話，則大大超過了皇室預算。說梅屋對孫文的資助居然超過了日本皇室預算，實為荒誕無稽之談，“不僅有辱梅屋庄吉對孫文革命的支援，亦會給孫文的革命史留下硬傷。”
狹間教授的質疑本身並無問題，但他把以訛傳訛的根源歸咎於梅屋庄吉的曾外孫女小?文乃於2009年在日本出版的著作《孫中山與梅屋庄吉：推動辛亥革命的日本人》一書，卻是不對的。
對此，小?女士已提出抗議，因為她在書中說得很清楚：“自1895年廣州起義以來，梅屋庄吉用於革命運動的武器彈藥資金、機關報的發行資金、給參與革命的志士的援助、對他們家屬的照顧、孫中山避難海外的旅費、軍票的制作、醫療救援隊的派遣、從飛機場的建設到飛機的籌備乃至孫中山銅像的制作等費用，究竟投入了多少，沒有人能知道確切的數字。”
當然，以今天的標准來看，梅屋庄吉對孫中山的援助肯定是天文數字，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搞清楚包括具體金額在內的歷史細節，既是對當事者的交代與告慰，也是歷史的責任，還有賴於中日兩國的學者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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