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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经盛鸿先生说，仅自1938年3月起至1939年止，教育部就津贴各高校贷金达10万至14万人左右。〝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由于政府对教育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硬是为学生放下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学生不减反增。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抗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现在有一种说法，民国出产大师，回头看，在即将亡国灭种之际，在长期抗战，国家财政濒临沽竭的时期，仍然〝对教育的投入，战时要当平时看〞（蒋介石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是没有理由不产生几个大师的。
在中国，大学教育开始于19世纪末年满清政府，当时就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设置。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大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通常认为，在所谓〝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其实，这并不是事实。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藉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19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史料准确地给出了答案——
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19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本科正式生学费55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5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圆）；宿舍费（电，炉，水等）20圆；医术费（药费另计）2圆；体育费2圆；杂费2圆〞。这就是说，19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北平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圆，宿费两学期30圆（每年共须交费90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圆；（乙）实验费每学期5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圆，制服费2圆，体育费2圆，新生入学费2圆，杂费1圆，共计交费71银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不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那么，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大的代价呢？19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民众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19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普通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
19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
19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产阶级〞，而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个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
为便于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定量比较分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提出了〝生活费指数〞、〝生活程度〞、〝物价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等科学概念。有学者由统计数据计算出：19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2009年的人民币100元。举几个形象的例子：1930年代，上海的米价恒定为每旧石(178斤)6银圆，1银圆可以买30斤大米；猪肉每斤1角2分-1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8斤猪肉；这时〝一块钱〞约摺合1990年代中期人民币45-50元；摺合现人民币120元。读者很容易把这些价格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参照。如此说来，在19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圆学费，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220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90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2009年的人民币16000元。
那么，人们只要回忆一下2009年公立大学的年收费数目，就知道当年民国政府是如何重视教育，也就明白现在的大学教育为何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三座大山〞之一。所以，才会有今不如昔只感叹。
来源：者行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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