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访美与邓小平、李鸿章访美之比较

习近平访美与邓小平、李鸿章访美之比较

习近平访美论成败

习近平伉俪的访美行程已经结束，看起来，这是一趟既没有给美国公众留下多少印象，也没有给中美关系带来多大改变的乏味访问。人们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胡锦涛访美做了些什么，虽然胡也曾像习一样买过飞机、见过商贾、躲过法轮功；人们如今能想起来的江泽民访美往事只有不合时宜秀英文、秀歌喉等颇失身份的尴尬事，但习近平访美期间在联合国——中文为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秀英文、在中学秀歌喉的则换成了习夫人“彭嫲嫲”，连这个野史留名的机会也没给习本人留下。料想不久之后，这次被中国官方媒体浓墨重彩极度渲染的“重要访问”就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绝不会比两位前任江泽民、胡锦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留下更多的历史记忆。

就事论事，习近平访美“成功”了吗？——这要看我们如何看待“成功”二字。尚未返国，习近平的随从人员就迫不及待地于九月二十五日以新华社名义公布了洋洋万余言、多达四十九项的《习近平访美中方成果清单》。一看而知，该《成果清单》的文体格式恰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深改”决议文，似出自习氏大智囊刘鹤的手笔。这份厚重的“清单”试图给国内民众留下“硕果累累”的印象，但若滤去华而不实、泛泛而谈的外交词令，其实，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具有突破性或开创性意义的外交成果。大概唯一真实的成果，就是习近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元首地位和威权形象得到了唯一超级大国以礼炮、红毯、国宴等礼遇为表现形式的公开加持而已。

如果习近平访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在国内迷惑民众，借洋人的嘴巴，巩固个人的威权，那么，此访亦可谓之基本“成功”。但是，习近平其实是个自视颇高的人，想必他的目的不止于此。如果中共政府与习近平本人曾经指望此番访美超江赶邓，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次新的转折性、历史性的访问——就像邓小平当年历史性访美那样迷惑美国舆论、拉近两国感情、打开合作大门，事实证明，这一打算完全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中国梦”，以此而论，则此访可谓之基本“失败”。

比不上邓小平，更赶不上李鸿章

国外评论家多将习近平访美与同一时间访美且风光无限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相比，也有人将习近平与此前访美大展个人魅力的印度总理莫迪相比，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在中国国内集权、打虎玩得风生水起的习近平，似乎在国际舞台上还真的上不了台面，对美国大众与国际媒体的“吸睛”程度尚无法与教宗方济各、明星范儿印度总理莫迪相抗衡。但是在中宣部吹鼓手笔下，习近平美国之行却被捧上了天，受到了铺天盖地的夸大宣传和隆重报道。尚未成行，就被提前吹嘘成“习旋风”，甫一结束，即被冠以“旋风七日”称号，这是为了与三十六年前邓小平访美所谓“邓旋风”、“旋风九日”相提并论。驻美大使崔天凯更公开向全球媒体预告：“习近平访美一路有惊喜”，可是崔大使至今也没有点明惊喜何在，想必他指的是习近平到波音公司“扫货”，一个订单就拿下三百架飞机，又到联合国大慷中国纳税人之慨，短短两天一口气撒出去一百八十多亿美元，但此种订单外交、金钱外交和中国土豪到香港、日本、韩国游街“扫货”一样，并无任何新意，哄哄小国寡民尚可，美国公众和舆论几乎对此无感，就“惊喜”程度而言，实在远远比不上无订单的魅力教宗和不撒钱的印度总理。

好在习近平倒也无意于与教宗争风头，他内心里的比对目标应该是邓小平。政治观察家们大都承认，习的个人权势已不输当年邓小平，自然，习也希望其访美成果向邓看齐，以此奠定其内政外交两方面的独特地位。然而，时移势易，今时非比往昔，实事求是地说，习访美之于邓访美乃望尘莫及，根本就没办法相提并论。

而中国外交史上最为“成功”的对美访问，首推李鸿章，次为宋美龄，邓小平大约只能排第三。一百二十年前，七十四岁高龄（以当时的平均年龄，至少相当于今日九十四岁）的大清国首席外交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访问美国纽约，美国官员称李氏访问是“国际大家庭的大哥哥前来探望远方的小弟弟”。此处哥弟之喻当然不是指实力，而是指历史。那才真正称得上是万人空巷、风靡美国，成百上千艘舰船在港口排列整齐，当李鸿章的邮船驶近，礼炮齐鸣，大小舰船鸣号致敬，鞭炮声响彻云霄，此种欢迎规格史无前例。《纽约时报》报道说“无论何时何地在世界上都难以找出比这更美的景致了，也没有哪个海港会有像这样舰船排列的壮观场面”。纽约民众五十万人争睹李鸿章风采，“码头内所有货柜、米袋和一切能越过人群占有瞭望优势的突出物上，都挤满了汗流浃背等候多时的人们”，因为万众争看李鸿章，致纽约城大部分电车停运，百老汇大街一时空旷无比。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屈尊到纽约会见李鸿章。李鸿章在美国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是报刊杂志的头条新闻，《纽约时报》甚至不厌其烦追踪报道李氏饮食起居的各种细节。当李鸿章在格兰特陵墓前悲伤低吟“别了，我的兄弟”之时，观者无不感动；当李鸿章质问“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民主和自由吗？”“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赶出美国究竟能得到什么？”之时，则令人为之动容。李鸿章吃过的一道菜“杂碎”从此成为美国名肴，谓之“李鸿章杂碎”，为此后数十年里不计其数的华人中餐馆赚取了生计。七年之后梁启超赴美发现“仅纽约一隅，杂碎馆三四百家，遍于全市”，此皆拜李鸿章之赐也。后来百老汇剧场和当红的重金属乐队皆有以“杂碎”为名的音乐剧和歌曲作品，可惜这道名菜现在已经在美国绝迹了。

与外交前辈李鸿章、宋美龄、邓小平的风光访美相比，习近平此番访美尽管带上了会秀英语的漂亮夫人频繁出镜，又签下了不少订单，撒出了不少银子，但在个人魅力、国际声望、文化影响力方面其实他弱爆了，简直不值一提。

大国外交的感情与价值之维

李鸿章时代的中国是最没有资格办外交的，因为国力太弱，也完全不懂国际政治规矩，外交云云，不过是一边说狠话一边哭穷，以便争取少割一点地、少赔一点款而已。但李鸿章即兴式访美却大获“成功”，一是因为“美国人民一向对中国人民抱有美好的感情”——从李鸿章访美所受欢迎程度可知此言非虚；二是因为李鸿章的真诚、坦率——虽然李鸿章的坦率多少带有一些“痞子气”。当年李鸿章敢于在完全没有讲稿、没有预案的情况下直接地、面对面地和美国媒体、公众接触并对话，敢于充分展现其中国式幽默、如实回答各种他完全预想不到的尖锐提问，这是如今习近平们连想都不敢想、完全不敢去尝试的最朴素、最古老的外交手段。虽然李鸿章的国际知识有限，答问技巧也并不高，但是，他的真诚、坦率一举拉近了其与美国公众在感情上的距离，正如他用日本浪人打在他脸上的那一颗子弹让伊藤博文难堪，从狮子大开口的日本政府手上为大清国民省下了一亿两银子的赔款。

再说邓小平访美。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访美之所以开启了八十年代的中美“蜜月”，不仅是因为当时两国存在着共同敌人（前苏联）的战略威胁，在联合反苏方面可望建立准战略同盟关系，更是因为中国的国内政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西方世界为学习和开放对象的体制改革政策已经基本形成，这就使得中美两国在感情上、价值上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吸引。没有这些背景，邓访美岂有“旋风”可言？

实际上，中美建交谈判与被视为改革开放里程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幕后准备工作是同步进行的，“建交公报”恰好在三中全会开幕之前两天公布，此事绝非偶然。而在此前不久，中日两国也刚刚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可见外交的成功与内政的变革密不可分。相比之下，同样是在邓小平主导之下的中国与前苏联之间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却一波三折，断断续续谈了十年才完成，远不如中美建交谈判那般果决、那般“成功”。邓小平“旋风九日”的内政基础是中共当局决心学习美日、向西方世界开放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形成，如果邓小平仍抱着毛泽东在国内搞阶级斗争为纲、在国外视美国为“纸老虎”的革命路线不放，即使有遏制苏联的共同战略利益，也很难获得对美外交的真正突破。邓小平访美之所以成功，真功夫都在内政变革、价值趋同之上——至少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公众相信，邓领导下的中国将逐渐在制度、价值上与西方世界趋同。

大国外交有战略之维，亦有价值之维，二者缺一不可，尤其是对美外交，后者可能占有更重的份量。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外交既要讲国家利益、讲地缘政治，更要讲感情、讲信义、讲价值，因为价值取向相近的国家之间天然具有亲和力，而价值取向相反的国家之间天然不容易打交道，尔虞我诈或投机取巧都不是大国相处之道。而在习近平治下的当今中国，其一，并未开辟与美国的新的战略互惠渠道——相反对彼此战略意图的相互猜忌和疑虑却在日益加深；其二，中国也早就止步于邓时代“不争论”和“韬光养晦”的价值模糊，不再有对于民主化、市场化价值认同方面或然向西方世界靠近的正面表现——反而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在背离普世价值的方向上愈行愈远，这就是当年“邓旋风”可以在美国形成而今日“习旋风”只能在中国官媒上存在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今世界，美国仍然是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中方一直期待着的“多极化”国际秩序不仅并未成型，且单极化现状还间或有所强化，“中国威胁”VS“美国强权”显然并不在同一个档次之上。就TPP达成协议的事实而言，制定国际规则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美国手里。就中共官员和中国土豪们一面口头反美、一面悄悄将财产和家小送往美国竞相以拿到美国绿卡为荣这一人人皆知的事实而言，美国与中国的“软实力”差距仍不可同日而语。毋庸置疑，搞好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共现代化战略的外交重点，但是，在战略互疑、价值互反的情况下，仅靠纯粹的外交手段，即使中共的“大外宣”策略可以单方面巧妙利用美国的“政治正确”而一时得逞，即便习近平可以用大订单来获取美国商界精英的好感，而就大国外交的实质层面而言，此类行为终究是小打小闹、小恩小惠，唬弄一时则可，长久维持则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将来若有战略上或价值上的风吹草动，靠这些小伎俩所维持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极有可能也就随之一风吹了。所以，有战略远见的政治领袖必不会把主要外交精力放在此类行为上面。此次访美对于习近平本人和中共当局的教训应当是：若不付出真感情，若继续一味拒斥普世价值，就不可能牢固建立和维系长期友善、合作互利的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动向》2015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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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动向
作者: 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