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3日星期二

黄雀行动(Operation Siskin或Operation Yellow Bird)

黄雀行动Operation SiskinOperation Yellow Bird)是1989年6月下旬至1997年为止,以香港为首人士为了秘密营救在六四事件中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缉的持不同政见者前往香港之行动代号[1]。其中在中国政府1989年6月13日发表《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后,香港人士便发起黄雀行动协助遭到通缉者偷渡离开中国大陆并且之后协助前往其他西方国家。担任营救行动的总指挥为香港商人陈达钲,另外包括人权倡导者、西方外交官、商人、走私份子和香港帮会等不同背景之人士超过400人也曾协助整起行动。
对此陈达钲曾经表示黄雀行动的细节极度敏感,也因此许多涉及的人物和细节在多年来一直没有曝光[2]。整个黄雀行动共救出约800人(其中包括黄鸟行动救出约400人),其中在通缉令中遭到搜捕的23名学生领导人中有15人成功因而获得营救,而借此前往海外人士包括有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苏晓康陈一咨等人。不过过程中中国政府也曾逮捕3名在香港积极参与参与黄雀行动的成员,不过因此入狱的营救行动成员则在香港政府干预下陆续获得释放。

名称[编辑]

黄雀行动自1989年6月上旬展开后,参与人士大多将行动形容为“秘密通道”。不过1991年6月时, 岑建勋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提到黄雀行动时引用中国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借此形容参与人士抢在中国共产党大规模搜捕前救走民主运动人士。而这之后成为行动的主要名称,而该次访谈也成为坊间广为流传的命名说法[3]。 而据司徒华自传《大江东去》中也提到黄雀行动的名称并非出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他的解释是出自曹植的诗作《野田黄雀行》中所提到诗黄雀遭到捕捉但是获得少年救援的故事,借此寓意朋友被捕而自己想尽快协助营救[4]
 邓光荣在接受访问时提到计划黄雀行动时则引用中国成语“黄雀北去,燕子南飞”,借此形容参与人士大规模派遣人员(黄雀)北上做情报工作,与照顾匿藏者(燕巢)取得联系,安排民主运动人士(燕子)南逃转移,(燕:北京一带古称);原因是当年在重重戒严下,电话、书信不能往来机密,电话、书信只能为传语人员作身份验证,但之后为了保护(黄雀)就没有再提及了,也隐藏了(燕巢)的存在,后来(陈达钲)在一次中文大学言讨会中合照后曾公开介绍身边三位(黄雀)成员其中一位(宋贤仁)。

背景[编辑]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过后,中国政府在6月13日发表《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而开始通缉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为首的学生运动领导人,同时也陆陆续续针对事件参与者展开搜捕行动。

计划[编辑]

组织行动[编辑]

曾经参与行动策划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司徒华
事件发生后,由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华等人创立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等香港团体也在数个小时内开始策画营救行动,并且由牧师朱耀明、艺人岑建勋等人负责幕后策划以及支援。其中朱耀明跟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达成共识,在过去没有执行过类似行动的情况下一旦出事便由其负责,同时众人也有心理准备可能随时遭到逮捕。之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一方面和西方国家的领事馆商讨庇护程序,另一方面也开始尝试与香港黑社会以及走私份子联系。
但由于原先联系的帮派要价高而转向找到陈达钲,之后香港著名制片人邓光荣透过朋友高世昌以个人名义游说陈达钲加入行动。陈达钲在和邓光荣、岑建勋、高世昌等人在尖沙咀海运大厦的酒店中会面数个小时进行讨论,最后决定由因为生意关系而与走私客有所来往的陈达钲担任前线营救的指挥工作。
在许多新闻报导中将陈达钲视为黄雀行动总指挥,而司徒华在回忆录上表示当时整个行动只有6名成员知悉而呈现高度保密状态,而整个救援行动则分成多个步骤进行。但是相对于其评论邓光荣时表示:“邓光荣在澳门带来很多影响,甚至为了节省时间而亲自执行行动,但是他依然低调而从不要求他那份应得的荣耀。”司徒华则批评陈达钲仅担任船舰调度的工作并且索价甚高[4],并且提到因为其兄弟遭到中国官员逮捕后便泄漏行动的逃脱路线而带来严重影响,之后司徒华也愤怒地不再将其列为工作成员之一。

香港组织[编辑]

根据司徒华逝世后出版的回忆录,黄雀行动的资金和物资主要来源于当时香港同情民主运动的商人和名人,以及香港殖民地政府广泛的援助。其中包括商人罗海星和著名女歌手梅艳芳等人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也很快知悉黄雀行动的进行,并且亦捐钱支持这次营救行动。《新闻周刊》 的报导指出在行动一开始,黄雀行动策画者便从企业界募集到260,000美元作为任务资金[1]
在偷渡行动中主要由黑社会组织新义安负责成员、装备和秘密走私路线的提供,其中新义安成员会与救援目标进行直接接触并且透过各种途径将其送至香港。另外这项行动也被香港政府视为最高机密,但此举动主要是为了保障英国实施主权。其中行政局对于黄雀行动并不会过问,而香港总督仅作为执行者并且不会公开提到此事。香港总督卫奕信便曾经派出副政治顾问柏圣文直接与黄雀行动高层联络,借此确认民主运动人士的动态,而过去曾经协助黄雀行动的数百香港民众也会获得香港政府的安全保障。

其他协助[编辑]

另外一方面,黄雀行动的成员也和中国大陆边防部队、各地警察乃至于雷达操作员也有所联系,其中分别驻防在珠海市深圳市的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第七支队与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第六支队也曾经提供过支援。在行动中有时甚至警察会放弃缉捕学生或者是在集合点引导流亡者,其中学生领导人李录在抵达秘密集合点后便发现自己与一名警察搭乘同辆车,而工作成员则告诉他如果遭到查问的话该名员警便能够回答正在监视李录作为因应。
而《新闻周刊》在报导中表示在美国和英国情报人员协助下,黄雀行动的营救团队得以多次进入中国大陆执行任务。其中司徒华便提到3名参与六四事件的上海市学生获得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协助而得以出境,并且对于其收集情报的表现表示称赞。而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则表示美国参与这次行动“几乎游走在在法律边线”,并且和其他外国驻华大使馆针对庇护要求者有所合作[1],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提供先进设备、逃生管道、解释内容以及武器等援助。

行动[编辑]

曾经参与行动指挥的香港商人陈达钲在2015年悉尼中国民主化进程及两岸三地关系发展研讨会谈论当年的黄雀行动

展开营救[编辑]

黄雀行动从1989年6月下旬开始进行,并且一直持续至1997年香港回归前才宣告结束。在营救行动进行前参与成员先是参考国际特赦组织所提出约有近800人的名单,其中包括有工人运动领导人韩东方、知识分子包遵信等人。之后成员还参考了三份人物名单以安排计划内容,分别是包括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在内的21名遭到通缉之学生领导人、包括方励之万润南在内的被点名知识分子以及六四事件发生后禁止入境的49名持不同政见者。
在黄雀行动中至少有50次派遣行动小组进入中国大陆,在中国政府正在搜捕的情况下寻找并且安排营救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小组携带有干扰装置、夜视镜以及红外线讯号接收器等,甚至安排化妆师以及准备假证件前来帮助逃犯进行掩饰工作。而小组执行任务的地点包括厦门市广州市深圳市兰州市上海市北京市等地。
其中在获得民主运动人士的消息后行动小组便会派遣认识其的人前往与之会面,之后则由另一组团队安排偷渡至香港。黄雀行动主要偷渡方式包括汽车、火车、飞机、走私快艇等将持不同政见者行经沿海城市进入香港,之后则是将其安顿并且协助他们前往其他西方国家。当时民主运动人士主要经由5条路线偷渡前往香港,包括从蛇口客运码头前往屯门踏石角的青山发电厂附近、从深圳市沙头角前往上水、从深圳市南澳镇前往西贡市、从惠东县港口镇前往柴湾筲箕湾地区以及从汕尾市前往黄竹坑,所需的时间从30分钟到7小时至8小时都有。而有关营救所需的金额基于政治风险和不同尝试次数而介于50,000元港币至500,000美元之间。不过司徒华也透露当时营救吾尔开希时,在其3次尝试逃脱过程中便花费超过600,000元港币。
不过在过程中也曾经与公安机关发生枪战,其中在偷渡苏晓康孔捷生时黄雀行动的快艇便在虎门镇外海遇上两艘边防巡逻艇,随即遭到对方发射照明弹并且以冲锋枪进行扫射。随后双方爆发枪战而造成有人肩膀受伤,最后船只则于屯门踏石角处成功上岸[5]。在营救行动中已知的丧生案例包括有4名成员完成任务驾驶渔船返航时,因为遇上浓雾而撞上水泥船丧命;另外还有2人在遭到公安机关的巡逻艇追捕已经开枪后,因为加速推进的结果造成引擎着火而逝世,对此陈达钲则付了每个人50万元港币的安家费给死者家属。
而在1989年10月时,2名成员黎沛成李龙庆湛江市执行救援王军涛陈子明行动时遭到中国人员逮捕以及判刑。这使得作为黄雀行动策划者之一的陈达钲在1991年前往北京市与中国公安机关高层进行谈判,并且尝试说服后者其行为仍然是基于爱国行为。最后在多方营救以及香港政府施压下两人获得释放,但是陈达钲后来也因而退出黄雀行动(1996)。

营救人员[编辑]

陈达钲之后表示共有约400人通过这次计划逃离中国大陆[2],而司徒华在接受电子媒体访谈时则说所营救的民主运动人士达到800人[6]。对此司徒华也曾经表示之所以能够救出这么多民主运动人士,原因包括有中国国内官员贪污以及民主运动人士获得海内外支持[6]。而自1989年7月开始包括学生领导人李录熊焱、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等人,以及知识分子苏炜陈一咨苏晓康严家其高皋吴仁华刘再复远志明孔捷生等人陆续借此逃离中国。
另外除了参与民主运动人士获得黄雀行动协助外,也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人员透过秘密管道逃往香港。其中在黄雀行动中有成员遭到中国政府逮捕后,至少4名曾经帮助黄雀行动、官阶上尉至少校的军官趁著夜色从广东省乘着快艇偷渡至屯门龙鼓滩。由于行动过于匆忙,这批人在身穿军服、携带冲锋枪和五四手枪武器的情况下便偷渡前往香港。之后这批人则透过关系前往旺角,并且由香港当地人员前往通报香港政府处理。随后保安局为了避免滞留过久而引起争议,在当天晚上便安排4人前往机场并且在24小时内飞往英国[来源请求]

后续[编辑]

人员安顿[编辑]

到了香港后流亡者会先被送至上环的水警总区交接给入境事务处,之后被送往位于上水的新屋岭扣留中心进行脱衣检查以及个别审查。之后在拘留一周期间入境事务处会判断该人是否为政治难民并且核准担保书,不过也有像在广东省组织学生运动的陈破空因为没有通过审查而改从台湾出境。其中黄雀行动的组织者平均为每位流亡者花费超过600,000元港币(约64,000美元)的金费,这包括有营救费、生活费以及出国费用。而在偷渡至香港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每个月会提供3,000元港币给民主运动人士生活,并且还在新界租屋提供流往者集体居住或者是令其个别住在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义工的家中。
其中香港所安排的居住场所大致上以10间房屋作为一组安全屋,分别位于马料水赤泥坪村、西贡市泥涌、上水金钱村、元朗锦田等地区;其中位于屯门蓝地的安全屋更运作至1997年才结束营运,另外富豪花园也曾经安排收容变节的公安机关人员并且为其提供保镖保护。不过早在1989年7月时法国政府便认为收容人数已经接近饱和,在美国尚未开始进行收容工作前便居住许多逃亡人士,而在高峰期更是滞留超过50人。另外当时为了协助居住在香港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香港明爱捐出衣服,林钜成蔡元云等医生为民主运动人士义诊,而香港电讯也提供6部移动电话给持不同政见者播打长途电话[7]

政治庇护[编辑]

牧师朱耀明曾多次协助安排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庇护事宜。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朱耀明很快便透过朋友关系成功游说法国政府提供政治庇护给持不同政见者;而当时将香港作为殖民地的英国政府则主要着重保护逃亡的公安机关和军方成员,并且会将其立即送至英国。美国则一直到1989年10月才开始同意接收,不过其一开始目的则是为了能够从有军事背景者手中取得密码簿。往后有著名民主运动人士前往香港后朱耀明便会同时联络香港政府、美国国务院以及关注人权议题的美国参议院议员。其中柴玲在1990年前往香港后原本美国同意给予政治庇护,但是法国政府则主动提前将其接走。
大部分民主运动人士准备登上飞机前往第三国前,会先前往律师何俊仁的办公室宣誓并且核实身份,之后再取得外国签证。不过虽然黄雀行动自1989年以后仍然持续进行,然而随着时间过去越来越多西方国家因不愿意得罪具有经济实力的中国而不再提供协助,这使得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必须滞留在香港生活。
1994年时,民主运动人士王希哲屯门上岸寻求庇护并且随即高调约见朋友,这使得当时正针对主权移交进行谈判的香港和中国政府陷入尴尬场面。随后政治顾问办公室通知黄雀行动成员必须有所处理,对此曾经参与行动的“Tiger”表示当时让王希哲前往域多利监狱申请担保书,并且故意让原先得以1日办妥的手续花费3天才完成来让王希哲离开香港前都无法曝光。而在1995年至1996年,入境事务处则抽调一组特别调查科成员处理包括移民滞留等问题。1997年香港回归的日期逐渐接近使得安排的逃亡计划开始收敛,部分人士也改由从昆明市经过金三角前往泰国、之后到联合国难民署寻求政治庇护。
而随着香港回归的日期逐渐逼近,许多仍然待在香港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担心往后会受到中国政府迫害,开始要求在1997年之前能够获得其他国家之庇护。对此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发起行动以协助这批流亡者获得第三国政治庇护,同时14名寻求庇护者也联合上书给英国首相约翰·梅杰提到:“我们逃离中国大陆是为了寻求可以提供安全和尊严的法治社会。”之后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答应在回归前解决滞留香港的民主运动人士去留问题,其中在香港生活已久的韩东方等人于1997年5月获得香港身份证,而在同年6月底最后一批逃亡人士则被送往荷兰、挪威等欧洲国家。

影响[编辑]

行动反应[编辑]

在1997年6月香港回归前夕,包括朱耀明等曾经参与黄雀行动的成员一度先行前往美国观察情况,在局势稳定之后才重新返回香港居住。2009年5月27日时,香港正义连线香港民主中国促进会南方民主同盟等组织在旺角行人专用区举行“纪念六四、感谢黄雀行动”公开论坛,并且首次邀请陈达钲向民众介绍当时情况。
民运人士徐水良发表文章称邓小平曾亲自批准通过黄雀行动以极少数异议人士作掩护,向西方派遣中共间谍。[8]

黄鸟行动[编辑]

在黄雀行动进行期间中国国民党海工会也展开同样营救民主运动人士的黄鸟计划,而其主要目标便是将参与相关运动的的400名成员经由台湾送至海外国家庇护。其中营救团队组织成旅行团并且透过化名的方式行经中国大陆各地,之后从福建省搭乘渔船偷渡到台湾。对此当时担任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暨大陆工作会报执行秘书的马英九证实曾经捐1万美元给这项计划,而包括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等许多名人也曾经捐钱帮助黄鸟计划[9]

参见[编辑]

参考资料[编辑]

  1. 跳转至:1.0 1.1 1.2 Melinda Liu. Still On The Wing. 《新闻周刊》. 1996年3月31日 [2014年1月17日](英语).
  2. 跳转至:2.0 2.1 营救八九民运领袖 前线总指挥首次披露 黄雀行动幕后英雄邓光荣、梅艳芳 邓回应:你问佢哋啰. 《苹果日报》. 2009年5月29日 [2014年5月11日] (繁体中文).
  3. 跳转^ 陈达钲谈“黄雀行动”《亚洲周刊》 2011年1月7日
  4. 跳转至:4.0 4.1 曾祥泰. 猎书周记﹕《大江东去》与党的情意结新浪. 2011年7月24日 [2014年5月11日](繁体中文).
  5. 跳转^ 香港‧“六四”后展开“黄雀营救行动”‧300民运人士逃到香港. 《星洲日报》. 2009年5月21日 [2014年5月11日] (繁体中文).
  6. 跳转至:6.0 6.1 曾透露黄雀行动内情 60万元救吾尔开希. 《太阳报》. 2011年1月7日 [2014年5月11日](繁体中文).
  7. 跳转^ 民运人士要剥光猪验证 港英高层力劝黄雀核心:别走近海边. 《苹果日报》. 2009年5月29日 [2014年5月11日] (繁体中文).
  8. 跳转^ 内幕惊人 中共国安特务海内外绝密行动大曝光. 新世纪电视台. 2013-12-29 [2015-03-08].
  9. 跳转^ 陈沛敏和黄敬平. 马英九捐助学生逃亡 3个月薪金支援“黄鸟计划”. 《苹果日报》. 2009年5月21日[2014年5月11日] (繁体中文).

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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