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的宪政转型给中国的启示

作者：何解

1956年6月28日，波兰的波兹南市工人代表到政府要求解决工资拖欠和劳保福利等问题，被政府官僚拒之门外，消息传回工厂，工人们被激怒了，走上街头举行抗议，对政府不满的市民也加入了工人游行队伍，人们高呼“打倒官僚”等口号，警察向工人和市民开枪，共打死53人，打伤300多人，逮捕300余人。

事后波兰政府发表了颠倒黑白的公告：本月28日在波兹南市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一段时间以来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和地下反动力量企图利用波兹南某些工厂的经济困难和缺点，挑起反对人民政权的活动。本月28日这天，敌特挑起了街头骚乱，有人袭击了一些公共建筑，造成人员伤亡。在有觉悟的那部分工人的支持下，当局控制了局势，恢复了市区的平静。

但是6月28日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并没有因为当局发表的歪曲真相的公告而得到平息，声援波兹南工人的罢工和游行在波兰各地风起云涌，波兰当局不得不在六月底为兹南事件死难者举行了安葬仪式。

1956年7月，波共二届七中全会决议对波兹南事件给出了另一种说法：“在估计这次事件的原因时，如果首先注意力在挑拨者和帝国主义特务的阴谋上面，那就是错误的。首先我们必须找出这次事件的社会根源，这次事件已成为全党的警钟，表明党和工人阶级各阶层的关系中间存在着严重的不正常状态。”

而当时的苏共仍然认为波兹南事件是“反人民暴动”，是美帝国主义策划的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活动。

10月19日波共二届八中全会召开之际，赫鲁晓夫率华约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等不请自到，向波共领导大发脾气：我们为这个国家流了血，你们却试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

哥穆尔卡回答说：我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我们并没有把波兰出卖给任何人。

赫鲁晓夫指责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波兰占了上风，工人遭受蒙骗，在群众集会上流氓占了支配地位，正如波兹南所发生的，流氓们将危害党和社会，我们的坦克将结束这场暴乱。

哥穆尔夫正告道：坦克碾压的将不是流氓和外国间谍，而是波兰工人党的中央委员和党员们，你们将会遇到工人的街垒。

值得一提的是，苏共当时给中共发电寻求支持，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后认为，苏共是搞大国沙文主义，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内政，中国的这个态度在波兰一直传为佳话。

苏共最终未敢动武，波兰危机化险为夷。

哥穆尔卡在波共二届八中全会上正确评价了波兹南事件：当波兹南工人跑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去的时候，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觉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歪曲。

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特务和挑衅分子始终会有，始终会活动，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决不能够决定工人阶级的态度。如果特务和挑衅分子能够煽动工人阶级采取行动，那么，人民波兰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的阴谋就会容易得多，而且能够很容易达到他们的目标。如果反动势力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找到支持，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成为人民中间的领导的和最进步的部分。特务、挑衅分子或是反动分子从来不是工人阶级的鼓舞力量，他们现在不是，将来也决不会是。

造成波兹南悲剧和使得整个工人阶级感到深刻不满的原因，应该在我们中间，在党的领导中间和政府中间去寻找——火种已经积累了多年。

遗憾的是，哥穆尔卡担任波共第一书记后，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迅速异化为独裁官僚，波兰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格但斯克造船厂一女工称：“现在的生活比希特勒统治时间还糟”

1970年12月13日，波兰政府宣布一系列日常生活必须品提高价格，这意味着本来生活水平就不高的普通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进一步降低，干柴被涨价之火点燃！

12月14日，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到市委请愿，要求撤销涨价决定，警察与工人发生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事态迅速扩大，波兰各地不断发生游行示威和开枪镇压，官方公报死亡45人，伤1165人，拘3989人，但“民不畏死”，仍然罢工、游行、散发传单，一场政治危机迫在眉睫！

12月19日，波共政治局委员泰赫马面见哥穆尔卡，建议他辞去第一书记职务。

12月20日召开了波共五届七中全会，盖莱克当选第一书记。

12月23日，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及几位副总理、部长宣布辞职，新政府随后撤销了涨价决定。

1971年1月，什切青造船厂领导“为了支持党的新领导”，发起“生产献礼”，引起工人反感，导致罢工。

罢工委员会给盖莱克写了一封信，讲了罢工的目的，邀请他来造船厂。

1月24日，盖莱克率新任总理雅罗谢维奇到什切青造船厂，与工人代表对话9个小时，工人及市民一万多人聚集在厂门口聆听了厂广播站的现场直播。

一个工人代表说：为了支持盖莱克同志，领导让我们多造一条船——可是在目前的管理机制下，我们无法及时赶造出来。

又一工人代表补充道：即使我们能赶造出来，这条船也到不了盖莱克那儿——厂领导会把它当奖金分掉。

盖莱克告诉大家：在目前所处的情况下，每一个不填的步子只能有利于那些使国家变成目前这个样子的人。在七中全会开过的头几周，那些被撤掉的人仍然认为，在危机的一周中他们的镇压政策是对的，新的领导屈从于群众的压力是错的。

盖莱克呼吁大家要有耐心——长期积累的问题不可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

工人们最后用掌声欢送盖莱克一行。

盖莱克接着来到格但斯克，与各方代表进行了8个小时的对话。

一个工人代表说：25年来，我们重建并扩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原本指望，我们干得越好，我们获得劳动果实的日子就越早，结果我们失望了。如果有必要的话，即使每天只喝一碗汤，我们也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进行劳动，但我们希望得到保证，这碗汤的分配是公正的！

盖莱克也动了感情：请你们相信，我们都是用同样的泥土捏成的，除了在这儿宣告的目的之外，我们没有其它目的，如果你们肯帮助我们，我想我们就能够共同抵达目的地。怎么样——你们肯帮忙吗？

现场齐声回答：“我们帮忙！”

1971年波兰最流行的口号就这样诞生了。

1971年2月，波兰举行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十二月事件的评价及结论》的文件。

文件指出，这次抗议如此激烈，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社会上积累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例如长期以来的国内经济形势恶化，严重忽视社会福利政策，实际工资一直不变，生活费用上涨等。

在危急的日子里，一切论断都是由哥穆尔卡同志提出的，没经过集体讨论，也不受集体监督。这些论断的思路是：开始只是在非社会主义分子和敌对分子的活动中寻找挑起工人行动的势力，尔后随着罢工和闹事规模的扩大，给这些行动定了反革命的性质。

这个论断实际上论证了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是控制局势的唯一手段。强调使用武力，包括使用武器，是这种立场的直接的主要的表现。文件认为，使用武器，这对于参与这一行动的波兰人民军官兵和民警来说则是一场极大的悲剧。在人民波兰的历史上，他们是第二次被用来镇压工人的抗议。

盖莱克在会上说，企图用武力来解决与工人阶级的冲突，是完全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这只能导致流血，造成政权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并为反动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势力开辟活动场所。

他认为，长期以来，对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的不满，对党和政府的领导方法的不满，一直在增长和扩大，这种不满转变成了对党政领导的信任危机，因此“十二月危机”首先可称之为“信任危机”。

布鲁斯教授在《矛盾和它的解决方向》一文中分析，哥穆尔卡等人都是老革命，在斯大林时代受过迫害，1956年10月正是以“不许重演波兹南悲剧”为口号回到政治舞台上，现在却在工人的抗议压力下下台，而且是以众多牺牲者为代价，简直是一出古典悲剧。可以想象哥穆尔卡本人是曾经力图避免重蹈覆辙的，但车轮还是倒转了，这只能说明，在现行波兰政治体制中，一定有妨碍解决社会和经济矛盾的种种因素。

布鲁斯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过去15年波兰实行经济改革的尝试总是流产的全部历史，可以做为现行政治体制对经济过程发生破坏作用的一个实例。

布鲁斯最后指出，波兰的社会压力——首先是由工人阶级施加的压力的重要性——以往习惯于把这种压力看做是应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消除的现象，现在是结束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智慧缺乏信任的那种气量狭窄的态度的时候了。

盖莱克上台后与社会各阶层建立了有效的直接对话机制，缓和了社会矛盾，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是盖莱克推行的经济的高指标、“积极的借贷政策”造成的基建规模过大、外债无法偿还、农业投资不足等问题逐年积累下来，在1976年引爆了“拉多姆事件”。

尽管没有死人，但对抗议食品涨价的拉多姆人组织的全国“声讨”意味着盖莱克当局已经从同人民对话走向了同人民对立。

1976年底，一个叫“保卫工人委员会”的组织开始在文艺界与科学界为拉多姆事件的受者害募捐，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临了！

波兰政府1980年搞的又一次涨价，籍以“蝴蝶效应”引发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第一个“自组织”工会。

1980年8月14日，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自发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推选瓦文萨担任领导人。

8月17日，瓦文萨被选为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埃尔布拉格、普鲁什奇、特切夫、莱博尔克等地众多工厂的“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

当时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经理对瓦文萨说：“这已不是造船厂的罢工，而是一场团结罢工。”

瓦文萨信仰基督教，从不讲粗话，待人温和，有感召力，他领导的这一场“团结罢工”，不同于以往——工人未走上街头，没发生骚乱，未出现流血，工人建立了罢工纠察队，维持秩序，保护设备，防止发生挑衅事件，不给政府提供口实。

8月18日，两位政治局委员抵达格但斯克，同地方官员会谈，指出党的领导已丧失同工人的联系，而强硬派官僚则声称罢工者是反社会主义分子，罢工领袖是恐怖分子，官办中央工会主席表示他不愿同罢工者的“独立工会”分享权力。

8月22日，“厂际罢工委员会”贴出“罢工公报”。

“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参加罢工的各种企业、机关的职工提出要求。

“厂际罢工委员会”也代表那些因其工作对社会至关重要、不应陷入瘫痪而没能参加罢工的企业、机关的工作人员。本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全体罢工工人而进行谈判。我们与政府谈判的先决条件是，他们同意恢复所有电话和电信线路的畅通。“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全体罢工工人提出的具体要求如下：

1、根据波兰人民共和国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自由建立工会的第87号公约，承认独立于党和企业主的自由工会。

2、保障罢工权利，保障罢工者和罢工支持者不受惩罚。

3、保障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从而结束对独立出版物的压制，保证群众性的宣传工具向一切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团体的代表开放。

4、恢复下列人员的权利：1970年和1976年罢工后被解雇的人员；因政见不同被开除的学生；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因政见不同而实行的迫害。

……

8月23日，新任副总理雅盖尔斯基同“厂际罢工委员会”开始进行通情达理的谈判，并于8月31日签署了协议。

瓦文萨在协议签订仪式上说，我们没有获得我们希望获得的一切，但是我们得到了目前形势下所能得到的一切，其余的我们也会获得——因为我们有了最重要的东西——独立工会。

副总理雅盖尔斯基也发表了讲话：我们象自己人那样进行了对话——没有输家，也没有赢家，没有战败者，也没有战胜者——让我们象声明中说的那样，共同前进，忘我工作。

9月5日，波共召开八届六中全会，解除了盖莱克的职务，新当选的第一书记卡尼亚在会上强调，这次罢工浪潮，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它反对的是党的政策上的错误。现在党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对党的信任。

瓦文萨在自传中写道：“格但斯克协议开辟了工人与厂方、公民与政府之间可能和平共处的新阶段，并已显示出权力共享的必要性。”

“政党政治不是我们真正的兴趣所在。我们从不想亲手掌握权力，也不想凭借我们自己的政府重建社会秩序。我们争取的是在现政府中来一场内部变革”。

“这是一个使当局认识到人民的需要和热望的问题，是一个建立避免权力腐败的法律保障的问题。新工会的责任就是从背后去推动这场变革。这场变革能够改造整个波兰社会。”

1981年2月，雅鲁泽尔斯基大将担任了总理，在施政演说中呼吁团结工会三个月内不搞罢工，让政府能应对紧迫问题，推进改革。

瓦文萨对此发表讲话，欢迎雅鲁泽尔斯基担任总理，呼吁工人保持平静——这是我们的最后生路，我们不能总是对抗。

不幸的是，团结工会中的极端分子听不进去，他们先是欲借“比德哥熙事件”发起全国总罢工，10月3日发动了“一小时警告罢工”，接着又在拉多姆决定于12月17日举行纪念“十二月事件”全国大游行，如果政府反对，就发动总罢工。

波共的强硬派则在所谓“卡托维兹论坛”和《现实》、《火焰》杂志上叫嚷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垮台，攻击那些主张与罢工者对话的党内开明派领导背叛社会主义，声称与团结工会的对话是徒劳的，主张坚决镇压团结工会。

两股极端势力相互强化对方立场，你死我活的紧张局势出现，教会和议会的调停均告无效。一场足以令波兰经济崩溃的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12月12日夜，团结工会主席团决议通过“拉多姆决定”，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救国军事委员会”接管全国，以挽救国家免于崩溃，一场对抗开始了。

瓦文萨被软禁，数千人被拘留，团结工会被取谛。

1981年12月24日，美国总统里根要宣布对波兰进行经济制裁，西方国家纷纷响应。

软禁中的瓦文萨认为，经济制裁的最大受害者是波兰人民，于1982年新年第一天写了一份声明托神父转交雅鲁泽尔斯基：我不打算鼓动暴力或组织新的罢工，我只想帮助找到一种办法，以消除总罢工造成的可怕后果，因为我知道，在持续不断的打击下，社会只能遭到削弱。我请您释放被监禁的全国委员会成员，允许我与他们见面，即使这次见面必须对外严格保密，我也可以接受。我将提请全国委员会考虑我的下面这个意见：要求其中几人辞职；如果他们拒绝，我就请工人投票表决。我们应该对目前的局势采取现实的态度，从我们的运动并不是要消灭社会主义这一原则出发进行谈判。虽然我在拉多姆说过过激的话，但那只是我采取的一种策略，目的在于控制团结工会内部激进主义不断增长的危险。我很清楚，军管即使持续一年，仍可以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我们的分歧。我还认为，军管比来自外国的干涉要好些。局势还未陷入无可挽回的地步，我们还能修补缺口，但唯一的条件是要我们自己来干。

遗憾的是，雅鲁泽尔斯基当时没有理会瓦文萨伸出的和解之手，错过了一次关键的对话良机，最终导致波共丧失执政权，惨淡退出历史舞台。

一个叫“临时协调委员会”的地下组织呼吁波兰人民11月11日走上街头，纪念波兰独立64周年，瓦文萨担心发生流血事件，于11月8日给雅鲁泽尔斯基写了封信：我建议，我们能够会面就我们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一次严肃的讨论。我相信，我们双方都怀有良好的愿望，我们能够达成一项协议。

这一次军政府接住了瓦文萨伸出的橄榄枝，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将军会见了瓦文萨，并下令释放了他。

11月15日，瓦文萨回到家，11月16日在家中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回答西方记者说：我从来没有提倡过以打倒对手的方式来赢得胜利，也从未主张通过暴力取得胜利。对于我，胜利意味着结交许多朋友，人们相互理解，这种胜利最值得称道，也是我最希望取得的。在过去的11个月里我进行了大量思考，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几条可以引导我们取得胜利的道路——这个胜利将满足双方的条件，使每个人都从中获益。

1983年8月14日，来自华沙的身穿牛仔裤的年轻牧师波皮耶卢什科在格但斯克布道说：如果我们没有自由，那是因为我们屈从于错误的信仰，是因为我们没有揭露这种错误的信仰，是因为没有每天对它进行谴责和批判，是因为我们不想纠正这种谎言，是因为我们保持沉默，装出一副接受它的样子——我们就是这样在错误的信仰和欺骗的谎言中生活的。

他告诉听众，只是到这儿来听他讲讲，然后回家或去工作，继续保持沉默是不行的。

他对这种沉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983年10月5日，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他向前来祝贺的人群发表讲话说：我把这看成是给我们大家的奖金，是对我们每一个希望遵循非暴力和相互理解的道路获得真理的人的奖励。我深信，既然外国人都能理解我们——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富才智，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那么，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我们早晚将会得到当局的承认。我也一直深信，总有一天我们将坐到同一张桌前，就怎样做对波兰最有益达成谅解，因为不论我们喜不喜欢，除了达成谅解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我希望诺贝尔奖会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1984年10月，内务部几个警官绑架并杀害了耶日·波皮耶卢什科神父来让他保持“沉默”。瓦文萨在葬礼上代表团结工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

在为波兰献出生命的全体烈士的名单上，今天我们要添上这位华沙神父，这位工人的神父的名字。

耶日神父是暴力和仇恨的牺牲品，他以和平和仁爱来回答暴力和仇恨。

波兰有像他这样的牧师，有无限忠诚而团结的人民，波兰永远不会灭亡。

当我们与您，啊，上帝的仆人，告别的时候，我们向您保证，我们在镇压面前决不屈服！我们保证在服务于我们的国家、以真理回答谎言、以真诚回答邪恶的斗争中保持团结！我们庄严地向您告别，希望我们的国家得到和平和社会正义。

团结工会仍然存在——因为您已经为我们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耶日神父的遇害受到波兰各界民众和党政领导的一致愤怒谴责，1985年2月7日，托伦省法院对参与此案的4名内务部军官判处徒刑。

1986年7月，波兰议会通过大赦法，释放了全部政治犯。

同年8月，波共领导深入基层听取群众意见，了解民情，就地同群众协商解决问题，中央领导每月下一次基层同群众直接对话成为波共的一个制度。

1988年8月15日，波兰“七月宣言”煤矿发生罢工，提出有明显政治色彩的21条要求。

8月22日，已有11个矿和9个厂罢工。

8月27日，波共召开十届八中全会，雅鲁泽尔斯基承认波兰改革正陷入泥淖中。

8月31日，内务部长基什查克会见了瓦文萨，商谈进行圆桌会议。

11月30日，官方工会主席同瓦文萨在电视上就“多元化”等问题进行辩论。

1989年1月1日，雅鲁泽尔斯基发表新年贺词：我们认识到，革新、改革和谅解的路线是波兰的唯一选择。（这个认识来得太晚了）

1月4日，瓦文萨在接受波共《政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我不希望同政府发生暴力冲突，团结工会也不想推翻波共，不想推翻政府，而是要迫使党和政府进行改革。

1月18日，波共十中全会通过有条件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的决议。（该决议是在雅鲁泽尔斯基声称如果得不到党内支持，他将辞职的威胁下获得通过的）

1月22日，团结工会发表声明，对波共十中全会决议表示欢迎，认为波共中央关于恢复工会多元化和团结工会合法化的决议是迈向对话的重大步伐。

2月6日，“圆桌会议”开幕，这是政府自1981年12月13日实行“军管”以来同团结工会的首次正式对话。

4月5日，“圆桌会议”闭幕，57名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一项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协议。

4月17日，华沙省法院宣布为团结工会登记注册。

4月18日，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议会大厦会晤瓦文萨，瓦文萨强调波兰必须集中精力解决经济危机。

5月11日，瓦文萨在格但斯克呼吁工人不要罢工。

6月4日，波兰举行议会选举，以波共为首的执政联盟只获得几席，以团结工会为首的反对派一举拿下多数席位。

6月9日，波共执政联盟与团结工会达成协议，落选的执政联盟候选人可以参加第二轮选举。

6月29日，雅鲁泽尔斯基对美联社记者说，波共的影响不能再建立在垄断的基础上，垄断是非常不健康的东西，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生活方面。今天的波共同其它政治力量一样，要设法谋求社会的信任和支持。

6月30日，雅鲁泽尔斯基宣布他不想竞选总统，向波共中央推荐基什查克作总统候选人。

7月3日，团结工会的《选举日报》刊登团结工会顾问米赫尼克“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一文，指出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能够得到所有主要政治力量赞许的格局，但是要保持连续性。这一格局可以是这样的——总统由波共候选人担任，总理由团结工会产生。

7月8日，瓦文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必须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以保证不让一种垄断变成另一种垄断——我不能肯定我们的垄断会比旧的垄断好。

7月19日，雅鲁泽尔斯基当选总统，瓦文萨表示祝贺，雅鲁泽尔斯基在就职演说中声称自己渴望成为代表所有波兰人的和解总统。为此也想赢得那些反对他的人的信任。

8月1日，瓦文萨发表声明，不支持基什查克做总理候选人，敦促雅鲁泽尔斯基遵从民意让团结工会组阁。

8月9日，波共议员团认为瓦文萨的组阁建议是“急于夺权的行动”，“对议会民主的践踏”。

8月15日，雅鲁泽尔斯基呼吁波兰各派政治组织尽快展开对话以解决组阁危机，瓦文萨做出让步，表示国防部、内务部等重要部门应当掌握在波共手中，并声明他不想当总理。

8月24日，波兰议会以压倒多数选举《团结周刊》主编马佐维耶茨基担任总理，马总理在议会发表施政演说，指出以消灭对手为宗旨的斗争原则必须由伙伴原则取代，希望成为所有波兰人的总理，为所有波兰人服务，不管他们的观点和信仰如何。

8月27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伊萨伊说：波兰的反革命终于夺取了政权。

也在这一天，瓦文萨对记者说：波兰想建设一个波兰式体制——我们将剔除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错误，同时又排除45年来的旧体制的错误。（第三条道路）

9月4日，雅鲁泽尔斯基撤掉一批反对马佐维耶斯基任总理的强硬派军事将领。

9月12日，波兰议会通过组阁名单，23名内阁成员中，团结工会11人，统一农民党4人，民主党2人，统一工人党（波共）4人。瓦文萨说：“半个世纪来，波兰第一次有了一个可以被千百万人认为是自己的政府”。

10月23日，250家工厂举行警告性罢工，抗议物价上涨、生活恶化。

12月13日，波兰实施“军管”纪念日，雅鲁泽尔斯基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1981年12月13日前，团结工会低估了波共的力量；1981年12月13日后，波共低估了团结工会的力量，双方都犯了错误，军管是一场悲剧。

12月15日，团结工会主导的政府宣布物价上调140%。

1990年1月16日，6家煤矿的工人罢工，抗议涨价。

1月27日，波共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代会开幕，波共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说：必须承认，波共未能应对时代的挑战，不得不宣告失败。

1月28日，波共内部诞生两个新党，一个叫“社会民主联盟”，另一个叫“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在章程中宣布同“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等理论决裂。

1月29日，波共十一大闭幕，宣布波共停止活动。

同一天社会民主党选举36岁的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担任党主席，44岁的前波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米莱尔担任总书记。

克瓦希涅夫斯基在随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今后社会民主党将以反对党的身份出现。

波共就这样消亡了——也可以说，波共就这样新生了——抛弃了万恶的斯大林主义，转型为中左的社会民主党，肩负起真正捍卫劳动人民权益的使命。

由于团结工会执政能力较差，1993年，社会民主党通过大选赢得执政权。

1995年的总统选举，社民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又击败时任总统瓦文萨，成为新任总统，并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连任。

波兰就这样富于戏剧性地艰难地完成了宪政转型——它为中国的宪政转型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波兰的启示在哪里？

发生在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自称“统一工人党”的波共，怎么会镇压自己所代表的工人阶级？抗议官僚作风的示威工人怎么会成了波共眼中的“反革命分子”？“无产阶级专政”怎么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深受“斯大林主义”之害的哥穆尔卡回答过这个问题——工人不是敌人，工人抗议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斯大林主义”。

但是14年后，哥穆尔卡为何也把示威工人当做敌对分子开枪镇压，重演波兹南悲剧呢？

布鲁斯教授早有洞见——在现行波兰政治体制中，一定有妨碍解决社会和经济矛盾的诸种因素。

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正是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断制造着经济危机，正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一党专制，不断孕育着社会危机——如果不对这种斯大林模式的假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即使是工人出身、十分亲民的盖莱克，最终也会走上镇压工人运动的老路。

必须承认，盖莱克比哥穆尔卡有进步——1976年的“拉多姆事件”，军警未携带武器，只动用了警棍和催泪弹。但随后进行的愤怒声讨“拉多姆流氓”的全国集会和开除939名罢工者的报复行为却催生了政治反对派——“保卫工人委员会”，然后就应运而生出“团结工会”。

“团结工会”的出现直接威胁到“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波共孤注一掷，企图通过“军管”来肃清反对派，没料到反对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社会被撕裂成“他们”和“我们”——“他们”是波共官僚，“我们”是波兰人民，波共与人民严重对立，水火不容，波兰成了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被示威引爆。

值得庆幸的是，波兰人民遇到了一位开明的军人——雅鲁泽尔斯基，雅鲁泽尔斯基又碰到一位温和的反对派领导人——瓦文萨，“他们”和“我们”的代表都很理智——瓦文萨为避免流血，主动伸出和解之手，不怕被工人骂为叛徒；雅鲁泽尔斯基则顶着党内强硬派的压力，于1983年7月结束了“军管”。

波兰历史上划时代的一页从此掀开——敌对双方终于握手言和，围坐圆桌，共商国事，达成协议，分享权力，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和平转型为多党制宪政体制，堪称二十世纪史上可歌可泣的一章。

回顾中国，我们也曾经有过一次转型的机会，可惜被错失，延误至今天。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同年8月7日，万里在家中接见了刘宾雁，称赞刘提出的“第二种忠诚”（即怀着赤诚之心批评党的过错）。万里说，如果一个党不能听取批评，不接受群众监督，非垮台不可，不管你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都要垮台。

1986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雅鲁泽尔斯基时，又一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但是邓小平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维护一党专制前提下的改革，所以当方励之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政治”时，邓小平就不能容忍了。

1986年12月，中国也爆发过一次“十二月危机”，这次危机直接导致了胡耀邦下台。

1986年12月1日，中国科技大学校园贴出“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批评人民代表大会是橡皮图章，号召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

12月4日晚，科大礼堂召开选民与候选人见面会，方励之在会上讲：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而是靠自己争取到的。

12月5日，合肥数所高校数千学生上街游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赐的民主！”、“打倒封建独裁！”等口号。

12月9日，科大校园出现“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两千多名大学生到《安徽日报》要求如实报道学生运动。

12月7日，上海同济大学贴出介绍中国科技大学游行示威的大字报。

12月18日，同济大学有人张贴“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的大字报。

12月19日，以同济、复旦大学为主的大学生游行队伍来到人民广场与上海交大等校的游行队伍会师，一起来到市人大门前，数万人围观。

当晚7时，游行队伍抵达市政府，要求与市长对话。时任市长江泽民深夜会见学生代表，劝学生返校，未起作用。

次日凌晨，两千多名警察驱散人群，用车将学生强行送回校园。

12月22日、23日两天，二十多所上海高校学生连续上街游行，高呼“还我人权！”、“严惩打人凶手！”、“打倒法西斯！”“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全市交通一度中断。

12月5日和9日，武汉大学、华中师大几所高校学生也上街游行，并冲进省政府大院。

杭州、南京、长沙、成都、西安、天津等地亦发生大学生游行。

12月23日，清华大学一千多名学生游行到北大，然后到人大，队伍壮大到三千多人。

12月25日，王震到天津对老干部讲话，拍桌子大嚷：反革命造反了！想把共产党赶下台！什么方励之，反革命！有人说什么冷处理、热处理，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

12月29日，北师大学生游行到人大，又游行到北大。

这一天，北大贴出“元旦大游行，进军天安门”的大字报。

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对胡耀邦等人讲：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

12月31日，北大、清华、北师大等高校均出现署名“首都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字报——“元旦示威去！！！”：

我们第一次联合示威活动在元旦中午十二时开始，下午五时结束，地点在长安街新华门，方式静坐示威。届时将由代表向当局提出如下要求：

（1）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

（2）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

（3）允许私人和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的丑恶局面。

（4）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学生。

……

当日下午，王震在中央党校杀气腾腾讲话：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

1987年1月1日下午一时，数百名大学生从历史博物馆西北角冲出，高呼“反对暴政！”、“言论自由！”等口号走向天安门，被警察截住，带离现场。

当晚，北大、人大数千名学生向天安门进军，高呼“还我同学！”等口号，2日凌晨1点半走到甘家口，被校领导劝阻，警察也围上来，有数百学生突破防线挺进到天安门。

1月6日，邓小平12月30日同胡耀邦等人的谈话做为中央文件发出，这个谈话收入《邓小平文选》时删去了关于波兰的一段话——“波兰领导人当时头脑清醒，态度坚决，面对团结工会和教会势力勾结、并得到西方世界支持的形势，他们用军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证明了没有专政手段不行。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

我们不知道删掉这段话是不是邓小平的意见，但波兰在1989年不流血地漂亮转型，足以证明这段话的不妥——邓小平当时显然误读了雅鲁泽尔斯基，而邓小平对“军管”的迷信则直接导致了1989年5月的北京戒严和“六四”悲剧。

1月28日，邓力群带王忍之到中宣部接替朱厚泽的部长职位，朱厚泽说：我到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是与非，由历史来评说吧。

邓力群傲慢地讲：不必历史评说，现在就要评说——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

中国这次“十二月危机”，以胡耀邦辞职、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开除党籍收场，广大民众深为不满，1989年4月耀邦的突然逝世为民众积压数年的不满提供了一个渲泻的渠道——“八九天安门事件”爆发了！

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在听取了李鹏等人的汇报后，把悼念耀邦、要求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人民日报据此发表“4·26社论”，激怒了学生，引发“4·27大游行”，而中共强硬派对学生运动的敌对态度又导致“5·13大绝食”及5月17日震惊世界的“百万北京市民声援绝食学生大游行”。

5月17日，邓小平决定“戒严”，戒严部队被英勇的北京市民阻于城外，6位开国上将公开反对军队进城，邓小平一意孤行，终于酿成“六四”悲剧，坏了自己一世英名。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没有“4·26社论”，赵紫阳与大学生对话协商，承认“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民间组织的合法地位，趁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政治”，今日的中国将是一种什么局面？

我们可以看看台湾。

1986年9月，民进党宣告成立，蒋经国未抓人，默认了。

1987年7月，蒋经国解除了持续38年的“戒严”。

1989年1月，台湾颁布《人民团体组织法》，民进党合法化。

1990年3月，台湾爆发“3·16学潮”，李登辉与学生对话，承诺召开国是会议。

1990年6月，台湾召开国是会议，各党派达成宪政改革共识。

1994年12月，台湾省长和台北、高雄两市市长首度实行直接选举，国民党的宋楚瑜当选台湾省长，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

1995年，李登辉以“总统”身份向“2·28事件”受害者公开道歉。

1996年3月，台湾首度全民直选“总统”，国民党候选人李登辉当选。

2000年3月，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台湾实现“政党轮替”，国民党向民进党和平交权。

2008年3月，台湾实现再度“政党轮替”，马英九当选“总统”，后即刻表态：“我要在这里向我的竞争对手说两句话：谢长廷先生、苏贞昌先生、他们的竞选团队，还有支持者，都要向他们致意。这次选举，大家当然有许多的批评，有许多火花，但是我们从来不敢忽视民进党在过去几年当中，对于台湾民主、台湾进步的贡献，也许我们看法有不同，但是我们至少完成了台湾史上第四次的总统直选，让总统选举能够在基本平和的情况下落幕，完成了台湾民主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觉得不论输赢如何，我们应该同感骄傲。民主自由是台湾最珍贵的资产，我们生活在其中，平常也许感觉不到，但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民主自由展现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今天晚上开票的过程，全世界、亚洲，全部都在转播，大家都在关心，为什么？因为华人世界，只有台湾，能够在民主的发展上达到这样一个境界。”

不知中共总书记，非民选国家主席胡锦涛听了马英九这番话，心里是何滋味？

电影《建国大业》里有一段让人印象颇深的场景：“太子”蒋经国上海反腐败，反到“四大家族”的孔家头上反不动了，老蒋劝小蒋：国民党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难。

老蒋因腐败专制丧失民意，丢掉大陆政权，逃到台湾；小蒋顺应时代潮流开放党禁，让台湾走向“多党政治”，国民党也因此赢得民心，获得新生，于2008年重新上台执政。

国民党从专制党成功转型为宪政党的历史告诉我们，通过宪政改革来反腐，中共不会亡党；坚持一党专制，腐败越反越多，早晚有一天，会丧失执政权。

2008年，一场金融风暴不期而至，已沦为世界工厂“打工仔”的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中央政府砸下四万亿“拉动内需”，却被凶猛的“央企”拿来“跑马圈地”，或被昏庸的官僚用来重复建设，还可能被贪腐的官员中饱私囊，民众因急剧拉大的贫富差距产生的被剥夺感和不满情绪，犹如一座活火山，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发生在2009年7月24日的“通钢事件”和8月11日的“林钢事件”即是火山即将喷发的两股预警浓烟。

“通钢事件”中，愤怒的工人群殴致死的总经理陈国君，“林钢事件”中，冲动的工人掀翻国企改制工作组两辆轿车，软禁了国资委官员，组织了巡逻队来应对政府，经过四天三夜的对话，达成暂缓改制的协议，冲突才得以平息。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为克服大萧条，于1935年通过《全国劳动关系法案》，明确规定，雇员享有自发组织、建立、参加工会，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进行劳资谈判和参加其它各种旨在进行集体谈判或出于相互保护而进行的协商活动的权利。

美国通过允许工人建立工会，使工人能为自己的利益博弈，工人增加了收入，社会不但未乱，反而趋于稳定，最终形成了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稳定社会。

而一党专制的中共当局，从来视非政府组织为影响独裁统治的“异端”，至今不允许独立于官方的“草根工会”的合法存在，从而使中国工人丧失了与资方和官方进行谈判的能力，工人在“血汗工厂”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难以得到保障，无法享受到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

被视为社会稳定要素的中产阶层目前也有贫困化趋势——高房价和低工资正在导致“中产阶层无产化”。

可以预言，一旦“白领族”被疯狂的房价和社会的不公逼成“愤怒的公牛”，在网上发贴抗争，在街头“散步”抗议，几百万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啃老族”和上千万不愿回乡又看不到“钱途”的“穷二代”就会成为他们的“盟军”——这股无序力量具有极大的摧毁力，一旦涨落成街头骚乱，将很难控制。

这不是危言耸听，且看一则新闻——从10月19日开始，阿尔及尔市居民因住房短缺举行示威，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进而发展成骚乱，造成几十人受伤，骚乱还在继续。

所以中共当局的当务之急，一是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遏制高房价造成的“一套房灭掉一个中产家庭”的现象，二是要尽快通过全国人大出台“社团法”，允许工人以及“白领”雇员自组织建立非官方工会，以形成一个社会“减压阀”，而不要被动等待类似波兰“团结工会”和“保卫工人委员会”那样的民间反对派组织以激进的面目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中共当局应善待“反对派”。

“反对派”有两类，一类是善意批评当政者，希望当政者从善如流，勇于纠错；另一类是恶意攻击当政者，企图用过激手段推翻当政者，自己取而代之。前一类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后一类则意在对包括宪法在内的现政权进行全盘否定。

笔者认为，指望通过暴力来推翻中共当局不利于实现中国的宪政转型，有效的途径只能是效法甘地、瓦文萨，通过非暴力抗争，和平施压，促进中共当局实行渐进式宪政转型，最终让人民用选票来决定是否允许中共继续执政（这里讲的人民是“两岸三地”人民）。

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等303名中国知识分子起草公布了《08宪章》，指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实质上是“党天下”，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

其实中共领导人也对“党天下”有所觉察——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刘少奇早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就讲过：“现在党的代表大会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代替人民委员会。党委代替一切，这是个大错误。”

但就是这样一个温和的呼唤宪政改革的宪章，竟也遭到中共封杀，联署人被传讯，刘晓波被软禁，2009年6月23日还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看来中共当局尚未吸取波共当年镇压“团结工会”的教训、捷共当年镇压“七七宪章”的教训。

198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40周年纪念日，捷克的反对派组织约1800人在布拉格集会，要求释放政治犯，高呼“七七宪章万岁！”等口号。

1989年1月15日下午，上万布拉格市民上街纪念查理大学学生帕拉赫为抗议苏军入侵自焚20周年，捷通社称是西方颠覆中心和“七七宪章”领导共同策划了这次挑衅，目的是“煽起反社会主义情绪，破坏首都的秩序”，有91名市民被拘留。

但民不畏拘，1月16日布拉格市中心瓦茨拉夫广场又有上千人示威，被拘14人。

1月30日，捷文化界约七百名知名人士联名要求释放1月16日被捕的“七七宪章”成员哈韦尔。

5月17日，被判刑8个月的哈韦尔获假释。

7月7日，“七七宪章”等反对派公布了《几句话》宣言，要求进行政治改革，承认反对派，释放政治犯，有3500名捷克公民在宣言上签名。

8月21日，苏军干涉“布拉格之春”21周年，下午三时，市民从四面八方向瓦茨拉夫广场聚集，多数是年轻人。团结工会派出代表声援。武警包围了广场，宣布示威“非法”，驱散人群，动用了警棍，拘数百人。

9月初，因“布拉格之春”下台的捷共前领导人杜布切克在一份要求释放两名异见者的请愿书上签名。

11月14日，捷总理阿达麦茨在议会上讲，一年来的施政经验表明，离开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不能顺利进行。

11月17日，布拉格爆发有数万名大学生参加的示威，示威者高呼“雅克什下台！”、“取消一党执政”等口号，杜布切克参加了示威，被警方拘留讯问后获释。

11月18日，两千名大学生再次示威，抗议军警对示威者施用暴力。

11月19日，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论坛”，要求镇压“布拉格之春”的捷共领导下台，要求野蛮驱散大学生游行的内务部长和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辞职，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在过去几个月里对示威群众的野蛮行为，释放所有政治犯。

11月20日，布拉格大学生罢课，24所高中响应，工人，市民和大、中学生二十万人聚集在瓦茨拉夫广场，“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宣布站到示威学生这边，捷通社开始对布拉格和各地的游行示威如实报道。

11月21日，捷总理阿达麦茨与“公民论坛”代表对话，用人格担保不实行戒严、不对示威群众使用暴力。

11月22日，布拉格示威已进行了六天，工人数量显著增加，“全国高校罢课协调委员会”宣布成立，号召11月27日举行总罢工。

11月24日，捷共中央召开非常会议，讨论紧急局势，总书记雅克什辞职，乌尔班内克当选总书记。

同一天，杜布切克在有40万人参加的游行集会上讲话，呼吁军队同人民站到一起，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自由和建设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11月25日，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辞职，乌尔班内克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捷共愿走一条新路，同所有愿意合作者进行协商，同所有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损公肥私的人分手。

11月26日，50万群众在布拉格游行，阿达麦茨总理在集会上呼吁通过对话实现谅解，尽快结束游行和罢工。布拉格警察的代表在集会上表态支持“公民论坛”和示威群众提出的要求。

11月27日，12点至14点，捷各地工人走上街头举行罢工，捷共表示支持罢工提出的合理要求，“公民论坛”宣布游行示威暂告结束。

12月20日，乌尔班内克在捷共非常代表大会上说，捷共陷入深刻危机，并引起社会危机。

12月21日，捷共非常代表大会闭幕，大会责成捷共中央设立一个审查捷共中央前领导滥用职权、贪污腐败行为的委员会。

12月22日，捷各派政治力量在“圆桌会议”上取得一致意见，提名哈韦尔和杜布切克为总统和联邦议会主席人选。

12月29日，哈韦尔在当选总统后表示，愿做“谅解总统”，取消为新总统上任举办的所有庆祝活动，把这笔钱捐给罗马尼亚人民。

同一天，《红色权利报》刊登捷共主席阿达麦茨致杜布切克的信，祝贺他当选议会主席。

中共当局不能再做当年捷共“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蠢事了！不要把刘晓波关押成“哈韦尔”，也别把中共的开明派制造成“杜布切克”了。

2009年的12月10日，中国的“反对派”大概也会集会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1周年和《08宪章》发表一周年，要求释放刘晓波等“政治犯”，高呼“08宪章万岁！”等口号，中共当局是予以镇压，还是象蒋经国那样宽容待之呢？历史总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复，而专制当局好象总是不长记性——但愿这一次能长点记性，因为历史留给中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参考书目：

《波兰危机》 王逸舟 苏绍智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
《瓦文萨自传》 瓦文萨著 东方出版社 1990年
《苏联东欧风云录》中共中央党校国际共运研究所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年
《六四高层斗争内幕》杨继绳著 明镜出版社 2005年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张博树著 晨钟书局 2008年
《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张博树著 晨钟书局2009年

何解

2009年11月3日于北京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