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9日星期四

平西抗日游击队

      卢沟桥事变后,在北平近郊及西山一带迅速出现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它戴着红蓝袖箍,自称为国民抗日军。群众看到队伍中有很多青年学生,都叫它学生军。 
  这支部队是1937年9月5日在三星庄村正式命名为国民抗日军, 
随即由高鹏提出领导人选,也由大会通过。领导人是:司令赵同、副司令郑子风、参谋长包旭堂、政治部长高鹏、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汪之力、军政委员赵同、高鹏、汪之力、郑子风、包旭堂、陈大凡、纪亭榭、任福祥、宋鸣皋、刘凤梧、杜伯华、霍炎。然后由江之力代表军政委员会手持红蓝两色并绣有国民抗日军字样的军旗向司令举行授旗典礼,赵同正步向前敬礼双手接旗,再走回队伍前宣布国民抗日军正式成立。全军发红蓝袖箍,蓝色象征沦陷了国土,红色象征战斗。当日军政委员会通过总队、大队领导人,原有总队长都未更动,而有更多的党员及积极分子如王文、张如三、于善甲、王达、金震中、冷拙、史进前、霍至德、王建中、阎铁、尚英、黄秋萍、贾嵩明等人均出任大队干部。 

  1937年9月间我军指挥部驻扎在大觉寺,以妙峰山下诸村落为依托,在周围开展群众工作与发展武装。这时散在北平近郊的抗日部队据传有:宫长海、樊明子、冯焕章、高彬如、李廷芳、高宪章等30余股,但人员复杂,装备不齐,小股几十人,大股数百人。其中高宪章部原为冀东保安队,有四五百人,步枪全是新的捷克式,有机枪20余挺,他们想南下怕站不住脚,虽与日军拉上关系又不敢靠近城市。现在听到我们胜利消息,极愿与我们联合。但赵同摆下鸿门宴,以倒水为暗号,缴了前来会见的高宪章及其卫队的枪,吞并了高的部队。此后因赵同手毒心辣,北平近郊部队再无人敢来与他谈合作。党不得不对高的部下进行艰苦的团结工作以巩固他们。 

  9月一总队在城郊活动时,任福祥曾阴谋杀害纪亭榭及党的一些活动分子将部队拉走,为王文、包乾等发觉后转告给纪,纪当赵同面拔出枪来问赵“要抗日还是要你舅舅”,随即叫任前来对质,并收了他的两个弟弟及儿子的枪,准备枪毙他们。任跪下恳求留他儿子的命。赵亦代为求情。王文、包乾为了团结赵也劝纪从宽处理,最后给他们一些钱,驱逐任氏一家出部队。接着军政委员会任命纪亭榭为一总队总队长,陈大凡为总队副,党开始在一总队树立起牢固的领导。 

  秋雨连绵,天气转凉,根据党的指示,队委决定大力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并及早为进山做准备,经高鹏建议军政委员会任命汪之力兼任政治部主任。建立地方工作科,以焦若愚为科长。政治部一面在南口、阳坊、北安河、温泉、门头沟一带发动群众赶制棉衣3000套,一面在各地筹组抗日救国会。组织宣传队,出版“火花”报,并广泛开展歌咏及演出活动。 

  由于部队在这一带活动时间长,和群众关系密切,当地农民纷纷自动参军。当时二总队驻温泉,一总队南下门头沟、长辛店,三总队东过清河,整个部队背靠炒峰山,面向北平的北、西、南郊扩充部队,收集枪支,’不到一个月部队激增至3000多人,党员及积极分子如沈海清(林一民),戴昊、佟旭野、曹裕民、张维、曹勋、汪为、邹富民、谢浩、聂品、谭伯、吴力前、汪雨、胡旭、胡可等陆续前来。队委把后来的干部,大部派到三总队,以加强这个总队的领导。 

  1937年9月,敌人步步前进,先后攻占大同、保定及沧州。 

  但八路军进入山西后,却于9月25日在平型关歼敌板垣师团部分,获得我国抗日战争的首次大捷。敌人为了对付八路军必须安定平津基地。因此为了彻底消灭令他们十分头痛的“西山赤匪” 

  作了周密的准备,终于在10月3日、4日开始了这次秋季合围扫荡。 

  敌人准备扫荡的消息我们早已知道,敌人开始动作,我们立即觉察。9月底,指挥部通知一、三总队急速回靠西山,一总队很快即开回,只有三总队在副司令郑子风率领下,虽过了平绥路,但仍在清河一带徘徊,迟迟不向主力靠拢。 

  10月3日过午,我军设在炒峰顶的排哨,突遭敌人12架飞机轮番轰炸。总队长纪亭榭正在那里,炸翻的土把他埋了厚厚一层,有个邮差被炸死。这无异是给我军报警,表示敌人扫荡业已开始。我军立即通知所有部队迅速按原订计划进山。指挥部及一、二总队黄昏后开始行动,连夜急行军,北上几十里从南口西南北流村山口进入山区。第二天敌人出动一个师团近万人的兵力,配有飞机20架,坦克20辆及骑兵部队,分路合围全面扫荡战,没有接触我们主力的一兵一卒。我们做好的棉衣也随军运进山里。只有三总队,郑子风不按命令向主力靠拢反而主张东去,引起我们的党员黄秋萍、戴吴、贾嵩明、尚英等激烈反对。最后总队长刘凤梧听从我们的劝告决定西开,他的老上司,一怒之下,独自进城去了。部队经过这番游移,通过敌人西山包围圈时,天已大亮,部队硬行闯过,遭到一些损失。 

  在北平近郊活动的30几股小部队,大部在敌人合围扫荡中被冲散,随着敌人对平郊控制的加强,今后很难再行集结起来了。 

  敌人这次的大规模扫荡总算有点可怜的收获,但扑捉“西山赤匪”的计划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我们西山游击队却从此真正进入西山根据地了。 

  队委根据上级指示与我们对山区情况的了解,决定把根据地的中心放在宛平的七、八区即青白日、斋堂、清水一线。那里回旋地区大,群众生产条件较好,当地又有我们地下党的组织。因此我军到昌平山区后即派焦若愚同志去宛平七区找地方党。当即找到地下党的负责人魏国元和张又新等同志。 

  当时宛平地区政治情况更为复杂,以斋堂为中心的宛平八区,地方势力最大的是谭天元,国民党的县党部委员,卫立煌来时封他为宛平县长。 

  宛平地方民团势力也比较强大。日军大举清剿北平西郊时,著名的东北抗日将领宫长海率部200余人进入山区即为他们消灭并将宫长海打死。 

  我们地下党员当时集中在七区青白口一带,他们和两股较大的民团李文彬有联系。我军进入七区无问题,但进入八区则有问题。于是七区地下党寻找八区民先队员,通过区的实力人物和谭天元联系。 

  最后由焦若愚、刘平代表我军,由地下党彭城同志引导和谭天元的代表八区区长杨运棠等在军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他们允许我军开入八区,但不能停留过久。10月下旬焦若愚从军响回到大村,说联络工作已做好,斋堂一带地方主要人物欢迎我们去,但偏远山村的头头却在串通,想阻截我们,在他们还举棋不定的时候,部队要尽快行动。于是游击队连夜过永定河,开进宛平七、八区。指挥部及一总队进驻东西斋堂,以二总队伸到青白口,雁翅向门头沟以东活动,三总队西进上下清水向察哈尔方向警戒。经过地方党的推动,清水、斋堂、军响、青白口各地方人士及群众公开欢迎部队的到来。各总队到达驻地后立即进行讲演,唱歌、演剧等各种宣传文艺活动,造成多次的军民联欢的山区少见的热闹场面。 

  这里地方党员共有20多人,他们帮助部队了解情况与团结地方人士。部队又抽出焦若愚、佟旭野、宋元等同志与当地区村政权配合安排部队的供给,并进一步与地方有势力人物搞好关系,帮助训练当地民团,进行群众的宣传教育并着手组织抗日救国会。这样我军在宛平七、八区也稳定下来。 

  游击队开始进山时,因山区生活比较艰苦,敌人扫荡后又加强对平原地区的控制,敌我斗争日趋紧张,一些不稳定分子纷纷脱离部队因此减员较大。当时一二总队有七八百人,三总队有四五百人,全军尚有2000多人,枪技有余,机枪有四五十挺,半个月后虽然还有个别逃亡,但人员基本稳定了。 

  1O月中旬,我军继三星庄大会之后,又在斋堂召开第二次全军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开除副司令郑子风、参谋长包旭堂、一总队长任福祥等军籍并免除各种职务,再度宣布严整军纪,增选常戟武、王建中、沈海清为军政委员,并由常戟武继任参谋长。会后对大队、中队的干部又做适当调整。王建中任政治部主任,不久调王去二总队仍由汪兼主任。在此期间政治部开展对以相抱轮为代表的托派理论的批判,赵同也参加了。党组织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将队委改为中心队委,各总队及直属队分设四个队委,由陈大凡、王建中、沈海清、王远因任各队委书记,中心队委由各队委书记及书记汪之力联合组成。党又决定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当时在宛平及以后到阜平先后发展入党的有杜伯华、金震中、王文、包乾、冷拙、王达、霍宝林、汪为、胡旭、胡可、聂品、吴力前、谭伯、那恕、曹勋、谢浩等,这些都是部队中主要骨干。因此党的领导作用又进一步得到加强。 

  当时部队的前哨,伸到门头沟,不时派出一些小部队到平原地区活动。对刚刚通车的北平到张家口的铁路及近郊汽车往返的公路线经常进行一些骚扰性的战斗。向察哈尔方向派出侦查队,全队着手在山区进行过冬的准备。 

  1937年门月,太原、上海相继失守。八路军为了坚持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朱、彭命令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组建晋察冀军区。但山区消息闭塞,去察南侦察员回来,只听说到八路军开进华北,无从得到确实证明。因此当10月底八路军总部突然派胡敬一、吴伟、赖富等12名干部给游击队带来朱德、彭德怀亲笔签名的长信时,对于部队的党员与积极分子不能不是极大的震动和鼓舞。白区的党对红军、对党中央久已十分向往,所以对来信特别感觉温暖与亲切。这封信名义是写给国民抗日军司令的,但开头即是写“老胡同志从平郊来,得悉部队情况”,老胡即北方局路过游击队,去后方联系的胡敬一同志,因此这信实际是写给党的队委的。信中详细说明抗日有关的各项政策,说明建立根据地与进行游击战的方针,实际是对游击队的全面的工作指示。信中更介绍吴伟同志带来的工作组来帮助游击队建设根据地并负责双方联系。 

  中心队委当即决定将信件在部队中公开传达并在油印刊物“火花” 中刊载全文。随着又在部队中展开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统一战线的广泛宣传及有关共产党、八路军的历史教育。 

  游击队于11月中旬开赴蔚县补充被服、弹药,杨成武、邓华、熊伯涛等领导同志热情会见赵、高及各总队干部,两支兄弟部队的汇合情绪更为热烈。 

  1938年1月5日,聂司令员在全军大会上宣布将国民抗日军编为晋察冀第五支队,负责建设平西抗日根据地。任命赵同为支队司令员,高鹏为副司令员。支队不设政委,由汪之力任政治部主任,汪是部队中唯一公开的共产党员。常戟武为参谋长。一总队总队长纪亭榭、政治处主任陈大凡;二总队总队长王建中、政治处主任杜伯华;三总队总队长刘凤梧、政治处主任沈海清。各大队大队长有王文、包乾、李望东、金震中、翟宝林、李育民、江声、王洁清、韩庄等;政治指导员有张如三、王达、于善甲、霍至德、史进前、曹裕民、黄秋萍、尚英、戴昊、那恕等。军政委员会仍保留,以各总队负责人为委员,以赵、高、汪组成领导小组以汪为组长。司令员命令须有政治部主任联署方能生效。中心队委改为总支,由王远因任总支书,各总队设支部,支部书记为一总张如三,二总史进前,三总尚英,均受各级政治主任领导,所有党组织及党员均不公开。 

  我军离宛平西去时,地方党与胡敬一、吴伟、焦若愚同志等共同坚持工作。不久,苏梅、陈群、陈仲三同志由北方局从天津派来。十一二月间留在北平城里的一些负责同志如刘杰、李光汉、刘慎之、杨春圃、葛森、沈之谦、郭有明、王子展、王巍、韩金亭、李金亭等前后来七区。乃决定组织“平西游击第一支队”,队长吴伟,队副陈群,有干部60多,带枪战士只有20多。 

  日寇扫荡边区后,民团不稳,他们难于开展工作,乃于1938年1月离开宛平,沿国民抗日军走过的路线,于2月到达阜平。到后有些干部另分配工作外,大部编为邓华支队及随军地方工作队。 

  这时总部根据中央指示已决定开辟冀东地区的部署。晋察冀军区从一支队抽调部队编成晋察冀六支队,由邓华任司令兼政委,李钟奇任参谋长,林铁任政治部主任,苏梅任副主任。于3月初先到平西,他们到后开始收编民团建立政权。5月总部从一二○师调宋时轮十二支队来平西与六支队合编,宋为司令、邓为政委的四纵队。于5月26日开始挺进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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