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由《逆權大狀》開始。
七月廿六日下午，我在參加鍾樂偉主講電影《逆權大狀》的映後談。這套電影看得多少人熱淚盈眶，彷彿都是香港和中國今天的觀照。當天觀眾的問題幾乎都是圍繞著「到底韓國經驗在香港能否複製」。鍾樂偉的提示是，理解韓國抗爭史，必先從更大的背景入手。映後談完結後，我們分別沒多久，就收到各方消息：《主場新聞》結業了。
不到數小時後，我們都一起參與《主場新聞博客群》的重建。後來我回想，原本當時我們打算跟一班學生到北韓旅行，最後因事不能出發，大抵是個宿命。我們終究沒有抵達極權的國度，而留在被專制爪牙愈掐愈緊的香港，以一點點的力量，重建一片言論自由的小草地。
過幾天，我拉鍾樂偉出來飲咖啡，希望為我看完《逆權大狀》滿腦子的問號尋求解答。
重建《主場新聞博客群》的過程，沒有傷春悲秋，沒有抱怨，沒有鳩嗚，邊個得閒邊個做。鍾樂偉說，韓國民主化經驗給他最大的啟發，就是失敗後不要失去希望。
「《逆權大狀》的背景是八十年代初的韓國，遠比現時香港差。民主自由皆缺，打壓、施暴層出不窮，每次有示威和公民抗命都有鐵腕鎮壓；儘管如此，每次運動過後大家不會以為就此完結。以發生在1980年的光州事件為例，1979年10月獨裁的朴正熙總統被暗殺，以為是民主變天的一線契機，可是戒嚴令卻延續下去；韓國人期待有民主，政府反而更加獨裁，不只控制人民思想，更屠殺人民。好多人覺得無得再鬥，或者環境根本不利抗爭。但韓國人從不洩氣，光州事件以後，各地學生在困難的情況下，提醒不要記忘記光州，繼續重整力量。更多學生之餘，後來有白領、工人、教會參與，聲勢更加壯大，將悲情轉化成力量，延續下去。」
光州事變
韓國公民社會在獨立後發展起來，但獨裁政府並從未對控制公民社會有半點鬆懈。「政府力量當然龐大，但覺得無得鬥不代表放棄。韓國政府連生活都要管。70年代朴正熙時代的維新憲法，連頭髮和裙子長短也要控制，人民覺得完全無自由，憲法明明保障自由，但為何國家連私人事務也要管？他們從沒放棄討論這些事情。由70年代起，整個亞洲和歐美瀰漫著鬥爭和自由思潮，他們吸收西方的自由思想，從沒停止尋求答案，每次運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從未停止，不會甘心被鎮壓便放棄。於是鎮壓後他們加入新元素，由小眾變成主流運動，社會推翻軍人獨裁的聲勢不斷壯大，也有新的衝擊。」
「每次革命以後他們以為有民主，但每次都落空，但他們不會因此放棄。即使直到今天，我問一些韓國社會運動朋友會否因朴槿惠當選而沮喪。他們說一班朋友在朴當選之夜飲酒，失望了一會兒之後決心從今天起加緊監察政府，他們會承擔責任，但不會因此覺得無希望。香港人每次遇上事情，都會嘆氣說大勢已去，韓國永遠都會好硬淨，接受失敗，但不服輸。政府控制公民社會，禁止集會、出版，於是他們偷偷做，好多地下報紙和地下電台。」
不過鍾樂偉認為，夾硬要將韓國抗爭模式複製到香港並不實際。「80年代時是個非常浪漫的時代，民主運動不缺激情，所以我覺得今天的香港跟當天韓國的客觀條件很難比較。畢竟九十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當道，人們較少追求崇高、理論化的價值。中國、韓國和香港今天咁有錢，但大家反而較少追求民主自由。」
「政權很容易以物質條件麻痺人們對價值的追求，但當每件事回歸到最根本的價值，其實大家都非常渴望得到這些價值，只是不如80年代那麼豁出去地追求，不願犧牴，這是相當悲哀。當年韓國上百萬人示威，你不認為今天香港會出現這個場面。今天爭取民主已不能如以前上街曬馬，當年獨裁者不懂應付百萬人上街的場面，他們今天學精了，將社會變得愈fragmented愈好，不會有好多人上街，於是以為社會大多數人不認同民主、自由的價值，這就是今天半威權政府最懂得玩的技倆。韓國經驗的精神可以借鑑，每次運動即使失敗。都會想盡方法把momentum延續下去，將不同運動連結，針對一個矛頭，令大家都知道所有問題都是源於獨裁政府。革命二字其實總未離開韓國。 」
鍾樂偉反問我台灣民主化的經驗。當時我思考了很久，也說不出太多話。一般的所謂宏觀分析告訴我們，台灣民主化主要因為是外交被孤立（1971年退出聯合國）、美國施壓、時任總統蔣經國良心發現；民主化理論會分析，當經濟發展、中產階級興起、教育普及、都市化成熟，都是民主轉型的有利條件。但我絕不願意將白色恐怖的主事人蔣經國說成民主英雄，更重要的是，如果我會訴諸以上這些客觀因素，它們在今天的香港絕不能複製，那香港人是否要坐以待弊？而且70及80年代台灣黨外人士為了爭取民主，「拋頭顱、灑熱血」不是顯示決心的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逆權大狀》裡嚴刑拷問的場面，當時家常便飯。有個問題我想很多人在心裡面想過，卻不敢說出口：「是否要開第一槍，流第一滴血，抗爭才有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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