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內戰烽火連年，導致一波波的難民被迫流落異鄉，令各界深感同情與悲痛；不過遠隔千里的東亞大陸上，也有一群在社會底層不斷被壓榨、迫害的中國人民想要出逃，卻被中共集權專政所建造的強大「鐵籠」給束縛；反觀因為中共制度性腐敗滋生的中共貪官，卻利用特權不斷的挾帶鉅款潛逃出境，令人不勝唏噓。
據中國社科院2011年的調查顯示，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8年以來，包括「裸官」在內的各種貪官外逃人數高達1.8萬人，並捲逃八千億元人民幣。不過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理事長楊憲宏表示，「這些官方數字其實是低估了」，他舉美國金融監督機構2012年的調查報告表示，2000年～2011年間，中共貪官洗到海外的髒錢總共將近3.8兆美元，2012年更攀升至1兆美元，2013年甚至恐超過1.5兆。
楊憲宏表示，「中國沒有內戰，但問題卻比內戰還嚴重」，中共官員幾乎是無官不貪，且大部分是把配偶、子女及大部分財產移至國外的「裸官」。從美國所掌握的資料來看，有高達190萬名中央到地方的各種大小官，在海外有存款或其他資產，因為他們很清楚，「共產黨沒幾年能活了，還不如先把錢移出海外去才好逃難。」
「共產黨本身就是一個斂財工具，是巨型的老鼠會」，楊憲宏批評，中共官員則是一群盜匪、小偷，根本沒有任何道義可言，只是「脆弱的多數」，許多貪官早已讓他們的子女取得外國的國民身分，卻還在裝模作樣搞民族主義，欺騙中國底層的民眾。
相較於中共制度必然產生的「貪官」，被壓迫的中國底層民眾及2.8億的農民工，則是中共用制度創造的「二等公民」。
中共於1958年通過了《戶口登記條例》，將人民劃分為「農村」與「非農村」，規定農民若想遷居城市，必須持有雇用證明、學校錄取證明及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遷入許可證等。但因為城市裡的分房、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福利與資源，是單位所提供，所以農村人民不能適用。即便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共鼓勵大量農民進城投入各種非農業的經濟活動，但戶口制度仍未取消，並用低廉的工資壓榨農民工。
「戶口制度說白了其實是奴隸制」，近年才從中國逃往泰國的宋志宇表示，很多農民去做建築工人，睡的工棚是大通鋪，吃的大鍋飯沒什麼肉，沒有任何社會福利保障，每天工作12小時大約才賺200塊人民幣，「這還是在大的城市」，稍微偏遠的農村就非常慘，甚至留在自己家鄉的「看守兒童」，上學時還要帶柴米在路邊燒飯吃，真的是很悲慘。
「農民工若是敢多要錢，只有喝農藥的份」宋志宇說，工地裡的包工頭其實是共產黨的代理人，賺了錢還得要跟官員分贓，他要是覺得划不來就跑了，農民工就一毛錢都拿不到，若要是敢抗議，他就叫警察來抓人。
他舉例，在2008年時，有300名教師因為學校拖欠2年沒給工資，集體到哈爾濱抗議，在與官員僵持不下時，突然來了很多黑衣人，每人手持盾牌把300名教師團團圍住後，開始往裡擠，擠的這些教師又哭又叫的，然後再把人抓起來，強行遣送回當地關起來，結果「幹了2年活一分錢沒給」，這就是共產黨。
「做奴才有肉吃，做奴隸有飯吃」
「在中國，你如果做中共的奴才，可能會有肉吃；如果做中共的奴隸，可能會有飯吃，但如果你想站起來，說出一點不同的聲音，那你就會有茶（碴）吃。如果奴才、奴隸你都不想做，想當一個真正的人，就可能要進監獄；若又想當人，又不想進監獄，就只有逃離中共的統治」，日前來台尋求政治庇護的龔與劍感慨的說。
龔與劍表示，中國的每一個官都是貪的，每一個老百姓都是可憐的，而壓迫底層百姓的問題如果不解決，中共維穩的經費只會越來越高，但中共的獨裁政權是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的，「就好像你可以用自己的左眼，去監督自己的右眼嗎？根本不可能嘛！」
不同於中國底層被壓榨、想逃離的人民，有許多被嚴重迫害、關進黑牢、甚至遭受酷刑的民運人士，卻並不想離開中國。楊憲宏說，其實現在中共官員沒有一個不害怕自己會被清算，也都不敢保證自己不會被抓；目前每天也有很多維權人士站出來，在質疑中共執政的正當性，所以中共的維穩經費年年攀升，早已超過對外的國防經費，每天都花大量人力在抓捕自己的人民，只要有一點反抗就會被抓，視人民為寇讎，這些徵兆都代表「共產黨已經面臨崩潰」。
「中國民運人士間都在流傳，中共2017年會出現足以亡黨的大事」，楊憲宏透露，這些民運人士忍辱負重，「就是在等待這個時機」，都想在中共倒台前，給共產黨重重一擊，並親眼見證共產黨從這個歷史舞台消失，「這個日子已經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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