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灿：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写给“六·四”八周年纪念日
大游行和对话会
八年前的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北京市各界民众一百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
没有统一指挥，没有统一号令。虽然浩浩荡荡，却是秩序井然。口号不尽相同，目标却是一致。反对官倒腐败，要求自由民主。
那一天，人民日报的队伍最为感人至深。许多受够了历次运动长期煎熬的老编辑、老记者，身披“高级编辑”、“高级记者”的纸带，公然与中共中央划清界线，唱对台戏。队伍中的白发苍苍，有的历尽磨难却依旧雄风不减，精神健旺，如当时已七十五岁的我的恩师何匡；有的因多灾多难、饱经风霜、久受摧残，虽然目光明亮却已摇摇晃晃、踉踉跄跄。队伍中的名编、名记、名家有汪子嵩、蓝翎、舒展等，还有几位我尊敬的老大姐、阿姨一级的胡鉴美、吴元英、刘衡等。
那一天，烈日当空，紫阳高照，晴空万里，风沙全无。为防止花甲、古稀们中暑，我们准备了人丹和清凉油；为了怕上了岁数的人们走得太累而难以返家，我们弄到了几辆汽车把她们载回。
那一天，游行队伍回到报社后，我因实在怕热而在办公室里喝水喘气。大约是下午二点多钟，一位年青人从五号楼二楼会议室旁边的一间屋里打电话给我：“老吴，对话会已经开始了，你怎么还不来？老钱口才太好，你赶紧来吧！”于是我匆匆赶往对话现场。
老钱是指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八七年反自由化，秦川的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被撤消后，钱李仁由中联部部长转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当时接替胡耀邦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为了掌控人民日报这个党的喉舌，说服他的老熟人钱李仁来人民日报坐镇。钱李仁当时的职务相当于中共党内的外交部长，与各国政党可以党党来往而周游列国。人民日报社长虽然地位与中联部部长同样显赫，但因舆论阵地处于事非旋涡实在太不安全。邓拓、胡绩伟、秦川都因无法昧着良心办事而被撤职批斗甚至自杀身亡。
钱李仁当时心情过于矛盾、复杂而难以自处。在中共党内与钱李仁最有渊源的首推乔石，其次是赵紫阳。赵、乔二人当时都是倾向学生，而且是长期坚持的改革派。钱李仁本人亦应属于改革派阵营。然而，当时的形势已经是各路节度使挥兵京城，屠杀迫在眉睫。钱李仁为了使整个形势降温（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自保），不主张人民日报对学潮和民众自发的民主爱国运动火上浇油。他这样的主张，可谓一石三鸟。一是表明他头脑冷静，希望学生和民众“见好就收”（此处学灿借用《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用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二是由人民日报降温，可带领各媒体同退，减少推波助澜，使镇压者不能毅然举起屠刀。三是为自己个人留一条退路（并非一定错误，或许是保存下来，伺机为改革做事）。
钱李仁的角色是多重的。我们作为普通的编辑记者，虽然大多仍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追求新闻自由却是本份，自然也是首先考虑的因素。
为什么许多党员早已认识到一党专政的丑陋，认识到中共的累累罪恶是绝非偶然，却还要留在共产党内？在这里把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党员心声”专栏中讲过的“我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的三条抄录，或许可以解释清楚。这三条是：
第一、共产党垄断一切资源。要想活下去，活得稍微好一点，只能参加共产党，从共产党垄断的资源中拿回自己应当拥有的那一份。
第二、共产党不允许任何不同的声音。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满脑子的共产党的说教，没有不同的信息可以比较。
第三、入党的时候还很年青，容易被共产党那一套听上去尽善尽美的骗子语言打动。
而且，我们这些普通编辑记者，之所以未能当官，大都是因为政治标准不够，在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方面不能使上峰满意。
再说，即使是符合了中共选拔干部的标准而当上了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也不能一概而论、良莠不分、一杆子扫光。且不说胡耀邦、赵紫阳，就说胡启立、乔石，还有彭德怀、邓拓、胡绩伟、王若水、李锐、李昌等人，虽是共产党的大官，心中未必就没有“三权分立”的民主思想，至少有“民贵君轻”、“人民利益高于党的利益”的概念。
因此，说到与钱李仁及其编委会的对话，不一定就是完全不同观点的壁垒分明，或者只是角色不同而已。在那种情况下，由我们这些无官一身轻的人担当“红脸”的角色，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党内大员担当“白脸”的角色，从斗争策略和今后的形势及退路来说，也许是最好的分工和自我安排。
我这样说，决不是信口开河。已经译成中文、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记者写的《昨与今》，说到他对波兰共产党最后一任总理拉科夫斯基的采访，问及同样的问题，即：既然认识到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丑陋，认识到共产党政府的罪恶的绝非偶然，为什么还要留在共产党内，并且担任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拉科夫斯基的回答非常精彩：我们之所以继续留在共产党内，是为了更快地瓦解共产党。由我们来做瓦解共产党的工作，既方便快捷，又自然顺当。
毛泽东历来重视“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因此，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对共产党的打击最为致命。因为熟悉，所以击中要害；因为熟悉，所以拿捏准确；因为熟悉，所以不断进行。六·四屠杀后，王震不止一次地讲到，反对共产党最起劲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员。
在五月十七日的对话会上，我对钱李仁说：“人们日报在历次运动中都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民日报对历次运动中死去的冤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民日报的某些人实际上就是杀人凶手，是用笔杀人，是典型的刀笔吏。希望钱社长和各位编委不要重犯过去已经犯过的错误”。我以“四人帮”时期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为例，说明跟着党中央总是免不了要犯错误，希望他这次不要重蹈鲁瑛的复辙。钱李仁对我把他与鲁瑛相提并论极为恼火，几乎把握不住党内外交部长应有的风度，言词显得有些失范，受到文艺部编辑李彤（随张艺谋前往柏林领取《红高梁》金熊奖的采访者）的怒斥。
其实，共产党对于鲁瑛的处置比起对邓拓的处置要宽大得多。对于左的错误，认为是方法问题；对于右的错误，就认为是立场问题，往往是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也是事实。所谓右的错误，往往是要共产党放弃一党专政。共产党一旦放弃一党专政，就会一败涂地。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不能退。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再退，就要拱手交出天下了。这个天下，这个江山，是我们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
对话会上，除总编辑谭文瑞称病未参加，其他编委即五位副总编自始至终都在，却没人说一句话。没法说。支持钱李仁扮演的角色，他们不是心甘情愿；支持我们这些编辑记者和印刷厂的工人、车队的司机、饭堂的炊事员，就是和党中央对着干，不但官衔保不住，恐怕连饭碗都会成问题，严重的还要坐牢。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好做牢的准备。事实上，不仅是参加对话会的五位副总编辑陆超棋、范荣康、余焕春（兼海外版总编辑，六·四后发配四川）、保育钧（兼秘书长）、李仁晨支持我们的意见，就是钱李仁也并非真心完全反对我们的意见。
我们在对话会上提出两条意见，要编委会顺从民意。
第一条，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全面否定四·二六社论，肯定学生和广大民众是要求自由民主，是爱国行动。如果不能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可以退而求其次，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否定四·二六社论的文章。
第二条，在五月十八日的报纸上，全面、详细、客观、准确地在头版头条以最大号字的通栏标题报道五月十七日的全市大游行。
对话会上，钱李仁与我们唇枪舌战，坚守防线，反复说明我们提出的两条意见不能被采纳的理由。
我们当然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提出：如果不能顺应民意，落实两条意见，全体编委应立即辞职。就在节骨眼上，一个编委会的秘书谎称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要钱李仁去接，钱李仁趁机溜之大吉。
钱李仁走后，其他副总编辑如木雕泥塑，一言不发。对话会对不下去，只得散场。
不能就这么算了。晚上，由海外版体育记者张抒（因与我一起印制号外系狱一年多）和科教部编辑祝华新（八七年编辑著名的《反右运动三十年》而挨整）组织了静坐示威，要编委会落实二条意见，否则五月十八日的报纸就不要出了。经过反反复复的许多运作，不知怎么样，编委会就答应了第二条意见。大家觉得取得了一半的成功，也就不为已甚，各自散去。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以直排最大字号双排标题上天下地报道了五月十七日八九民运期间最大规模的游行。标题是：
首都百万群众走上街头支持广大学生爱国行动（请排黑体）
人民日报号外
八九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八点半，我准时来到报社。当时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五版当编辑。五版是港台、侨乡。我们每两个人一组，做值班编辑，每组值班半个月。我和年青编辑王连伟一组，从五月十六日值班到五月三十日。我们两人的分工是：他设计版面，我制作标题。
我到报社主楼（五号楼）门前，见到有二十几人议论纷纷，手里还拿着什么材料在看。我看到王连伟也在，就向他走过去。他也见到了我，举手跟我打招呼。我正要批评他为什么还不上四楼去画版，他却向我递过来一张纸。
我拿来一看，是“赵紫阳的五点声明”，落款是“北大传单”。我见到这个材料，就把值班的事情暂时忘在了一旁。我一口气看完，连声说了几个好！好！太好了！这时人群中有人说道：“我们把它印成号外发出去”。我当即表示赞成。可是，我想到值班的事，就对连伟说：“你先去画版，我去印号外，我们一会就印完了。印完了我再上四楼去做标题，出不了事”。可连伟一反常态，不听我的话了。他说：“老干（因我经常模仿中共老干部丑态，维妙维俏，尤以模仿彭真访日本、王震拄拐棍流哈喇子接国书最为逼真，因此得了这个绰号），我也要去印号外，印完了再去画版。”我说：“那不行，不管怎么说，报纸还是要出，正常工作还是要做。”连伟说：“那你先去值班，我一会就回来。”我当然不愿失去参加印制号外的机会，又不能逼迫连伟不参加这个行动。正在踌躇，连伟说：“咱们版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九点钟值班编辑不到位，别的人就会顶上去。今天，钟嘉、晓星（都是五版编辑）都在，她们见我们不在，就会顶上去的。”我一想，确是这么个情况。于是，放心大胆地与张抒、宋斌、王连伟、张大农（编辑、记者）、唐皿威（图书馆工作人员）、张双林（海外版办公室干事）等八九人往印刷厂走去。
印刷厂在二楼。走到拐弯处，我想起几天前我们拿着张平力（海外版记者）写的否定四·二六社论的评论文章去海外版排字车间打字时，车间主任（一个姓张、一个姓温）在车间门口坚决挡住我不让我进门。这两位车间主任与我平时嘻嘻哈哈，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尤其是姓温的，我干脆叫他“温鸡”，他还是嘻嘻哈哈地一点不生气。可是，当我们的行动要危及他的车间主任（科级）小小官衔甚至饭碗时，他的党性马上坚定起来，一改往常的嘻皮笑脸，变得满脸杀气，与姓张的两人使劲地把我往外推。我也不示弱，拼命往里挤，还大骂他们是白眼狼，翻脸不认人。可他们说：“没办法，我们是公事公办，没有头头的签字，你打死我们也不能让你印。”我们虽然有十几人，但如果硬要闯进车间，那就只能武斗。我不愿见到这样的后果，只得作罢。这一次，我就想到人民日报办的公司（名字叫开源公司，意为广开财源）所属开源印刷厂去印刷，那里也许能行。开源印刷厂就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后面的地下室（纽约的华人叫做土库）。
我们进了开源印刷厂，见到了徐副厂长。我上前说明来意，他向我要批件，要看领导的签字。我说：“已经派人去让值班副总编辑签字了，马上就拿来。因为时间紧迫，我们要赶在戒严开始（上午十点）前印好。”他未置可否，我们就往车间走去。
这次印制号外，象八九民运中的其他行动一样，仍然是由张抒负责安排的。我与祝华新、张抒、张平力四人联名曾在五号楼一楼的评报栏贴过告示，时间大概是四月二十八日。那时候报社的人还没有开始单独游行。我们的告示是号召报社同仁行动起来，投入民主运动大潮。当时有人劝我和张平力，说我们平时自由化表现太多，组织报社的活动可能一开始就会受到报社领导的阻挠，增加运作的难度。于是，我不作为组织者，只作为参加者，积极参予张抒、祝华新组织的每一次行动。
张抒每天晚上都去广场到凌晨三四点才返回报社。连续二十几天，早已疲倦不堪，何况还有日常工作要做呢？那天，进入开源印刷厂，在沙发上一坐下来，刚在“北大传单”上加了一句话，张抒就倒在沙发上，呼呼睡了过去，手中还没来得及吃的面包掉在了沙发上。
张抒加的那一句话是：“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
张抒睡着了，摇都摇不醒，睡得就象死人一样。
怎么办？难道竟罢了不成？于是，我担当起组织、指挥者的角色。
我很快分好了工。当时有几个印刷厂的小姑娘情绪很高，都要参予排字。我灵机一动，把“北大传单”裁成几条，每一条都是几行字，而且都是另起一行。我把裁开的“北大传单”分给几个小姑娘，让她们分别去字架上拣字。
当时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已经实行电脑排版。原来的活版车间的设备给了开源印刷厂。我们在开源印刷厂，仿佛回到了原来人民日报印刷厂的活版车间。
拣字姑娘拣的当儿，我就在想应该印成“人民日报号外”。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大伙一说，赞成的、反对的大概各占一半。反对的说印成“号外”就行了，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可不是玩的，弄不好要掉几个脑袋。我听说要掉几个脑袋，豪气顿生。我真的想起我最崇敬的“一代报人邵飘萍”。当时我想：“只当六零年饿死的，豁出去了。假如六零年饿死了，后来的二三十年也是白拣的”。于是我说：同意印“人民日报号外”的留下，不同意的可以离开。但是，在当时那种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于是我的提议被通过。
我担心报社领导闻风来制止，便派人到楼梯口守望。如果有领导来了，咳嗽一声，我们就把材料藏起来，另外寻觅时机再印。我还担心有个别人打电话报告领导，便派可靠的人专门守护车间唯一的一部电话。
排好了字，我们就在滚式印刷机上手工推印。印得还挺清楚。印好了样子，我让在场的所有的编辑记者每人都较对一份，然后集中到我手里。我是在场的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编辑。我很快定了稿，交给排字姑娘改字后再去印刷。当我们印到六七百份的时候，徐副厂长回来了。他说不能印了，还要收回已经印好的“人民日报号外”。我示意在场的人每人身上藏了若干份。徐副厂长抓到了一二百份，就又出了车间的门，大概到领导那里报告，说他已收缴了印好的“人民日报号外”。
徐副厂长走后，我赶紧把宋斌、唐皿威、王连伟、张双林、张大农几个人叫过来。我画了一张草图，上面有天安门、前门、东单、西单、美术馆等地名，让他们分别去散发。宋斌第一个拿了二百多份，匆匆忙忙走了出去。我记得派他去的地点是天安门和前门。第二个走的是唐皿威。他去的是东单和美术馆。他们走后，徐副厂长又转了回来，于是我们各自揣着印好的号外，离开开源印刷厂。到我们离开的时候，张抒还没醒来。我让王连伟把他拖起来，一同走出了开源印刷厂。张抒虽然没能参加“人民日报号外”的印制过程，但他加的一句话却是“人民日报号外”本身独有的内容。虽然我们的落款还保留了“北大传单”的字样，但标题却是大号字“人民日报号外”。
就在姑娘们拣正文老五号字的时候，我到放大号铅字的架子上找大号的“人民日报号外”六个字。因为不熟悉字架的排列，找了好一会才找到“人民”两个大号铅字，还好一阵子欣喜。再找“日报号外”几个字，就大费周章。正在继续寻找，来了一个小姑娘，我就问她“日报号外”四字在哪里？她嘴里哼着“眼镜白戴了，真笨！”走过去拿了过来。我如获至宝，跑过去放在拼好的字盘上，让排字工安排好。
印完“人民日报号外”，回到我的办公室。当时，我的同事陈晓星、聂传清、陈辉几个人在，我告诉她们：“我可能要被杀头。但是做了这件事，要杀头也可以了”。钟嘉不在办公室，她果然与另一人代我们值班去了。
当天中午在饭堂吃饭，副总编辑兼秘书长保育钧走到我们饭桌前对我说：“你干的好事，这下怎么办？”我没说话。
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人民日报声明：“一小撮人盗用了人民日报名义印制的人民日报号外，与人民日报无关，特此声明”。
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讯”中，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分院（这个分院专门对付六·四反革命）李磊森宣读起诉书时说到：“吴学灿盗用人民日报名义，伙同张抒、宋斌等人印制人民日报号外”。我立即打断他：“你这是盗用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在宣读所谓的起诉书”。他说：“我是检察院派出的公诉人，怎么是盗用检察院的名义呢？”我反问他：“我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兼记者（公安部通缉令用语），怎么是盗用人民日报的名义呢？”他无言以对。审判长丁凤春却指着我说：“不要影响公诉人的工作”。我没理他。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丁凤春宣读判决书时，把这段话改成“吴学灿伙同张抒、宋斌、唐皿威、王连伟等人（均另案处理）擅自印制人民日报号外”。
由于印制人民日报号外，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外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判后我仍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二零三监区一零八室。从九一年四月开始，我每晚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大概是得了单人牢房综合症。到九二年三月二十日之前，每天吃安眠药都能睡五六个小时。到了三月二十日夜里十二点，戴医生按时给我送药，并看着我吃了下去。我吃完药后就睡，很快就醒来。我看天还黑得很，就问守在门口的武警战士几点钟。他告诉我说“十二点半”。才睡了半小时，我就醒了。于是接着再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以后每天如此。到五月份，肛门长了脓包，没法走动，监狱把我弄到复兴医院去开刀。手术室里有一地秤，我一丝不挂才称了三十五公斤还不到。记得我当时的小腿就跟现在的胳膊差不多。九二年七月一日，我被转到北京第一监狱。十三天后即九二年七月十三日，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张抒被关押一年后释放。李鹏看到他加的那句话，便批示公安部“清查到底”。在我开庭时，张抒坚决要求出示他加了那一句话的证词，意思是由他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不同意。由于我坚决不同意在法庭上出示张抒的证词，张抒才没被判刑，“取保候审”，不了了之。出狱后，张抒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每月二百元生活费。一发工资他就送一百元到我家，直到我出狱。
宋斌也被关了五个月，后被强行撵出人民日报，现在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做事。
月黑杀人夜
我在九零年六月四日六·四周年时在监狱里写了“六·四周年祭”一诗：“六月月牙光，疑是腊月霜。铁车呼啸过，哭声震天响。小荷断尖角，蜻蜓飞戎羌。瀛台柳稍浮，不许论短长”。
月牙光，说的是月亮未圆之时。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叫做“初二三月牙弯。”六月三日是公历。我的诗是借了这“三”字，把公历当作阴历，便于成诗。月牙光，即指六月三日之夜。其实，当夜并无月光，记得是个阴天。
晚上六点钟，我吃过饭，就推着我的永久十七自行车，往广场骑去。走到我们胡同口，就见一队军人从北往南向北京站方向走去。我当时住在人民日报的平房宿舍，在东城区遂安伯胡同。我们的胡同东口是朝阳门南小街。南小街通往北京站。向北京站走去，到长安街，叫做北京站口。这一队军人从北面什么地方来，不得而知；但往南看来是到北京站口再往西转往天安门广场。胡同里的人们纷纷出来劝阻军人不要前往广场，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我急着赶向广场，就骑上车子从北京站口转往东单向王府井、天安门骑去。
过了东单，只见数百名军人，被数千民众拦住，正在对峙。一名军人解下腰带往阻挡去路的人们头上挥去。“啊！”一声尖叫！“血”！“流血了！”人们嚷起来。于是，阻挡军人的民众一拥而上，纷纷拉夺军人拿在手里或仍旧捆在腰间的带铁头的腰带。军人不愿被抢走腰带，一团团地扭打起来。我推着车子到处劝阻：“不要打！有话好好说”。可是谁也听不进我的话。我走到一团扭打的人面前，见到三个市民与两名军人对峙。我就上去劝阻，叫他们脱离接触。可是，这五个人箭拔驽张，一个个瞪着红红的双眼盯视着对方，恨不能把对手一口吞了下去。我说：“不要打了，都是老百姓，只是穿没穿军装罢了”。听了我的话，穿军装的和没穿军装的都对我吼起来：“你是干什么的？”那意思是都想和我交手。我一看这些人都疯了，打红了眼，什么话都听不进，赶紧往广场骑去。
就在我骑车到南河沿时，从卫戍区、市政府方向传来轰轰隆隆的声音。刚听到声音不久，就见到三辆装甲车从市政府方向驶上了长安街，两辆往东，一辆往西。
长安街上站满了人。装甲车的速度太快，估计时速在八十公里以上。刚听到声音，装甲车就划开纷纷躲避的人潮，呼啸而过。那情形，使我想起电影《海鹰》中的鱼雷快艇劈浪而行。装甲车不敢稍微慢一点，因为害怕人潮会涌上去淹死他们。遇到市民搭制的路障，好冲的加大马力冲过去；遇到一下冲不过去就会放慢速度或不得不停下来的路障，装甲车就朝马路两旁的便道上冲去。便道上摆满了自行车，但自行车挡不住装甲车的钢轮铁身。装甲车经过之处，自行车断梁裂轮，惨不忍睹。
九点多钟听到装甲车的声音，一转眼，三辆装甲车就分头向东西飞驰而去。我就跟在西去的装甲车后面，从南河沿往广场骑去。到了广场，发现人潮汹涌，比平日拥挤得多。广播喇叭里吵吵嚷嚷，听不清说些什么。既有学生的，也有工自联的，还有市政府的，再加上人潮中的呼喊、叫骂声，整个广场都在沸腾之中。
在广场转了一圈，我又骑车往东单方向。到了东单，往南一看，在东单与崇文门之间有二百多名军人被市民阻挡去路，停在了马路中间，前后左右都围满了市民。
我走近一看，见到有两位三十八九岁的中校，正在让他们的部下不要急躁，原地待命。市民中有人出来与两位中校对话，告诉他们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因为人太多，我挤不到中校的旁边。在我旁边有一位中尉，我就跟他聊起来。
我告诉中尉：“学生和市民希望国家富强没有什么不对。现在的政府贪污腐败实在太过份。我拿出人民日报记者证，并向他说明我也当过兵，而且当过陆军和海军，干过两个军种。我说军人是保护民众的，民众的和平示威是符合宪法的，军人不应干涉民众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行示威。军队应成为国防军，是防备外来侵略者的，不是对付和平示威的民众的。”中尉见我说得诚恳，又见我是人民日报记者，而且当过兵，感到特别亲切。他告诉我：“我们接到命令，团长政委（两位中校）带了二个连就参加师里的编队往北京开来了。说是北京发生了武装暴动，要我们来参与平定暴动。可是到北京后又不让我们带枪，带枪时不让我们带子弹。我们搞不清楚究竟怎么一回事。”他说自己只是个副连长，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初中，但来到北京后发现市民并没有暴动，团长政委也弄得莫明其妙，又不敢向上面询问。我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团长、政委，叫他们千万记住，不可对学生和市民动武，如果上面下达命令，也要尽量不伤人。”中尉流着泪水对我说：“老吴（他见到记者证上我的名字），你放心，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军人，你不愿做的事，我们一样不愿做。”我见这些军人被围在马路中间不是个办法，就叫中尉去告诉他们的团长、政委与东单公园联系，看能不能到公园里去坐一会，喝点水，吃点干粮。因为中尉告诉我，早上三点钟起来，到现在还没吃过饭。
大概十点钟，我又转向天安门广场。刚到广场，就听见复兴门方向传来枪声。广场上群情激愤。有的高叫要武装自己，可怎么个武装法呢？顶多拣几块破砖头，弄两根棍棒，这种武装对付坦克、机枪、装甲车，真正叫做以卵击石了。还有的人说要学习甘地，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让他们杀吧！誓死如归，感人至深。
十一点半，有人从建国门方向过来，说那里有人被装甲车撞死了。我一听死了人，顿时毛骨悚然，急忙骑车向东奔去。
到了建国门大桥，挤进人丛中，只见一具矮小的尸体躺在桥上，脑袋开了花，血淋淋的一团是从脑袋裂开来的，还和脑袋连在一起。死者身材短小，在北京人中间是最矮的了。大概只有一百五十公分，年龄在四十岁上下。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被扎得七歪八扭地倒在他的旁边。这是他的坐骑，与他一起罹难。也许是个子太矮骑着二十八寸的大车，走避不及才不幸遇难。唉！谁知道呢？
从建国门大桥下来，我的心情格外沉重！这是个阴天，没有月亮，难道真的是古代章回小说中所说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吗？
我推着自行车，缓慢地向天安门广场走去。走到东单时，大约已经是凌晨一时半。我的腿在走路，我的手在推自行车，可我的脑子却似乎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我昏昏沉沉地走在长安街上，突然一声“干嘛去，想找死吗？”把我从昏沉中惊醒过来。我睁开半闭的双眼，见到二位三十多岁工人模样的男子伸手拦住我的去路。我的舌头敲击着发麻的牙齿：“到广场去看看学生们怎么样了。”“不行，你没听见枪声吗？”此时，我才恍然大悟，仿佛刚刚听到耳边、头顶呼呼飞过的流弹。怎么一路过来，竟没有听见“嗖嗖”的子弹划破夜空的声音呢？我在哪里呀！这两位工人见我傻里傻气的样子，“难怪你迷迷糊糊的，原来还戴个眼镜，是个知识分子嘛！死到临头，还在做什么梦？”我登时一激凌，严肃地说：“我要去广场，要去看看那里怎么样了。”“不行，我们不能看着你去送死！你看看……”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看去，长安街上，三轮车、手推车络绎不绝，上面堆满了三三两两血肉模糊的身体，地上一路是血。他们是中了子弹，被人送往医院抢救去了。协和医院就在车单往北的米市大街，离我家所在的遂安伯胡同很近。
他们不让我过去，我就跟他们在一起，拦住象我一样企图前往广场送死的人们。
到凌晨四点钟，我想起妻子和女儿，她们是不是也来到了街上？她们现在怎样了？想起建国门大桥上血肉模糊的矮小尸体，我就不寒而栗，赶紧辞别两位工人朋友，可惜连姓名都互相顾不上询问。
回到我们院子门口，见全院几十口子男女老少全都坐在院子门口，见我回来，关大嫂就说：“你还回来呀！”此时，才见到我妻子杨素梅抬起挂满泪珠的双眼瞪着我，“我们都以为你已不在人世了”。院子里的大人小孩围上来。
就这样，我们坐在院子里，听着噼噼啪啪的枪声，熬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漫长的黑夜！
八九年六·四期间担任总参谋长的迟浩田来美国访问，回答提问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我听后义愤填膺。迟浩田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因此感到羞愧！迟浩田是军人，我也曾当过兵，而且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为军人的荣誉被一扫而光感到悲哀！
我不能缄默！我要向全世界作证：迟浩田是骗子，是一个说谎者。
他自以为聪明，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即使真的象他所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那在广场旁边的东西南北死了成百上千的人，就是可以不被指责的吗？
有一个杀人劫财的强盗，把被害者全家诱骗到门外，一个一个地杀得倒在门口。然后，强盗就告诉自己：“我没有在他们家里杀死一个人。”没事！于是，平心静气地翻拣死者全家的值钱的东西，满载而归。
迟浩田的谎言与这个强盗使用的是同一个逻辑。何况在广场的东南角、观礼台东台的前面，我的同事、邻居亲眼见到被枪弹打死的人倒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这个位置，无论怎样狡辩，都不能不属于天安门广场的范围。
关于迟浩田撒谎后我在美国国会的证词，已经在各大媒体广泛报道，这里就不罗嗦了。
八年了！因为我在秦城单人牢房曾有一百多天每天只睡半个小时，脑细胞大量坏死，记忆库失去了许多细节！但那些刻骨铭心的场景，真正忘记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除非是我哪一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记忆才能随死神永远地消失在茫茫无际的宇宙之中。
六·四冤魂何日能安眠于地下？我为你们哭泣！我为你们流泪！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七日夜于纽约Elmhurst
原载《北京之春》1997年7月号
http://www.botanwang.com/node/43273
来源: 北京之春
作者: 吴学灿
#六四 #人民日报 #史海漫步
——写给“六·四”八周年纪念日
大游行和对话会
八年前的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北京市各界民众一百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
没有统一指挥，没有统一号令。虽然浩浩荡荡，却是秩序井然。口号不尽相同，目标却是一致。反对官倒腐败，要求自由民主。
那一天，人民日报的队伍最为感人至深。许多受够了历次运动长期煎熬的老编辑、老记者，身披“高级编辑”、“高级记者”的纸带，公然与中共中央划清界线，唱对台戏。队伍中的白发苍苍，有的历尽磨难却依旧雄风不减，精神健旺，如当时已七十五岁的我的恩师何匡；有的因多灾多难、饱经风霜、久受摧残，虽然目光明亮却已摇摇晃晃、踉踉跄跄。队伍中的名编、名记、名家有汪子嵩、蓝翎、舒展等，还有几位我尊敬的老大姐、阿姨一级的胡鉴美、吴元英、刘衡等。
那一天，烈日当空，紫阳高照，晴空万里，风沙全无。为防止花甲、古稀们中暑，我们准备了人丹和清凉油；为了怕上了岁数的人们走得太累而难以返家，我们弄到了几辆汽车把她们载回。
那一天，游行队伍回到报社后，我因实在怕热而在办公室里喝水喘气。大约是下午二点多钟，一位年青人从五号楼二楼会议室旁边的一间屋里打电话给我：“老吴，对话会已经开始了，你怎么还不来？老钱口才太好，你赶紧来吧！”于是我匆匆赶往对话现场。
老钱是指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八七年反自由化，秦川的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被撤消后，钱李仁由中联部部长转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当时接替胡耀邦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为了掌控人民日报这个党的喉舌，说服他的老熟人钱李仁来人民日报坐镇。钱李仁当时的职务相当于中共党内的外交部长，与各国政党可以党党来往而周游列国。人民日报社长虽然地位与中联部部长同样显赫，但因舆论阵地处于事非旋涡实在太不安全。邓拓、胡绩伟、秦川都因无法昧着良心办事而被撤职批斗甚至自杀身亡。
钱李仁当时心情过于矛盾、复杂而难以自处。在中共党内与钱李仁最有渊源的首推乔石，其次是赵紫阳。赵、乔二人当时都是倾向学生，而且是长期坚持的改革派。钱李仁本人亦应属于改革派阵营。然而，当时的形势已经是各路节度使挥兵京城，屠杀迫在眉睫。钱李仁为了使整个形势降温（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自保），不主张人民日报对学潮和民众自发的民主爱国运动火上浇油。他这样的主张，可谓一石三鸟。一是表明他头脑冷静，希望学生和民众“见好就收”（此处学灿借用《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用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二是由人民日报降温，可带领各媒体同退，减少推波助澜，使镇压者不能毅然举起屠刀。三是为自己个人留一条退路（并非一定错误，或许是保存下来，伺机为改革做事）。
钱李仁的角色是多重的。我们作为普通的编辑记者，虽然大多仍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追求新闻自由却是本份，自然也是首先考虑的因素。
为什么许多党员早已认识到一党专政的丑陋，认识到中共的累累罪恶是绝非偶然，却还要留在共产党内？在这里把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党员心声”专栏中讲过的“我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的三条抄录，或许可以解释清楚。这三条是：
第一、共产党垄断一切资源。要想活下去，活得稍微好一点，只能参加共产党，从共产党垄断的资源中拿回自己应当拥有的那一份。
第二、共产党不允许任何不同的声音。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满脑子的共产党的说教，没有不同的信息可以比较。
第三、入党的时候还很年青，容易被共产党那一套听上去尽善尽美的骗子语言打动。
而且，我们这些普通编辑记者，之所以未能当官，大都是因为政治标准不够，在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方面不能使上峰满意。
再说，即使是符合了中共选拔干部的标准而当上了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也不能一概而论、良莠不分、一杆子扫光。且不说胡耀邦、赵紫阳，就说胡启立、乔石，还有彭德怀、邓拓、胡绩伟、王若水、李锐、李昌等人，虽是共产党的大官，心中未必就没有“三权分立”的民主思想，至少有“民贵君轻”、“人民利益高于党的利益”的概念。
因此，说到与钱李仁及其编委会的对话，不一定就是完全不同观点的壁垒分明，或者只是角色不同而已。在那种情况下，由我们这些无官一身轻的人担当“红脸”的角色，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党内大员担当“白脸”的角色，从斗争策略和今后的形势及退路来说，也许是最好的分工和自我安排。
我这样说，决不是信口开河。已经译成中文、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记者写的《昨与今》，说到他对波兰共产党最后一任总理拉科夫斯基的采访，问及同样的问题，即：既然认识到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丑陋，认识到共产党政府的罪恶的绝非偶然，为什么还要留在共产党内，并且担任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拉科夫斯基的回答非常精彩：我们之所以继续留在共产党内，是为了更快地瓦解共产党。由我们来做瓦解共产党的工作，既方便快捷，又自然顺当。
毛泽东历来重视“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因此，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对共产党的打击最为致命。因为熟悉，所以击中要害；因为熟悉，所以拿捏准确；因为熟悉，所以不断进行。六·四屠杀后，王震不止一次地讲到，反对共产党最起劲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员。
在五月十七日的对话会上，我对钱李仁说：“人们日报在历次运动中都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民日报对历次运动中死去的冤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民日报的某些人实际上就是杀人凶手，是用笔杀人，是典型的刀笔吏。希望钱社长和各位编委不要重犯过去已经犯过的错误”。我以“四人帮”时期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为例，说明跟着党中央总是免不了要犯错误，希望他这次不要重蹈鲁瑛的复辙。钱李仁对我把他与鲁瑛相提并论极为恼火，几乎把握不住党内外交部长应有的风度，言词显得有些失范，受到文艺部编辑李彤（随张艺谋前往柏林领取《红高梁》金熊奖的采访者）的怒斥。
其实，共产党对于鲁瑛的处置比起对邓拓的处置要宽大得多。对于左的错误，认为是方法问题；对于右的错误，就认为是立场问题，往往是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也是事实。所谓右的错误，往往是要共产党放弃一党专政。共产党一旦放弃一党专政，就会一败涂地。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不能退。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再退，就要拱手交出天下了。这个天下，这个江山，是我们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
对话会上，除总编辑谭文瑞称病未参加，其他编委即五位副总编自始至终都在，却没人说一句话。没法说。支持钱李仁扮演的角色，他们不是心甘情愿；支持我们这些编辑记者和印刷厂的工人、车队的司机、饭堂的炊事员，就是和党中央对着干，不但官衔保不住，恐怕连饭碗都会成问题，严重的还要坐牢。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好做牢的准备。事实上，不仅是参加对话会的五位副总编辑陆超棋、范荣康、余焕春（兼海外版总编辑，六·四后发配四川）、保育钧（兼秘书长）、李仁晨支持我们的意见，就是钱李仁也并非真心完全反对我们的意见。
我们在对话会上提出两条意见，要编委会顺从民意。
第一条，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全面否定四·二六社论，肯定学生和广大民众是要求自由民主，是爱国行动。如果不能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可以退而求其次，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否定四·二六社论的文章。
第二条，在五月十八日的报纸上，全面、详细、客观、准确地在头版头条以最大号字的通栏标题报道五月十七日的全市大游行。
对话会上，钱李仁与我们唇枪舌战，坚守防线，反复说明我们提出的两条意见不能被采纳的理由。
我们当然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提出：如果不能顺应民意，落实两条意见，全体编委应立即辞职。就在节骨眼上，一个编委会的秘书谎称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要钱李仁去接，钱李仁趁机溜之大吉。
钱李仁走后，其他副总编辑如木雕泥塑，一言不发。对话会对不下去，只得散场。
不能就这么算了。晚上，由海外版体育记者张抒（因与我一起印制号外系狱一年多）和科教部编辑祝华新（八七年编辑著名的《反右运动三十年》而挨整）组织了静坐示威，要编委会落实二条意见，否则五月十八日的报纸就不要出了。经过反反复复的许多运作，不知怎么样，编委会就答应了第二条意见。大家觉得取得了一半的成功，也就不为已甚，各自散去。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以直排最大字号双排标题上天下地报道了五月十七日八九民运期间最大规模的游行。标题是：
首都百万群众走上街头支持广大学生爱国行动（请排黑体）
人民日报号外
八九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八点半，我准时来到报社。当时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五版当编辑。五版是港台、侨乡。我们每两个人一组，做值班编辑，每组值班半个月。我和年青编辑王连伟一组，从五月十六日值班到五月三十日。我们两人的分工是：他设计版面，我制作标题。
我到报社主楼（五号楼）门前，见到有二十几人议论纷纷，手里还拿着什么材料在看。我看到王连伟也在，就向他走过去。他也见到了我，举手跟我打招呼。我正要批评他为什么还不上四楼去画版，他却向我递过来一张纸。
我拿来一看，是“赵紫阳的五点声明”，落款是“北大传单”。我见到这个材料，就把值班的事情暂时忘在了一旁。我一口气看完，连声说了几个好！好！太好了！这时人群中有人说道：“我们把它印成号外发出去”。我当即表示赞成。可是，我想到值班的事，就对连伟说：“你先去画版，我去印号外，我们一会就印完了。印完了我再上四楼去做标题，出不了事”。可连伟一反常态，不听我的话了。他说：“老干（因我经常模仿中共老干部丑态，维妙维俏，尤以模仿彭真访日本、王震拄拐棍流哈喇子接国书最为逼真，因此得了这个绰号），我也要去印号外，印完了再去画版。”我说：“那不行，不管怎么说，报纸还是要出，正常工作还是要做。”连伟说：“那你先去值班，我一会就回来。”我当然不愿失去参加印制号外的机会，又不能逼迫连伟不参加这个行动。正在踌躇，连伟说：“咱们版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九点钟值班编辑不到位，别的人就会顶上去。今天，钟嘉、晓星（都是五版编辑）都在，她们见我们不在，就会顶上去的。”我一想，确是这么个情况。于是，放心大胆地与张抒、宋斌、王连伟、张大农（编辑、记者）、唐皿威（图书馆工作人员）、张双林（海外版办公室干事）等八九人往印刷厂走去。
印刷厂在二楼。走到拐弯处，我想起几天前我们拿着张平力（海外版记者）写的否定四·二六社论的评论文章去海外版排字车间打字时，车间主任（一个姓张、一个姓温）在车间门口坚决挡住我不让我进门。这两位车间主任与我平时嘻嘻哈哈，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尤其是姓温的，我干脆叫他“温鸡”，他还是嘻嘻哈哈地一点不生气。可是，当我们的行动要危及他的车间主任（科级）小小官衔甚至饭碗时，他的党性马上坚定起来，一改往常的嘻皮笑脸，变得满脸杀气，与姓张的两人使劲地把我往外推。我也不示弱，拼命往里挤，还大骂他们是白眼狼，翻脸不认人。可他们说：“没办法，我们是公事公办，没有头头的签字，你打死我们也不能让你印。”我们虽然有十几人，但如果硬要闯进车间，那就只能武斗。我不愿见到这样的后果，只得作罢。这一次，我就想到人民日报办的公司（名字叫开源公司，意为广开财源）所属开源印刷厂去印刷，那里也许能行。开源印刷厂就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后面的地下室（纽约的华人叫做土库）。
我们进了开源印刷厂，见到了徐副厂长。我上前说明来意，他向我要批件，要看领导的签字。我说：“已经派人去让值班副总编辑签字了，马上就拿来。因为时间紧迫，我们要赶在戒严开始（上午十点）前印好。”他未置可否，我们就往车间走去。
这次印制号外，象八九民运中的其他行动一样，仍然是由张抒负责安排的。我与祝华新、张抒、张平力四人联名曾在五号楼一楼的评报栏贴过告示，时间大概是四月二十八日。那时候报社的人还没有开始单独游行。我们的告示是号召报社同仁行动起来，投入民主运动大潮。当时有人劝我和张平力，说我们平时自由化表现太多，组织报社的活动可能一开始就会受到报社领导的阻挠，增加运作的难度。于是，我不作为组织者，只作为参加者，积极参予张抒、祝华新组织的每一次行动。
张抒每天晚上都去广场到凌晨三四点才返回报社。连续二十几天，早已疲倦不堪，何况还有日常工作要做呢？那天，进入开源印刷厂，在沙发上一坐下来，刚在“北大传单”上加了一句话，张抒就倒在沙发上，呼呼睡了过去，手中还没来得及吃的面包掉在了沙发上。
张抒加的那一句话是：“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
张抒睡着了，摇都摇不醒，睡得就象死人一样。
怎么办？难道竟罢了不成？于是，我担当起组织、指挥者的角色。
我很快分好了工。当时有几个印刷厂的小姑娘情绪很高，都要参予排字。我灵机一动，把“北大传单”裁成几条，每一条都是几行字，而且都是另起一行。我把裁开的“北大传单”分给几个小姑娘，让她们分别去字架上拣字。
当时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已经实行电脑排版。原来的活版车间的设备给了开源印刷厂。我们在开源印刷厂，仿佛回到了原来人民日报印刷厂的活版车间。
拣字姑娘拣的当儿，我就在想应该印成“人民日报号外”。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大伙一说，赞成的、反对的大概各占一半。反对的说印成“号外”就行了，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可不是玩的，弄不好要掉几个脑袋。我听说要掉几个脑袋，豪气顿生。我真的想起我最崇敬的“一代报人邵飘萍”。当时我想：“只当六零年饿死的，豁出去了。假如六零年饿死了，后来的二三十年也是白拣的”。于是我说：同意印“人民日报号外”的留下，不同意的可以离开。但是，在当时那种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于是我的提议被通过。
我担心报社领导闻风来制止，便派人到楼梯口守望。如果有领导来了，咳嗽一声，我们就把材料藏起来，另外寻觅时机再印。我还担心有个别人打电话报告领导，便派可靠的人专门守护车间唯一的一部电话。
排好了字，我们就在滚式印刷机上手工推印。印得还挺清楚。印好了样子，我让在场的所有的编辑记者每人都较对一份，然后集中到我手里。我是在场的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编辑。我很快定了稿，交给排字姑娘改字后再去印刷。当我们印到六七百份的时候，徐副厂长回来了。他说不能印了，还要收回已经印好的“人民日报号外”。我示意在场的人每人身上藏了若干份。徐副厂长抓到了一二百份，就又出了车间的门，大概到领导那里报告，说他已收缴了印好的“人民日报号外”。
徐副厂长走后，我赶紧把宋斌、唐皿威、王连伟、张双林、张大农几个人叫过来。我画了一张草图，上面有天安门、前门、东单、西单、美术馆等地名，让他们分别去散发。宋斌第一个拿了二百多份，匆匆忙忙走了出去。我记得派他去的地点是天安门和前门。第二个走的是唐皿威。他去的是东单和美术馆。他们走后，徐副厂长又转了回来，于是我们各自揣着印好的号外，离开开源印刷厂。到我们离开的时候，张抒还没醒来。我让王连伟把他拖起来，一同走出了开源印刷厂。张抒虽然没能参加“人民日报号外”的印制过程，但他加的一句话却是“人民日报号外”本身独有的内容。虽然我们的落款还保留了“北大传单”的字样，但标题却是大号字“人民日报号外”。
就在姑娘们拣正文老五号字的时候，我到放大号铅字的架子上找大号的“人民日报号外”六个字。因为不熟悉字架的排列，找了好一会才找到“人民”两个大号铅字，还好一阵子欣喜。再找“日报号外”几个字，就大费周章。正在继续寻找，来了一个小姑娘，我就问她“日报号外”四字在哪里？她嘴里哼着“眼镜白戴了，真笨！”走过去拿了过来。我如获至宝，跑过去放在拼好的字盘上，让排字工安排好。
印完“人民日报号外”，回到我的办公室。当时，我的同事陈晓星、聂传清、陈辉几个人在，我告诉她们：“我可能要被杀头。但是做了这件事，要杀头也可以了”。钟嘉不在办公室，她果然与另一人代我们值班去了。
当天中午在饭堂吃饭，副总编辑兼秘书长保育钧走到我们饭桌前对我说：“你干的好事，这下怎么办？”我没说话。
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人民日报声明：“一小撮人盗用了人民日报名义印制的人民日报号外，与人民日报无关，特此声明”。
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讯”中，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分院（这个分院专门对付六·四反革命）李磊森宣读起诉书时说到：“吴学灿盗用人民日报名义，伙同张抒、宋斌等人印制人民日报号外”。我立即打断他：“你这是盗用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在宣读所谓的起诉书”。他说：“我是检察院派出的公诉人，怎么是盗用检察院的名义呢？”我反问他：“我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兼记者（公安部通缉令用语），怎么是盗用人民日报的名义呢？”他无言以对。审判长丁凤春却指着我说：“不要影响公诉人的工作”。我没理他。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丁凤春宣读判决书时，把这段话改成“吴学灿伙同张抒、宋斌、唐皿威、王连伟等人（均另案处理）擅自印制人民日报号外”。
由于印制人民日报号外，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外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判后我仍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二零三监区一零八室。从九一年四月开始，我每晚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大概是得了单人牢房综合症。到九二年三月二十日之前，每天吃安眠药都能睡五六个小时。到了三月二十日夜里十二点，戴医生按时给我送药，并看着我吃了下去。我吃完药后就睡，很快就醒来。我看天还黑得很，就问守在门口的武警战士几点钟。他告诉我说“十二点半”。才睡了半小时，我就醒了。于是接着再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以后每天如此。到五月份，肛门长了脓包，没法走动，监狱把我弄到复兴医院去开刀。手术室里有一地秤，我一丝不挂才称了三十五公斤还不到。记得我当时的小腿就跟现在的胳膊差不多。九二年七月一日，我被转到北京第一监狱。十三天后即九二年七月十三日，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张抒被关押一年后释放。李鹏看到他加的那句话，便批示公安部“清查到底”。在我开庭时，张抒坚决要求出示他加了那一句话的证词，意思是由他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不同意。由于我坚决不同意在法庭上出示张抒的证词，张抒才没被判刑，“取保候审”，不了了之。出狱后，张抒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每月二百元生活费。一发工资他就送一百元到我家，直到我出狱。
宋斌也被关了五个月，后被强行撵出人民日报，现在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做事。
月黑杀人夜
我在九零年六月四日六·四周年时在监狱里写了“六·四周年祭”一诗：“六月月牙光，疑是腊月霜。铁车呼啸过，哭声震天响。小荷断尖角，蜻蜓飞戎羌。瀛台柳稍浮，不许论短长”。
月牙光，说的是月亮未圆之时。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叫做“初二三月牙弯。”六月三日是公历。我的诗是借了这“三”字，把公历当作阴历，便于成诗。月牙光，即指六月三日之夜。其实，当夜并无月光，记得是个阴天。
晚上六点钟，我吃过饭，就推着我的永久十七自行车，往广场骑去。走到我们胡同口，就见一队军人从北往南向北京站方向走去。我当时住在人民日报的平房宿舍，在东城区遂安伯胡同。我们的胡同东口是朝阳门南小街。南小街通往北京站。向北京站走去，到长安街，叫做北京站口。这一队军人从北面什么地方来，不得而知；但往南看来是到北京站口再往西转往天安门广场。胡同里的人们纷纷出来劝阻军人不要前往广场，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我急着赶向广场，就骑上车子从北京站口转往东单向王府井、天安门骑去。
过了东单，只见数百名军人，被数千民众拦住，正在对峙。一名军人解下腰带往阻挡去路的人们头上挥去。“啊！”一声尖叫！“血”！“流血了！”人们嚷起来。于是，阻挡军人的民众一拥而上，纷纷拉夺军人拿在手里或仍旧捆在腰间的带铁头的腰带。军人不愿被抢走腰带，一团团地扭打起来。我推着车子到处劝阻：“不要打！有话好好说”。可是谁也听不进我的话。我走到一团扭打的人面前，见到三个市民与两名军人对峙。我就上去劝阻，叫他们脱离接触。可是，这五个人箭拔驽张，一个个瞪着红红的双眼盯视着对方，恨不能把对手一口吞了下去。我说：“不要打了，都是老百姓，只是穿没穿军装罢了”。听了我的话，穿军装的和没穿军装的都对我吼起来：“你是干什么的？”那意思是都想和我交手。我一看这些人都疯了，打红了眼，什么话都听不进，赶紧往广场骑去。
就在我骑车到南河沿时，从卫戍区、市政府方向传来轰轰隆隆的声音。刚听到声音不久，就见到三辆装甲车从市政府方向驶上了长安街，两辆往东，一辆往西。
长安街上站满了人。装甲车的速度太快，估计时速在八十公里以上。刚听到声音，装甲车就划开纷纷躲避的人潮，呼啸而过。那情形，使我想起电影《海鹰》中的鱼雷快艇劈浪而行。装甲车不敢稍微慢一点，因为害怕人潮会涌上去淹死他们。遇到市民搭制的路障，好冲的加大马力冲过去；遇到一下冲不过去就会放慢速度或不得不停下来的路障，装甲车就朝马路两旁的便道上冲去。便道上摆满了自行车，但自行车挡不住装甲车的钢轮铁身。装甲车经过之处，自行车断梁裂轮，惨不忍睹。
九点多钟听到装甲车的声音，一转眼，三辆装甲车就分头向东西飞驰而去。我就跟在西去的装甲车后面，从南河沿往广场骑去。到了广场，发现人潮汹涌，比平日拥挤得多。广播喇叭里吵吵嚷嚷，听不清说些什么。既有学生的，也有工自联的，还有市政府的，再加上人潮中的呼喊、叫骂声，整个广场都在沸腾之中。
在广场转了一圈，我又骑车往东单方向。到了东单，往南一看，在东单与崇文门之间有二百多名军人被市民阻挡去路，停在了马路中间，前后左右都围满了市民。
我走近一看，见到有两位三十八九岁的中校，正在让他们的部下不要急躁，原地待命。市民中有人出来与两位中校对话，告诉他们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因为人太多，我挤不到中校的旁边。在我旁边有一位中尉，我就跟他聊起来。
我告诉中尉：“学生和市民希望国家富强没有什么不对。现在的政府贪污腐败实在太过份。我拿出人民日报记者证，并向他说明我也当过兵，而且当过陆军和海军，干过两个军种。我说军人是保护民众的，民众的和平示威是符合宪法的，军人不应干涉民众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行示威。军队应成为国防军，是防备外来侵略者的，不是对付和平示威的民众的。”中尉见我说得诚恳，又见我是人民日报记者，而且当过兵，感到特别亲切。他告诉我：“我们接到命令，团长政委（两位中校）带了二个连就参加师里的编队往北京开来了。说是北京发生了武装暴动，要我们来参与平定暴动。可是到北京后又不让我们带枪，带枪时不让我们带子弹。我们搞不清楚究竟怎么一回事。”他说自己只是个副连长，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初中，但来到北京后发现市民并没有暴动，团长政委也弄得莫明其妙，又不敢向上面询问。我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团长、政委，叫他们千万记住，不可对学生和市民动武，如果上面下达命令，也要尽量不伤人。”中尉流着泪水对我说：“老吴（他见到记者证上我的名字），你放心，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军人，你不愿做的事，我们一样不愿做。”我见这些军人被围在马路中间不是个办法，就叫中尉去告诉他们的团长、政委与东单公园联系，看能不能到公园里去坐一会，喝点水，吃点干粮。因为中尉告诉我，早上三点钟起来，到现在还没吃过饭。
大概十点钟，我又转向天安门广场。刚到广场，就听见复兴门方向传来枪声。广场上群情激愤。有的高叫要武装自己，可怎么个武装法呢？顶多拣几块破砖头，弄两根棍棒，这种武装对付坦克、机枪、装甲车，真正叫做以卵击石了。还有的人说要学习甘地，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让他们杀吧！誓死如归，感人至深。
十一点半，有人从建国门方向过来，说那里有人被装甲车撞死了。我一听死了人，顿时毛骨悚然，急忙骑车向东奔去。
到了建国门大桥，挤进人丛中，只见一具矮小的尸体躺在桥上，脑袋开了花，血淋淋的一团是从脑袋裂开来的，还和脑袋连在一起。死者身材短小，在北京人中间是最矮的了。大概只有一百五十公分，年龄在四十岁上下。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被扎得七歪八扭地倒在他的旁边。这是他的坐骑，与他一起罹难。也许是个子太矮骑着二十八寸的大车，走避不及才不幸遇难。唉！谁知道呢？
从建国门大桥下来，我的心情格外沉重！这是个阴天，没有月亮，难道真的是古代章回小说中所说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吗？
我推着自行车，缓慢地向天安门广场走去。走到东单时，大约已经是凌晨一时半。我的腿在走路，我的手在推自行车，可我的脑子却似乎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我昏昏沉沉地走在长安街上，突然一声“干嘛去，想找死吗？”把我从昏沉中惊醒过来。我睁开半闭的双眼，见到二位三十多岁工人模样的男子伸手拦住我的去路。我的舌头敲击着发麻的牙齿：“到广场去看看学生们怎么样了。”“不行，你没听见枪声吗？”此时，我才恍然大悟，仿佛刚刚听到耳边、头顶呼呼飞过的流弹。怎么一路过来，竟没有听见“嗖嗖”的子弹划破夜空的声音呢？我在哪里呀！这两位工人见我傻里傻气的样子，“难怪你迷迷糊糊的，原来还戴个眼镜，是个知识分子嘛！死到临头，还在做什么梦？”我登时一激凌，严肃地说：“我要去广场，要去看看那里怎么样了。”“不行，我们不能看着你去送死！你看看……”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看去，长安街上，三轮车、手推车络绎不绝，上面堆满了三三两两血肉模糊的身体，地上一路是血。他们是中了子弹，被人送往医院抢救去了。协和医院就在车单往北的米市大街，离我家所在的遂安伯胡同很近。
他们不让我过去，我就跟他们在一起，拦住象我一样企图前往广场送死的人们。
到凌晨四点钟，我想起妻子和女儿，她们是不是也来到了街上？她们现在怎样了？想起建国门大桥上血肉模糊的矮小尸体，我就不寒而栗，赶紧辞别两位工人朋友，可惜连姓名都互相顾不上询问。
回到我们院子门口，见全院几十口子男女老少全都坐在院子门口，见我回来，关大嫂就说：“你还回来呀！”此时，才见到我妻子杨素梅抬起挂满泪珠的双眼瞪着我，“我们都以为你已不在人世了”。院子里的大人小孩围上来。
就这样，我们坐在院子里，听着噼噼啪啪的枪声，熬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漫长的黑夜！
八九年六·四期间担任总参谋长的迟浩田来美国访问，回答提问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我听后义愤填膺。迟浩田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因此感到羞愧！迟浩田是军人，我也曾当过兵，而且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为军人的荣誉被一扫而光感到悲哀！
我不能缄默！我要向全世界作证：迟浩田是骗子，是一个说谎者。
他自以为聪明，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即使真的象他所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那在广场旁边的东西南北死了成百上千的人，就是可以不被指责的吗？
有一个杀人劫财的强盗，把被害者全家诱骗到门外，一个一个地杀得倒在门口。然后，强盗就告诉自己：“我没有在他们家里杀死一个人。”没事！于是，平心静气地翻拣死者全家的值钱的东西，满载而归。
迟浩田的谎言与这个强盗使用的是同一个逻辑。何况在广场的东南角、观礼台东台的前面，我的同事、邻居亲眼见到被枪弹打死的人倒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这个位置，无论怎样狡辩，都不能不属于天安门广场的范围。
关于迟浩田撒谎后我在美国国会的证词，已经在各大媒体广泛报道，这里就不罗嗦了。
八年了！因为我在秦城单人牢房曾有一百多天每天只睡半个小时，脑细胞大量坏死，记忆库失去了许多细节！但那些刻骨铭心的场景，真正忘记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除非是我哪一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记忆才能随死神永远地消失在茫茫无际的宇宙之中。
六·四冤魂何日能安眠于地下？我为你们哭泣！我为你们流泪！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七日夜于纽约Elmhurst
原载《北京之春》1997年7月号
http://www.botanwang.com/node/43273
来源: 北京之春
作者: 吴学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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