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１９８３年成了罗纳德·里根总统演说稿撰写人之一，当时我２６岁，是写作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我的任务是将总统的风格和意图融入到演说中。我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里根在柏林墙边的那次演说。１９８７年，里根因参加柏林市建城７５０周年庆典而造访西柏林，我当时只是被告知总统要在柏林墙边进行一次演说，大约有一万人到场，而演说中心内容可能涉及到外交政策。
１９８７年４月底的一天，我在西柏林见到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这位外交官建议，由于西柏林人具有高度的智力和政治敏感性，总统必须注意讲话的分寸，不能太直率，也不能对柏林墙发表过激的言论。这位官员声称，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早就习惯了包围他们的这个建筑物。
在 见过这位官员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由迪特尔·埃尔兹和英姬波格·埃尔兹夫妇主持的晚宴。迪特尔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不久前才从“世界银行”退休 回到西伯林。在晚宴上，我见到了各界人士：商人、学者、家庭主妇……我们的话题涉及到气候、德国啤酒。随后，我提到那位外交官告诉我的话，“你们是否对这 堵柏林墙已经习以为常了？”
埃尔兹夫妇和客人们听到此话后不由地面面相觑。我的心凉了下来，难道我的话不得体？冒犯了什么？过了好一阵子， 一个男子抬起胳膊，比划着，“我的姐姐住在那个方向，离这里２０英里”，他说，“我已经２０多年没有见到她了。你认为我能无动于衷吗？”另一个男子也大声 说道：“他每天上午上班，要经过柏林墙，东柏林的一个岗亭上总有一个卫兵拿着望远镜监视着他。那个卫兵和我说同一种语言。”接着他解释道，“我们有着共同 的历史。然而我们中的一个成了动物园的看守人，一个成了动物，我不能确定谁是谁。”
宴会的女主人此刻忿忿不平地插话道：“如果戈尔巴乔夫所谈的开放和改革是认真的，他就应该证明这一点。他能够推倒这堵墙。”
拆毁柏林墙
回到华盛顿，在一份草稿中，我写道：“Ｈｅｒｒ Ｇｏｒｂａｃｈｅｖ（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柏林墙吧。”使用“Ｈｅｒｒ”（先生，德语）一词是为了取悦于德国民众，而“推倒”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动词。我又用“拆毁”一词代替了“推倒”，似乎觉得词义上显得更有力一些。
到了周末，我只写出了自己也颇感平庸的第一稿。负责审查总统演说稿的托尼在办公室审阅了之后，来到我这里。他把草稿往我的书桌上一扔，说道：“不行。”“你认为哪里有问题？”我问道。“我告诉你，不行。”“那几段不行，托尼？”“整篇都通不过。”
第 二个星期，我又写出了第二稿。在这一稿中，我以较强硬的语言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了挑战，劝告戈尔巴乔夫“拆毁柏林墙”。５月１５日，星期五，里根总统到罗 马、威尼斯和西柏林访问的演说稿递交给了他本人。５月１８日，星期一，几名撰稿人都被召到椭圆形办公室（即总统办公室）。我写的稿子是最后一篇被讨论的。 当联络主任汤姆·格利斯考姆向里根询问他对稿子的看法时，总统只是简单地表示他颇为欣赏。
“总统先生，”我对里根说道，“据我所知，你的演说不仅西柏林人能够听到，而且整个东德都能听到。”无线电波的覆盖范围或许能向东延伸到莫斯科。“您有什么话要对柏林墙另一边的人们说吗？”我问。
“演说中已有了拆毁柏林墙这段话，”他答道，“这堵墙必须倒掉。这就是我想对他们说的话。”
反对的意见
演讲稿被传到国务院和ＮＳＣ（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审阅。这两个部门都试图否定这篇稿件。他们认为，内容过于天真，不但文字臃肿，而且具有挑衅意味。国务院和ＮＳＣ各自提交了他们自己的文稿——全文不到７分钟，两篇稿件都删去了“拆毁柏林墙”的句子。
在 里根总统前往欧洲的几天前，汤姆·格利斯考姆接到白宫办公室主任霍华德·贝克的电话，要他去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贝克和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格利斯考姆回 忆道：“舒尔茨不同意我提交的这篇演说稿，他说‘拆毁柏林墙’这句话会冒犯戈尔巴乔夫先生。可是我解释说，‘国务卿先生，总统已对这句话作了评论，他没有 异议。”
当美国代表团到达意大利后，舒尔茨又一次就我写的演说稿向白宫办公室副主任肯·杜伯斯坦提出反对意见。因此杜伯斯坦在６月５日向里 根报告了舒尔茨的看法，请总统再斟酌一下这一关键的词语。里根又通读了一遍稿件，并询问了杜伯斯坦的看法。杜伯斯坦表示他赞成用这句话。总统的脸上露出了 会意的微笑，并对杜伯斯坦说，“就把它放在里面。”
当里根到达柏林时，国务院和ＮＳＣ仍把他们的演说稿交给了总统。可是里根最终决定采用有争议的那段话。“国务院的那帮家伙真快把我折磨死了……”里根笑着对杜伯斯坦说。
最终说了出来
１９８７年６月１２日，里根总统面对一大群集会的西柏林市民，站在紧靠着柏林墙的勃兰登堡门前发表了演说。几分钟后，人们就听到了他的那句关键之词：“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毁这堵墙吧。”它直接而明确无误地表达了里根的真实想法。
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发生的苏联和东欧事变中，柏林墙最终被拆除了。
－－原载：《知识窗》，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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