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4日星期四

勿忘:简论六四事件的伦理精神


六四已经过去近二十六周年了。每逢周年时,我便会禁不住坐下来,做一些思考和写作, 用以纪念遇难的学生和市民,并慰勉痛切的生者。今年我想不谈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而简单写写六四事件的伦理精神。
六四过去这么多年而未能平冤,恐怕早已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对当政的人来说,有意识和有目的地淡化六四的回忆,并越来越强烈的压制坚持不懈和敢于出声的人,似乎是一个颇为有效的策略;对从中国发展获得红利的一些人来说,给六四屠杀一种近似合理化的解释是符合逻辑和权宜的,也为二十多年的黄金发展做了背书,其台词固然没有邓大人的“杀二十万”的言论那么剑拔弩张,却也是同出一辙的强盗逻辑:如果六四不镇压,中国怎么会有这些年的发展?对大多数经历过六四事件的人,尽管他们知道这个政权的不合法性和这种逻辑的荒谬性,却也无可奈何,只能以沉默作为回避。
对于二十六年来坚持抗争,缅怀亡者和坚韧反思的人们,我只有最高的敬意。对我来说,探讨六四的伟大伦理精神,是对死难青年的最好的纪念,也是对生者的最好的安慰。六四的遗产不仅是学生和市民的如火如荼的请愿运动,不仅是民主先锋们的运筹,不仅是天安门和长安街的流血,也不仅是二十六年来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不间断的纪念。其真正的遗产是印照了当政者的不合法性和不合理性,是指出了一条文明抗争的道路,是从道德的角度占领了历史的制高点。如果我们能汲取六四留下的宝贵的伦理精神遗产,我们就可以说六四便不是徒劳,二十六年的等待便不是绝望的黑暗而是希望的曙光。
六四的第一个伦理精神是其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和实际。这个理念贯穿六四的始终,毋庸置疑,以至于官方的定论也从最初的“反革命暴乱”而降温为“一场政治风波”。中国历代乃至近代,基本的抗争模式有两种:一是官逼民反而揭竿而起,一是忍辱负重而等待明主。前者造就了成王败寇的文化,后者成全了愚民草根。前者无道德底线,只有权宜和利益;后者无自我人性,只有奴性。非暴力抗争看似用双手抵挡枪炮,以血肉对待钢铁,却是现代抗争的最佳方式。因为这是一个现代人质询的方式,她问的问题不再是你贪一千万为什么我不可以贪两千万,不再是你是一个坏领导什么时候来一个好领导,而是指出你的荒诞和不公,是让千百万人看到道义是在谁的一边。从这个意义来说,六四虽败尤荣。
六四的第二个伦理精神是其对政治透明,政治监督的提倡和对腐败的抨击。毛泽东也发动运动反贪污,习先生也打老虎和苍蝇反腐败,江和胡先生似也有反腐的作为,但疑是纵容大于其他。与六四学运性质不同的是,诸先生的反腐是黑箱作业并无有效监督和透明性。学生当年就腐败问题提出与中央对话,实是开创中国现代政治监督的先河。
六四的第三个伦理精神是对美好人性的发现。记得在学生运动高潮时节,北京曾一度无交通警察,却秩序井然。甚至有传闻说小偷也罢偷了。谁说中国人没有民主素养和公民素养?多少市民为士兵送饭送水,劝他们不要对学生开枪? 多少市民在北京周围延缓了部队的进程? 多少市民在木樨地用血和生命,换取了人们最后的警醒,也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广场学生最终的撤退和最小的牺牲?!我们知道中国给予世界的,应该比血汗工厂,比阿里巴巴,比巴黎游客更多,是因为我们当年曾看到这个民族的潜在。
政权不会永恒,市场此起彼伏,钱财有得有失,唯有为良知和民主奋争的六四伦理精神永存。
2015. 06. 03
2015年6月9日 上午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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