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抗战时期活跃在青岛地区的“崂山游击队”有两支，一支由中共青岛市委领导，人们比较熟悉；另一支则是由国民党领导的青岛市保安总队，在艰难环境中坚持到抗战胜利收复青岛，其故事鲜为人知。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2014年第19期 胡博/文 原题目《抗日敌后奇兵：青保游击军》
青岛市民欢迎青保游击军进城
1945年9月13日中午时分，正从抗战胜利喜悦中逐渐恢复日常秩序的青岛市民们发现，一支列队整齐的队伍，正从城西入内。队伍中的军人们身着黄色军服，肩扛日式装备，这一度使市民们误以为曾经占领青岛八年的日军又回来了。但细心的人却发现，军人所戴的军帽赫然配置着青天白日帽徽，而逐渐出现的青天白日旗帜，终于使市民们确定了这支部队是“自己人”！
人们再次欢呼起来，当青岛市民们8月15日从电台广播得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起，青岛就沸腾欢呼起来了。但过去了将近一个月，却始终不见中国军队入驻。相反，在9月11日，市民们见到了美国军队的入驻。
“到底国军还来不来？”
“难道青岛由美国人接管？”
这些话题逐渐取代了抗战胜利的喜悦，成为青岛街头巷尾的议论主题。
终于，这个问题在9月13日得到了答案，因为中国军队真的回来了！
一传十、十传百，整座青岛城都沸腾起来。人们纷纷涌上街头，从他们的眼睛中可以看出热忱、希望和热情。队伍经江苏路、莱阳路，直至抵达山海关路。这段并不长的路途，在热烈的人群中竟然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
亲历者是这样回忆的，“成千上万的市民热烈欢迎队伍……男女老幼同胞和一队队的学生们，鼓掌、欢呼、跳跃，摇舞着国旗，年老的父老在楼上招手……在市民的欢呼声里，充满着热忱、希望、热情，实在难以形容”。
那么这支入驻青岛的中国军队到底是什么部队呢？从队伍中的军旗上可得知，这支部队的番号是——青岛市保安总队。这是一支以胶东人民为基础的游击队，它以青岛东北的崂山为根据地，与日军驻青岛部队大小战斗300余次，成为日军的心头刺，却又屡次试图歼灭而无法得逞。
游击队在艰难中诞生
李先良与投诚日军贾腾茂夫妇合影
1939年的中国，已经进入到全面抗战的第三个年头。在前两年的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只能采取守势，以持久战为方针来拖垮日军。在敌后战场上，则有中共领导的各路武装力量开展游击作战。到了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效仿中共游击战的特点，在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开展大规模的游击作战，全面带动沦陷区内的地方政权和抗日武装。鲁苏战区由此应运而生。在鲁苏战区筹备时，总司令于学忠、副总司令沈鸿烈主张将鲁东地区的各路抗日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并要他们积极行动，实施袭扰作战，使日军无暇顾及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开拓和巩固。沈鸿烈随即以山东省政府主席名义设立鲁东行辕，作为国民政府在鲁东地区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领导机构。
鲁东地区在1937年底即为日军占据，成为全国较早的沦陷区之一。表面上，鲁东地区的军事武装力量只有国、共、日、伪四方，但实际上国民党方面的派系却极其复杂，如CC系、政学系，以及标榜着黄埔系的军统，此外还有各路自成一系的小“诸侯”。这些派系各自为战，又互相牵制，导致鲁东的抗战局面始终无法打开。
1939年1月，属于政学系的鲁东行辕主任卢斌因任用私人、排斥异己，而被地方实力派——山东省第8区行政督察专员厉文礼联合军统人员暗杀，史称“莱阳事变”。卢氏被杀后，由谁来接任主任成为鲁省主席沈鸿烈最为头痛的事情。
“莱阳事变”的发生，已经不适合再从政学系里派人，军统是主要参与者，沈鸿烈更不愿意从中任命，这么一来，也就只能从CC系里物色人选了。经过一番考量，沈鸿烈选中已在其麾下效力达五年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山东省政府委员李先良。
李先良，江苏吴县人，毕业于江苏第一师范学校和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李先良长期从事国民党的党务工作，1933年调往山东，在沈鸿烈麾下任职。李先良虽属CC系，但他的才干深得沈氏赏识，逐渐成为一名得力助手。此外，李先良主张抗日，又熟悉鲁东环境，可以说是一名合适的鲁东抗日政权领导人。
李先良也有弱点。那就是他并不是军人，更没有领军打仗的经验。如果说只是让李先良从事政治或党务工作，那他完全能够胜任，但如要肩负起军事指挥的重担，就有些强人所难了。
事实上一开始的鲁东行辕主任候选人中，李先良只位列第三，完全不具备与第一候选人卢斌的竞争力。但是卢氏的死亡，以及第二候选人已经外调任职的结果，使得第三候选人李先良上位了。
李先良知道自己不擅军事，他也怕自己担负不起鲁东抗战的重任，于是在得知自己即将被任命为鲁东行辕主任前夕就躲了起来。李先良多年后回忆，他当时“避往栖霞蛇窝铺村的青岛市律师公会会长牟绍周家”，结果牟绍周力劝李氏以抗战大局为重，山东省保安第3旅旅长赵保原也来“促驾”，这才“只有跳火坑”似地在一周之后前往行署驻地莱阳赴任去了。此时，鲁东行辕改称为鲁东行署。
卢斌的前车之鉴，使李先良在物色部属时尽量任用派系色彩不明显的人。他的这个明智决定，很快就稳定了鲁东政局，各路不安实力派虽想发难，但却没有任何理由。局面稳定之后，李先良就开始筹划组建起自己的武装，他知道卢斌之所以会那么容易被杀，主要就是没有自己的可靠武装。
李先良首先与“促驾”的赵保原抱成一团，使赵氏脱离第8行政区的节制，另组第13行政区。有了赵的全力支持，李先良得以站稳脚跟，随后他在毕业于黄埔军校的行署警保处长洪彪的协助下看中了适合效命于己的武装——山东省游击第2总队第3大队（大队长孙式庵）。该大队成立于1938年2月15日，全由青岛籍人员组成。起初只有官兵80人，装备也仅有手枪3把、大刀50把、土炮4门。经过一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一支有官兵300余人，枪200余支，成员大多由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组成的抗日武装。
孙式庵因无门无派，在夹缝中勉力维持，心力憔悴。此次得到李先良抛来的橄榄枝，自然一碰即合，当即表示坚决服从主任的命令。李先良随即将第3大队扩编为鲁东行署独立营，任命行署参谋长洪彪兼任营长，孙式庵任营副，时为1939年7月2日。
有了自己的武装，李先良便以莱阳为根据地大力开展游击战，他以行署主任的身份联合八路军，在朱兰召开军事会议共同商讨抗日大计，并促成各路武装出兵组成鲁东抗日联合军。联军成立后，先后在莱阳、栖霞、掖县打了三个漂亮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就在鲁东抗日形势走上正轨时，警保处长洪彪却因难以适应敌后作战请调他职。洪彪的离去使李先良失去了得力助手，更使鲁东军事无人应对。这时候，一个年轻人毛遂自荐，使鲁东地区的游击战得以继续开展。他就是时任行署副官主任的高芳先，时年25岁。
高芳先，山东即墨人。工人出身的高芳先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参加爆破队，因在作战中的勇敢表现而被破格提拔为中队长，此后得到李先良赏识，被调为随从副官。
高芳先虽然没有读过军校，但颇有军事头脑，他将游击战总结为五个原则，即：不打赔本仗；避实就虚；争取主动；占“面”不重占“点”；白日潜藏，夜间活动。在这番主张以及李先良的全力支持下，鲁东地区的游击形势得以持续发酵。
时间推进到1942年2月，山东省政府因沈鸿烈和于学忠争权失败下台而被迫改组。新任省主席牟中珩到职后，首先拿沈氏亲信李先良开刀，他把鲁东行署给裁掉了。
牟中珩的这一招，李先良早在一年前的于、沈之争中就有所防备。为了保存实力，他找到沈鸿烈，建议成立青岛市行政机构，为将来开展青岛的游击工作打下基础。沈鸿烈担任青岛市长数年，对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李先良于是在莱阳成立办事处，从行署特务营抽调两个连作为基础扩编为青岛市保安大队（大队长孙廷镛，辖三个中队），原特务营降编为卫队连。保安大队成立后便奉命开赴崂山乡区配合办事处开展行政工作，建立起根据地。
李先良卸任行署主任之后，就以青岛抗战为鲁东抗战之重为由，在已经抵达重庆的沈鸿烈帮助下，被任命为青岛市代理市长。就这样，李先良带着他的卫队连前往崂山，揭开了崂山抗战的新篇章。崂山之花即将绽放。
崂山之花：大战80余次，小战200次
崂山战地
崂山，位于青岛市区东北方，离市区仅15公里，海拔约1000余米，占地百余里，层峦叠嶂，幽谷悬崖，是一个十分适合打游击战的地方。李先良选择崂山为抗日根据地除了地形外，还有两个重要理由。其一是他本人在青岛从事党务工作数年，对当地地形了然于胸。其二，崂山进可攻、退可守，游击队可以利用地利、人和的优势，广泛开展游击拖垮日军，进而威胁青岛这座山东的军事重镇，使日军不敢轻易调兵离开，反而要在大后方集中更多的兵力来对付游击队。
在1942年到1945年这四年中，李先良指挥游击队与日伪军大战80余次，小战200余次，屡次告捷。而日军为了拔除崂山根据地，也屡次实施扫荡作战，长则一周，短则三、四日，却无一成功。不仅如此，在崂山游击队的影响下，沦陷区的爱国人士不断前来参军，伪军部队也逐渐动摇并进而反正，甚至连日军官兵也有投奔者，严重打击了日军士气。
在这种形势下，李先良于1942年8月从保安大队抽调一部分骨干，以卫队连为基础，编组成立青岛市督察大队（辖四个中队），由高芳先任大队长。部队成立，人员是一个重要环节，装备更加重要。但在敌后游击的艰苦环境下，深入敌后的游击队很难从国统区获得装备，于是他们只能靠抢。抢伪军的装备！
下四方警察分驻所，驻有警察40余人，大队长高芳先决定从第3中队挑选20名精干对分驻所发起攻击，夺取枪械。
突击队利用夜色潜行，他们以当地居民用来晒大粪的粪堆作为掩护，逐渐靠近目标。伪警虽然有所警戒，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游击队会从粪堆这个方向过来。当突击队成功抵达分驻所外墙后，中队长于承芳并没有命令立即进攻。众人询问原因，于承芳只是说“再等等”。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突击队的每一个人都十分紧张。当于承芳看到手表走到10点整的时候，终于下令行动。只见突击队员先是将分驻所外面的两个岗哨予以解决。随后鱼贯进入分驻所内部，于承芳此时又命令不要开枪，以防附近的日军据点听到枪声应援。
队员们尊命行事，轻声入内。早已打入伪警内部的内线前来接应，引导众人直接前往会议室，将正在开会的伪警官数人俘获，并一一缴械。突击队的行动惊动了在隔壁的伪警10余人，他们发现情况不妙随即开始抵抗，双方因此隔屋射击。这时，一名突击队员投掷手榴弹，其余队员随即猛冲，将这些继续抵抗的伪警或击毙，或缴械。突击队员又继续扩大战果，将枪械室内的枪械、子弹、手榴弹等全部搬走。
位于清水沟的日军在听闻警察分驻所传来枪声后，立即派兵用三辆卡车运送前往。这时负责掩护的两名突击队员在东山顶予以伏击，他们在对头车各射出五发子弹后即行转移。而日军在遭到伏击后停止前进，纷纷下车警戒。两名队员成功完成了拖延日军援兵的任务。
下四方警察分驻所一战，计缴获手枪4支、步枪20余支、子弹2000余发。是历次作战中较具代表性的一战，此后游击队四处出击，不断从伪军各据点中缴获枪械来武装自己。不仅如此，游击队还深入青岛市区，从日军的学校、纱厂获得部队的必须品。尤其是纱厂的布料，都是日军军服的材料，材质优良，成为游击队军服的首选。
游击队的频繁活动，终于引起了青岛的日本驻军——第5混成旅团的注意。在特务机关的侦察和汉奸的帮助下，日本宪兵于10月23日对崂西区的荆条涧村突然包围。当时高芳先的大队部正在这里驻扎，他虽然率部抵抗，但势单力孤，不幸负伤被俘。
日军知道高芳先是崂山游击队中的一名重要指挥官，他们在威逼利诱高氏投降未遂后，决定将他处死。李先良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虽曾组织营救，但没能成功。高芳先的枪决似乎已成定局，包括李先良在内的一众游击队员都为失去一名优秀的指挥官而感到惋惜。
没曾想就在12月3日日军即将行刑前夕，高芳先趁日军士兵开门送饭之际，联合同监犯人发起暴动。他们一拥而上，将日兵扼杀，随即取出钥匙破狱而出。日军看守根本就没想到犯人会越狱，等到发现时，高芳先等人早就脱离了危险。
高芳先的归队，振奋了游击队的士气，却使日军气得哇哇直叫。他们展开了为期数日的全城大搜捕，并组织部队对崂山实施扫荡。但一连数周，颗粒未收。
1943年3月，李先良将保安大队和督察大队合编为青岛市保安总队，任命在军中声望最高的高芳先担任总队长。此后保安总队依旧积极行动，至1944年已经发展为一支拥有四个大队4000余人、可以对据点发起正面攻坚的“正规军”了。
俘获的伪军
日军设在黄山的子母碉堡，是遏制游击队向青岛市区发展的关键通道，守军是伪军的一个中队。总队长高芳先在所部不断壮大之后，决定拔除这个挡在眼前的钉子，他将这个艰巨的攻坚任务交给了第2大队。大队长于承先从所属三个中队的第1分队挑选合适队员组成三支敢死队，每位队长各带15人，由于承先亲自率领。敢死队每人身佩10发子弹的崂山造手枪，10枚手榴弹，并携带有雷管、火药以及两张钉上用水浸湿的棉被开始了对日军黄山碉堡的进攻。
战斗发起时，由第2大队主力佯攻，吸引伪军注意力。敢死队员兵分两路从旁接近，他们在特制方桌的掩护下迅速靠近子堡两侧，随后采用装有40节火药的雷管深入碉堡底部予以点燃。只听“轰隆”一声，两座子堡纷纷倒塌。
子堡的丢失，意味着母堡的伪军失去了依托，他们只能龟缩在母堡里负隅顽抗。督阵的高芳先于此时命令敢死队改实攻为佯攻，使伪军将注意力放在防备敢死队爆破上，而总队直属的特务大队发起突击，他们在成功抵达母堡下方后，采取爆破方式将母堡一炸为二。
母堡未倒，游击队感到意外，但很快就反应过来的队员们立即攻入堡内，将被烟雾呛的没有反抗能力的残余伪军一一俘获，黄山据点就这样被保安总队消灭了。
整个战斗历时半天，歼灭伪军一个中队，保安总队仅有一人阵亡、一人负伤。黄山战后，保安总队的规模在继续扩大，他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在太平镇战斗中再次歼灭伪军一个中队。
伪军的不断反正，使游击队的威名越来越大，甚至影响到了士气日益消沉的日军。终于，在1943年6月2日，发生了日军士兵向游击队投诚的事例。
渡贯峰作，日本长崎人，原为日军曹长，他因对战争前途产生悲观情绪，以及屡次受到军官压迫而投奔保安总队。渡贯是第一位向保安总队投诚的日军士兵，李先良起初认为此人是日本间谍，对他采取监视的方式。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观察后才确定渡贯确实是真心投诚，就让他下部队当了一名二等兵。
渡贯擅长使用机关枪，他成为了一名机枪射手。在游击队进攻大崂据点的时候，渡贯的精准射击，有效压制了敌军，成功掩护爆破手靠近碉堡将其炸毁，他因此被提拔为上等兵。在此后的战斗中，渡贯依然十分勇敢，冲锋陷阵从不退缩，靠着战功不断得到提拔，在抗战胜利时已经是保安总队的一名中尉分队长了。
除了渡贯峰作之外，还有不少日军陆续向游击队投诚，这其中还有军官。
伊东好夫，日本东京人，原为日军骑兵少尉，于1944年6月6日投诚，这是第一位投诚的日本军官。伊东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民主思想，他是因为看不惯日军内部的蛮横专制而选择向中国军队投诚的。
由于伊东反感战争，他在投诚后并没有被编入部队，而是安排从事编写战讯工作。伊东很擅长写宣传语，读起来令人动容。李先良干脆就让他在今后的劝降工作中负责文字的编写，对劝降日伪军起到很大的作用。
加藤茂，日本岛根人，原为日军海军陆战队曹长。加藤是在1944年4月21日带着自己的老婆一起向保安总队投诚，这也开创了日军携妻向中国军队投诚的先河。加藤和渡贯一样，都是操作机枪的好手。不过加藤对枪械更加精通，于是他被安排专门教授士兵怎么操作机关枪，进而帮助修械所改良兵器。抗战胜利时，他成为了保安总队的少尉分队长。
从1943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日军前后向保安总队投诚的有30余人。李先良认为这些投诚的日军官兵意义十分重大。他们的行为增强了中国军队抗战到底的信息，增加了主动作战的积极性，通过他们获得了很多准确的情报，打击了青岛守军的士气，进一步引发日军内部的厌战情绪。除此之外，保安总队还有其他国籍的人员，如朝鲜人、俄国人，甚至还有流亡青岛的犹太人，这使李先良的部队一度被人戏称为“多国联军”。
尾声
抗战胜利后，青岛市保安总队成为第一支接收青岛防务的中国军队。为了使部队显得更加正规化，李先良将部队扩编为青岛市保安第1师，由他兼任师长，高芳先任副师长，所属部队整编为三个团，分别由孙克送、于承芳、董修璋担任团长。
1946年7月，青岛市保安第1师在经过国防部的点验之后，被认为编制不足而撤消番号，部队仍旧使用青岛市保安总队的称呼。1948年10月，保总改编为青岛市保安旅，总队长高芳先改任旅长。一个月后，高芳先外调担任第91师师长，总队长由王金祥继任，直至1949年5月青岛解放为止。
李先良，抗战胜利后任青岛市市长兼青岛市警备副司令。1949年随军撤往台湾，1957年受聘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1993年因病去世。李先良于1948年编写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成为研究崂山游击战的宝贵史料。
高芳先，1949年随军撤台后升任第50军副军长。由于他并非正规军出身，在军界处处受到排挤，被迫于1953年提前申请退役。此后他隐居台中，致力发扬国术，于1980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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