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中国男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左起：梁友能、王传耀、容国团、傅其芳、 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姜永宁。摄影：郑永聚
文革浩劫即将50周年，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悲惨的一幕：几名香港世界级乒乓球星，被引诱去大陆，为国争光，建立乒乓王国。但是在文革中都被残酷批斗殴打，结果全部自杀而死！应了毛泽东对乒乓外交的批示：“要死几个人”。9月22日，习近平首次国事访问美国。先到西雅图的波音公司送“大礼”，以380亿美元订购300架波音客机，还邀得波音到中国设立737飞机组装完工中心；然后再到塔科马市林肯高中，向学校赠送一台乒乓球桌、一批球拍、乒乓球以及中国古典书籍，包括《红楼梦》、《白话史记》、《唐诗》、《宋词》等。他还邀请100名林肯高中的学生明年到中国作客，给师生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习近平黔驴技穷，还在贩卖乒乓外交！
我想起了1983年11月26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日本时，在东京NHK大礼堂对日本青年发表演讲，正式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到中国参观访问的往事。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以为听错了，以为是300人，结果是3000人，真是大吃一惊，这真不愧为中国宏大的气魄。”
报导说，习近平在学校礼堂讲了17分钟话。他除讲述自己年轻时对知识的渴求，希望同学们珍惜韶华，刻苦努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外，更提到乒乓球运动对中美关系发展起到的关键作用。“小球转动大球”。
中美外交正是从这个小球开始的。1971年3月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那正是文革生死决战的时刻。中国已经有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了。主教练傅其芳、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及两届全国冠军姜永宁三人已被迫害致死，几年来训练全部停止，这一届是否参加呢？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得到的批示是：“照办。”“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人”。——公开这个批示时，把“准备死几个人”这六个字给删掉了。
至今没有人明白，为何毛要去打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也准备死几个人？打球又不是打仗。怎么解释这伟大领袖的伟大指示？难道要到球场去造反、斗殴，抢锦标？
乒乓外交的兴起，因为有一批香港球星
说“小球转动大球”，是一个美国选手格伦•科恩，上错了中国队的大轿车，庄则栋主动与他结交，送了他一幅黄山织锦，导致后来美国队的访问中国，发展到中美正式建交。这就是“乒乓外交”的来源。其实中美建交的真正原因，是源于中苏交恶，珍宝岛爆发冲突，毛泽东要拉拢美国以牵制苏联，“乒乓外交”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契机而已。
我们来谈谈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乒乓球王国？因为有香港人！
上世纪50年代，英国人连续夺得3届世乒赛男单冠军。现代乒乓球的传入上海，则是1904年前后的事。上海四马路一家文具店的老板从日本采购了10套乒乓球器材回国，逐渐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流行起来。
1947年与1948年间，上海出现了乒乓球“三剑客”薛绪初、傅其芳、陆汉俊；广州则有“五虎将”梁焯辉、冯国浩、余祖冕、胡启基、钟恩荣。他们曾在香港争雄。之后，穗、沪、港之间的球队经常接触，促进了这三个地方乒乓球的发展。
薛绪初18岁时夺得上海乒乓球锦标赛男单冠军。1948年，他和傅其芳、陆汉俊结伴到香港、南洋一带打巡回赛，在港期间战胜世乒赛冠军日本名将佐藤博治，声名鹊起。薛绪初曾代表港队两次参加世乒赛，夺得一次男团季军；四次参加亚乒赛，夺得一次男单冠军、一次男双冠军（与傅其芳合作）、两次男团冠军。
薛绪初手握直拍，他的反手抽杀号称“将军拔剑”，冠绝群伦。后来庄则栋正是练就这套左右开弓的本领，无往而不胜。连得三届世界冠军。
1961年北京将举办第26届世乒赛时，日本发明了“神秘魔法球”（弧圈球）。这是一种用力向上拉的强烈上旋球，日本队使用弧圈球，把欧洲强队匈牙利及南斯拉夫联队打得一败涂地。
那时日本队正在香港巡回热身，已经在中国队当总教练的傅其芳便派教练庄家富到香港，通过精心分析研究和刻苦模仿试验，中国队制订了“以快制弧”的方案，趁球刚一起跳还不转时就快速压回去，令对方措手不及。
男团决赛时，日本队惊奇地发现中国队居然不怕弧圈球，最后以五比三败下阵来。
薛绪初在香港退休后移居加拿大，于2008年初病逝，享年86岁，得到善终！
傅其芳自杀：被游斗毒打，皮开肉绽，遍体鳞伤
傅其芳1923年生于浙江鄞县，比薛绪初小一岁。他从小喜欢打乒乓球，把一生精力都放在打球上。
17岁时傅其芳到上海读书，与薛绪初同班，就寄宿在薛家。他俩亲如兄弟，一起打球，一起成长。这条永安里是上海一条普通里弄，陆汉俊也住在这里，后来又出了薛伟初（绪初之弟）和刘国璋。当年有人戏言，如以永安里组队，一定会独霸上海乒坛，打遍上海无敌手。
傅其芳在香港时加入星岛体育会，并为《星岛日报》撰写体育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香港的乒乓球水平远高于国内，不但有薛绪初、傅其芳，还有姜永宁、王锡添、冯国浩等。1952年贺龙出任体委主任后，便积极笼络海外运动人才回国效力。当时有一个上海来的教练对贺龙说：“还有个人在香港，很不错，名叫傅其芳，老总敢不敢用？”贺龙是个粗人，答说：“香港有什么了不得？只要他爱国，愿意回来，我贺龙就请他来！”文革时这成了贺龙的一条罪状！
傅其芳于1956年回归，出任国家队总教练。这一年我初到广州，各种“反”的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刚刚过去，广州颇有点升平景象。这一年回国的海外侨生很多，也有不少港澳生，都挤在广州石牌的华侨及港澳学生补习学校。大家心情舒畅，努力读书，准备将来建设祖国。
傅其芳也采用直拍进攻打法。他个子高大，身手矫健，有“三绝”：变化多端的发球抢攻、神出鬼没的“摆短”和正手侧身的“滑板”。因为他在香港经常有机会与各国高手切磋，又参加过国际大赛，见多识广、经验丰富、能征惯战。这一切对于刚刚登上国际乒坛的中国队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
傅其芳以其聪明才智和丰富的乒乓实战经验，培育出一个个顶尖球员，如王传耀、岑淮光、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夑林、王志良、许绍发、丘钟惠等，为中国乒乓球称雄全球立下不世之功。那个时候，他怎会料到未来的悲惨结局？
1966年文革一开始，傅其芳就被打倒了。他被诬为国民党“三青团”的“特务”，一次次被游斗毒打，每每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造反派把他关入“牛棚”，逼他交代罪行。他有什么“罪”呀？因为他是香港回去的，像我们侨生一样，就会有一种“原罪”——“特务罪”。造反派会责问你：“你不当‘特务’，回来干什么？”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不容辩解，不容申诉，傅其芳忍受不了肉体上、精神上受不完的折磨，于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身亡！
十月一日“开放出版社”出版新书：罗宇（罗瑞卿之子）的《告别总参谋部》，前面第三页有一张极珍贵的照片，是毛泽东和一群将领摄于1953年2月，一共十人。毛泽东的左边是陈毅，陈毅的左边是潘汉年。那时陈毅是上海市市长，潘汉年是副市长。他们到北京开会，潘汉年听从陈毅的意见，“说清楚”他当年被党派去见汪精卫的往事，令毛泽东决定要“销尸灭迹”。1955年3月，毛命罗瑞卿秘密逮捕潘汉年，然后制造出“高（岗）饶（潄石）反党集团”案，把他们一网打尽。大家不妨探究一下历史，照片中的十个人（还包括张爱萍、罗瑞卿、杨尚昆、陈丕显等），有哪几个没挨过毛泽东的“整”？
姜永宁自杀：决心要死的有尊严
姜永宁1927年生于广东番禺，四岁丧父，随母到香港生活。他七八岁便到乒乓球室当球童捡球，后当陪练，练得高超球技后被《星岛日报》社看中，聘为杂务，作为《星岛日报》职工参加球赛。他不但能继续打球，且有一份稳定的不错收入，总算熬出头了！1952年他夺得香港单打冠军，同年应邀代表广东到北京参加1949年后第一次全国乒乓球比赛，又得男单冠军。女单冠军是代表上海的孙梅英。贺龙叫人给他带话希望他留下来加入国家队，保留他在香港的一切待遇。一份爱国心令他决定留下来，觉得强大祖国才是久留之地。这一决定使他十多年后死于非命，而赏识他的贺龙也走上同样的命运。
姜永宁1955年再次得全国乒乓球赛男单冠军，并于1957至1965年转任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后担任北京队总教练，直至文革时被迫害致死。1956年他与孙梅英结为夫妇，成为乒坛佳话。
姜永宁是直拍削球手，能两面削球，以守带攻，这在当年并不多见。他步法敏捷，动作细腻，斗志顽强，因而有“拚命三郎”之称。1953年2月，他在布加勒斯特20届世乒赛男子团体赛中，用直拍两面削球，结合反攻打败了第16届世乒赛男单世界冠军李芝，成为中国第一个打败世界冠军的人。
1968年春，也是来自香港的乒坛名将王锡添偷偷对姜永宁说：“听说国家体委造反派已经把傅其芳专政了，将来咱们也麻烦。”大家都来自香港，王预感到他们这批香港归来的都不会被放过。
没过两天，北京先农坛就出现了一张爆炸性大字报：“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一下子令姜永宁惊呆了。1952年他从香港回国得到第一次全国乒乓球赛冠军后，因为爱国，接受贺龙的邀请，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可是现在，他怎么突然成了“大汉奸”，成了“与人民为敌”的专政对象？他百思不得其解，内心痛苦不堪。
1968年5月10日下午5点，北京市体委专案组七八个人抄了姜永宁的家，在一包照片里发现姜永宁少年时拍的一张照片，衣服上印有一个小小的太阳旗。他们逼迫姜永宁承认是“日本狗特务”。
姜永宁为人善良，凄苦的童年造成他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性格。他只能心平气和地解释说：“那时卖的衣服常有太阳旗，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往来。”几个彪形大汉抄起棍棒，朝姜永宁劈头盖脸乱揍。
5月16日清晨，王锡添看着到姜永宁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姜永宁委屈地摇摇头。连挨打都不敢说，还怎么活下去？！不久前，他听说“傅其芳自杀时把绳子勒在耳朵后，那样死不伸舌头，样子也不难看。”他考虑走傅其芳的路。
这天，姜永宁洗完厕所后失踪了。当人们在四楼的一个房间找到他时，王锡添看见他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便含泪隔着门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姜永宁仍然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了进去，见他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那绳子正像人们说的是勒在耳后，舌头没有吐出来，样子一点也不难看……
容国团自杀留言：我爱我的荣誉，胜过生命
容国团1937年出生于香港一个渔民家庭。他祖籍广东中山县，20岁便夺得全港乒乓球单打冠军，又挫败访港的日本世界冠军荻村伊智朗，声名大噪。1957年他被动员回大陆，被安排进广州体育学院。1958他代表广东乒乓球队参加全国赛得男单冠军，顺理成章进入国家队。
容国团用直拍，快攻快打，球路广，变化多，尤精于发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并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在比赛中，他的战术灵活多变，独具特色。
1959年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先后战胜各国乒坛名将，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单世界冠军。1961年在第26届锦标赛上，他与庄则栋、李富荣等队友合作，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1964年后他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使中国女队在第28届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
傅其芳和姜永宁去世后，揪斗“特务”之声依然不绝，世界冠军容国团亦被指为“修正主义苗子”，他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6月20日清晨，容国团被人发现在北京龙潭一个养鸭场的一棵榆树上自缢身亡，死时才31岁。他口袋里的遗书写道：
“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一代球星，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我要问上苍，是谁之过？！
经济学家张五常1989年在一篇文章“雄军尽墨话当年——忆容国团”里说容国团是他的好友。他称容国团为阿团。文章说：
“1957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张五常和一些朋友（大概是工联会的朋友）是支持容国团回去的。张五常写道：“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张五常西向去了美国，成了知名经济学家；容国团北归，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2015年10月4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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