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梦中的高瑜案
——密令与法官 来源:
BBC
作者:
2015年11月26日，北京法院判决：无罪释放高瑜。
——这是我对中国的一个梦。为了这个梦，在判决前，我没有与人讨论案件二审的可能情形，也谢绝了对媒体发表对案情的看法。
假如是这个符合法理结果，不只是我的梦变成了现实，很多中国人的梦也变成了现实，一系列的奇迹便会在中国出现，一个辉煌的时代就可能降临。
然而，这终究只是一个白日梦。奇迹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
2015年11月26日，北京法院真实的判决是：高瑜的刑期从七年改为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因为考虑到重病在身，被告又认罪悔罪，暂时改为监外执行。
判决
这当然比最糟糕的结果好了许多，至少高瑜可以回到家中自设监房，可以与她的爱子生活在一起，律师、亲友和国际人权组织多少得到些安慰，辩护与营救总算有了好一点的结果……虽然大家都明白，这个判决其实只是将捅你七刀改为捅五刀。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之类的赞语，也就没有人说得出口。
急切为此粉饰的人，将这个判决宣传为“双赢”。但是，各自又赢在什么地方呢？是政府成功地利用电视台、利用法庭羞辱了一位勇敢的记者，并且使她在几年之内不能发表文章？是政府利用了高瑜案，震慑了那些也想独立思考、妄议朝纲的记者作家们？还是三次入狱、不断蒙冤，炼就了这位中国最勇敢记者的英名，使高瑜赢得了更多的尊敬？还是庆幸可以拖着重病的罪身，不必在冰冷的牢房迎新年？
这种错乱的解读可以用来理解今天中国错乱的司法，从而可以找到这个国家错乱的根源。
这一切的开始可能是来自某位领导随意的一句话，然后变成了一个求功、献媚者在文件上的批示，很快便成了警察们的行动。即使他们一直在监视高瑜的行动，也一直在偷窥高瑜的电脑，但是从小偷变回警察，还是有忍不住的亢奋。
只是结果没法让他们立功：电脑中并没有将所谓中央文件传输到明镜媒体的物理证据。即使他们诱骗、威迫高瑜认罪，并命令中央电视台予以示众，这个案件却永远没有拥有成案的构件：证据。
之所以没有这个证据，是我的证词已经说明了的：《明镜月刊》所刊的中央文件，原本就不是来自高瑜。
北京的法院判决书中，比较平实地描述了明镜媒体和我个人，并没有将我们戴上“境外间谍机构”、“反动组织”的帽子，相信他们是作了细致的取证。这个实事求是的细节，可以视为中国司法的进步吗？然而，他们一个更关键的缺失，又打掉了我对中国司法的基本信任：他们为什么不向我本人取证呢？向最关键证人取证，这可是这个案件的最必要、最重要环节呀。
证词
北京的法院从来没有找过我。我决定主动献上证词，并且经过了美国三级官方认证，证明毫无疑问来自我的合法文件。然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连文件内容都不看，便拒绝认证。责任当然不在一个最底层的办事员身上，却显示了中国外交官毫无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公证境外人员的证词应是他们的必须履行的工作职责，无关内容。或是，中国的法院从来没有知会过外交部？
可问题是，北京的法院却以没有中国驻外机构的公证而不接受我的证词。即使哭笑不得，在我看来还是必须严肃对待的事。为了更有力证实我的证词之有效，我口述证词予以录影，配上相应文字，再在美国执业律师李进进博士的帮助下，再请美国三级官方认证，并委托高瑜的律师呈交北京法院。
很显然，北京法院不愿意接受我的证词。因为这份证词，再加上警察们没有此案的物理证据，若以中国的法律，也显示高瑜是没有罪的。
来自上峰的密令，却是不能放过高瑜的，当然不是因为那份无关民生国安的、内容八股、而且早已流传的所谓秘密文件，而是高瑜击中时弊、“妄议”朝纲使他们不爽。
警察、检察官、法官能怎么办呢？从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有三点值得细究：为什么警察没有捏造一份物理证据？为什么法官一拖再拖开庭时间？为什么检察官对二审减刑、监外执行没有抗诉？
这是这些官员们良知未泯，是他们的专业素质已经提高，还是他们只是机械地执行上峰的指令？可信的情况是：他们没有主动逞凶、没有主动背黑锅，他们内心很清楚知道，这个案件经不起时间、司法、正义的考验，必定是他们职业的污点。
指令
是的，无论是二审一审，法官们的迟疑是等待上峰的指令，而上峰也在迟疑。不是他或者他们低估了高瑜的影响力，而是这起案件之所以持续被世界所关注，正因为案件反映了中国司法稀缺最基本的公信力，反映了中国匮乏最基本的政治文明，其结果是大大伤害了他们口口声声要维护的中国形象，也大大伤害了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献媚、吹捧的习大大的形象！
于是，将高瑜放出去的密令来了。法官们顿感轻松，比原定的日子提早二审，也许当他们自己有一天作为被告，其自辩词中可以列上一条：让高瑜监外执行是他们在艰难情况下的保护之举。
只是，略有一点法庭基础知识的人都知道，二审中辩护律师所做的无罪辩护便代表了被告对案件的认定。然而，法律文件需要制造一个理由，必须要公开指认被告是“认罪”、“悔罪”的，否则监外执行便于法无据，不能自圆其说。难怪高瑜的律师莫少平将之形容为“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
辩护律师的说法和法庭说法之间的矛盾如此明显，这个“中国特色”的陈词烂调却又是如此地堂皇精妙。难怪莫少平能为众多敏感人物辨护而没有被吊销执照，没有他，很多敏感人物很可能就完全消失在黑洞中。
当然，只要“中国特色”存在，政治文明就不可能生存，一切错乱也就不要奇怪。不仅仅中国司法如此，中国政治如此，中国社会如此，中国的一切皆如此。
——这是我对中国的一个梦。为了这个梦，在判决前，我没有与人讨论案件二审的可能情形，也谢绝了对媒体发表对案情的看法。
假如是这个符合法理结果，不只是我的梦变成了现实，很多中国人的梦也变成了现实，一系列的奇迹便会在中国出现，一个辉煌的时代就可能降临。
然而，这终究只是一个白日梦。奇迹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
2015年11月26日，北京法院真实的判决是：高瑜的刑期从七年改为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因为考虑到重病在身，被告又认罪悔罪，暂时改为监外执行。
判决
这当然比最糟糕的结果好了许多，至少高瑜可以回到家中自设监房，可以与她的爱子生活在一起，律师、亲友和国际人权组织多少得到些安慰，辩护与营救总算有了好一点的结果……虽然大家都明白，这个判决其实只是将捅你七刀改为捅五刀。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之类的赞语，也就没有人说得出口。
急切为此粉饰的人，将这个判决宣传为“双赢”。但是，各自又赢在什么地方呢？是政府成功地利用电视台、利用法庭羞辱了一位勇敢的记者，并且使她在几年之内不能发表文章？是政府利用了高瑜案，震慑了那些也想独立思考、妄议朝纲的记者作家们？还是三次入狱、不断蒙冤，炼就了这位中国最勇敢记者的英名，使高瑜赢得了更多的尊敬？还是庆幸可以拖着重病的罪身，不必在冰冷的牢房迎新年？
这种错乱的解读可以用来理解今天中国错乱的司法，从而可以找到这个国家错乱的根源。
这一切的开始可能是来自某位领导随意的一句话，然后变成了一个求功、献媚者在文件上的批示，很快便成了警察们的行动。即使他们一直在监视高瑜的行动，也一直在偷窥高瑜的电脑，但是从小偷变回警察，还是有忍不住的亢奋。
只是结果没法让他们立功：电脑中并没有将所谓中央文件传输到明镜媒体的物理证据。即使他们诱骗、威迫高瑜认罪，并命令中央电视台予以示众，这个案件却永远没有拥有成案的构件：证据。
之所以没有这个证据，是我的证词已经说明了的：《明镜月刊》所刊的中央文件，原本就不是来自高瑜。
北京的法院判决书中，比较平实地描述了明镜媒体和我个人，并没有将我们戴上“境外间谍机构”、“反动组织”的帽子，相信他们是作了细致的取证。这个实事求是的细节，可以视为中国司法的进步吗？然而，他们一个更关键的缺失，又打掉了我对中国司法的基本信任：他们为什么不向我本人取证呢？向最关键证人取证，这可是这个案件的最必要、最重要环节呀。
证词
北京的法院从来没有找过我。我决定主动献上证词，并且经过了美国三级官方认证，证明毫无疑问来自我的合法文件。然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连文件内容都不看，便拒绝认证。责任当然不在一个最底层的办事员身上，却显示了中国外交官毫无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公证境外人员的证词应是他们的必须履行的工作职责，无关内容。或是，中国的法院从来没有知会过外交部？
可问题是，北京的法院却以没有中国驻外机构的公证而不接受我的证词。即使哭笑不得，在我看来还是必须严肃对待的事。为了更有力证实我的证词之有效，我口述证词予以录影，配上相应文字，再在美国执业律师李进进博士的帮助下，再请美国三级官方认证，并委托高瑜的律师呈交北京法院。
很显然，北京法院不愿意接受我的证词。因为这份证词，再加上警察们没有此案的物理证据，若以中国的法律，也显示高瑜是没有罪的。
来自上峰的密令，却是不能放过高瑜的，当然不是因为那份无关民生国安的、内容八股、而且早已流传的所谓秘密文件，而是高瑜击中时弊、“妄议”朝纲使他们不爽。
警察、检察官、法官能怎么办呢？从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有三点值得细究：为什么警察没有捏造一份物理证据？为什么法官一拖再拖开庭时间？为什么检察官对二审减刑、监外执行没有抗诉？
这是这些官员们良知未泯，是他们的专业素质已经提高，还是他们只是机械地执行上峰的指令？可信的情况是：他们没有主动逞凶、没有主动背黑锅，他们内心很清楚知道，这个案件经不起时间、司法、正义的考验，必定是他们职业的污点。
指令
是的，无论是二审一审，法官们的迟疑是等待上峰的指令，而上峰也在迟疑。不是他或者他们低估了高瑜的影响力，而是这起案件之所以持续被世界所关注，正因为案件反映了中国司法稀缺最基本的公信力，反映了中国匮乏最基本的政治文明，其结果是大大伤害了他们口口声声要维护的中国形象，也大大伤害了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献媚、吹捧的习大大的形象！
于是，将高瑜放出去的密令来了。法官们顿感轻松，比原定的日子提早二审，也许当他们自己有一天作为被告，其自辩词中可以列上一条：让高瑜监外执行是他们在艰难情况下的保护之举。
只是，略有一点法庭基础知识的人都知道，二审中辩护律师所做的无罪辩护便代表了被告对案件的认定。然而，法律文件需要制造一个理由，必须要公开指认被告是“认罪”、“悔罪”的，否则监外执行便于法无据，不能自圆其说。难怪高瑜的律师莫少平将之形容为“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
辩护律师的说法和法庭说法之间的矛盾如此明显，这个“中国特色”的陈词烂调却又是如此地堂皇精妙。难怪莫少平能为众多敏感人物辨护而没有被吊销执照，没有他，很多敏感人物很可能就完全消失在黑洞中。
当然，只要“中国特色”存在，政治文明就不可能生存，一切错乱也就不要奇怪。不仅仅中国司法如此，中国政治如此，中国社会如此，中国的一切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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