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9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集团之一的突尼斯总工会（UGTT）秘书长艾巴西（右）在突尼斯首都办公室接受祝贺
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用委婉的方式提醒世界注意“阿拉伯之春”的结果：满地血污狼藉中还剩下一颗果实。这颗果实得以保存，是因为有这个机构的努力，促使该国实现政治的和平过渡、结束动乱。突尼斯：革命血污中唯一存活的民主婴儿
2011年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初起之时，世界一片赞扬之声，将其命名为“阿拉伯之春”，认为是完成“第三波民主化”未竟之功，可见寄望之厚。但等埃及“二次革命”发生，军政府卷土重来并对穆斯林兄弟会残酷清算之后，西方世界才恍然明白，这场革命血污中没能产生民主婴儿。
如今，在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地方武装持续冲突，陷入东西两个政府分治的分裂之局。叙利亚内战让400多万人流离失所，最后汇成逃向欧洲的巨大难民潮。最严重的是，IS乘乱而起从中渔利，成为国际上最具威胁的恐怖组织。但由于政治正确的禁忌，西方传媒甚至不愿意将这些满地狼藉的后果与数年前的“阿拉伯之春”联系起来。
2015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理由被陈述得非常清楚：这个由突尼斯劳工总联合会、工业贸易和手工业联盟、人权联盟和律师联盟于2013年组成的全国对话大会，代表了突尼斯社会的不同面向和价值，在中东北非动荡局面之中，发挥各自的调停作用，促成突尼斯实现了和平的政治过渡，较短时间内建立宪法体系，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诺贝尔奖官方特别强调，和平奖是颁给这个“四合一”的机构，而非分别颁给这四个组织。
突尼斯经历了整整5届过渡政府、多次大规模抗议甚至政治暗杀。全国对话大会成立后，通过多次磋商寻求解决政治困局。面对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呼声运动党的政治僵局，他们起草了一份路线图，为建立首个民主宪法、实施选举开辟了道路。2014年年底，动荡以来首次总统选举中，世俗派政党联盟“呼声运动”领导人埃塞卜西成功当选；2015年1月动荡后的首届正式政府成立，政治过渡基本结束。在如今执政的呼声运动联盟中，就有很多全国对话大会中的四个机构成员的身影。
为什么四个国家当中，只有突尼斯有这种成熟并有政治头脑的社会组织存在？正如我在《突尼斯宪政的“路径依赖”》（2014年2月1日）等多篇文章中谈到的：本·阿里当政期间实行开明专制，除了追求经济发展之外，他还将捍卫人权、扩大民主作为优先的执政目标，他宣布废除多项对新闻出版的管制法令，允许私人经营报刊与电视台；他允许多党制，政府甚至为反对党的活动提供资助，从而创造了“突尼斯奇迹”。与埃及、利比亚等国不同，突尼斯在革命前已经形成了中产社会，民众的权利意识发育程度较高。
正如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菲弗所说：“国家各不相同，体制各不相同，但我们希望在突尼斯起作用的价值观和进程能够启发其他国家。”
人口爆炸式增长是阿拉伯国家的动乱之源
不可否认，阿拉伯之春提供给世界的教训是：革命可以推翻旧的专制，但不一定带来民主。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中，将近代历史上的民主化分为三波，第一波始于美国独立与法国大革命，在19世纪末带动了整个欧洲的民主运动；第二波始于二战后的民族国家独立浪潮。第三波民主化始于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这一波民主化在80年代延伸至拉美及东亚，在1989年时达到高潮。东欧的民主抗争，间接促成了苏联的瓦解；90年代初期席卷南非。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让许多过去没有任何民主经验的国家，经历了自由化、民主化、及民主转型，部分甚至完成了民主巩固。据1998年自由之家判断，当时世界上有88个国家属于全自由、53国是半自由、只有50国是不自由的国家。
尽管民主浪潮势不可挡，但中东及北非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却与第三波民主化擦身而过。2011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初起并影响埃及时，西方媒体兴高采烈，将其赋名为“阿拉伯之春”，甚至预言这将开启第四波民主化之门。当时我曾发表看法：这场革命与第三波民主化的苏联东欧剧变不同，苏东波发生之时，外界很清楚变化的未来方向将是民主政治，而中东北非这些国家发生的革命，外界很难判断未来的制度出口在哪里。根据这些国家的历史，我曾分析说，谁离权力最近，谁就有可能成为新的统治者。
我之所以做出上述判断，乃因为我坚信任何社会转型过程，都有其“路径依赖”，即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不仅锻造现在，还会影响一个国家未来的选择。（《埃及政治局势的“场景想定”》，2011年1月31日）
中国与欧洲方面，一谈到叙利亚难民，就认为这是美国推广民主政治惹的祸。事实却并非如此。正如我在《“外部势力”对两波民主化影响之异同》（2011年7月22日）所说，革命之所以发生，是这些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演变的必然结果。自“冷战”结束之后，西方自由世界失去了“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纷纷调整外交政策，不再以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为主要考量因素。当中东北非发生革命之际，西方国家正好陷入2008年开始的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萧条而财力衰竭。当革命发生之时，美国反应迟钝，几天以后才算是表态从道义上支持。
中东北非之所以发生革命，与近30多年人口激增有关。从1960年到2000年，阿拉伯世界的人口数量从7500万增至3亿，增长4倍。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就已经指出这一问题。他指出，与1990年相比，在突尼斯，进入就业市场的就业者将增加30%；在埃及增长约50%。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
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四个国家有个共同特征，即青年失业率高达30%以上。
叙利亚难民危机冲击欧洲之后，至少有两条权威性分析指向阿拉伯世界的人口问题。阿拉伯学专家、前奥地利外交官Karin Kneissl发表《难民：年轻男子的长征》，指出难民潮的一大原因是阿拉伯国家的人口剧增，30年间，仅叙利亚人口就从900多万激增到2200多万人，前往欧洲的难民80%是30岁之下的年轻人。
德国联邦刑警公务员联盟主席安德·.舒尔茨（André Schulz）9月14日发表文章《多变的难民政策》，指出早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之时，德国外事领域和德国安全部门就对难民潮的威胁进行了提醒。比如德国刑警部门BKA就蛇头犯罪增长势头带来难民数量增加这一可能性，给联邦政府发出了预警，此后在2012、2013和2014年都做出类似预警。但欧盟和德国的政治决策层对此装聋作哑，导致今天这一结局。
和平奖意在提醒：和平来之不易
奥斯陆今年颁发此奖，意在提醒世界，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其他国家，除突尼斯之外，都陷入动乱之中，和平将姗姗来迟。
最应该吸取这场教训的国家，其实有人口众多、失业率奇高的中国。中国朝野对这场革命的看法来自两个极端：一是当权者，他们从中吸取并用来警示中国人的经验是经过阉割的结论：阿拉伯之春证明，民主将带来动乱。二是少数异议人士对这场革命的无条件欢呼，欢呼声现在虽然已经淡去，但认为革命血污必将产生民主婴儿的想法却还存在。
在决定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中，中国当局现阶段是主导力量，异议人士的努力并不起决定作用。因此，中国当局如果还有一丝一毫政治责任心，应该从阿拉伯之春吸取教训：学习本·阿里的开明专制，为本国各种社会组织留下一点政治活动空间，为未来中国的和平转型保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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