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任协华 |
共产主义作为极权的一种外在形式，其理论依据是建立在将人当作一个无感情的动物看待，因此，在共产党的全能统治下，国家和人民变成“动物庄园”，这正是共产极权反人类反人权反文明的本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极权体系，正在极力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灌输和控制，这种反人类状态的政治属性，导致的恶即是所有极权形态下万恶之首恶，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杀人的刀，是对人权侵犯的所有动因和主源。天津大爆炸带来的不仅是极权之毒，同时也是普通民众经此巨大不幸，为争取自身公民权利，从一般维权抗争上升为民众主体觉醒，获取新的民主空间的重要事件。一个无中产的社会即是极权统治的写照，也是来自红色恐怖的必然反映。这一点，对比于西方自由世界，应该说，一定会成为在最终意义上，结束大陆专制独裁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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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殖民统治和意识形态
和一般专制有所不同的是，当下中共是以泛政治性的形态，来构成对民意意愿的敌视。这种敌视，首先是对人权观念进入到社会领域并体现为根本需求时，中共极权就要将此扼杀，这是因为，极权形态中包含的必然是内殖民政治的倾向，它是所有刚性维稳的依据。也即，极权不仅要奴役其民众，还要将政权范围内的一切做成坚固的牢笼。并且不但如此，还要以数不胜数的财力资源，进行扩张和渗透。这就是中共极权以红色恐怖作为其政治动力的源由，因此，不仅要判定上访违法（也就是违反极权法），还要定义非法上访（也就是定义人权非法），因为上访就是争人权的开始，同时还要抓律师，因为律师是司法正义及人权的辩护者，更要击毙底层民众、烧十字架，启动随意开枪模式，因为所有民众在中共看来都是罪犯，是罪犯就得镇压，就得禁止思想和信仰。而由此所构成的极权之链，就是为了维护极权作为特别阶层的利益需求，这种形态，在习近平身上体现的非常明确，并且是淋漓尽致。
所有的极权都是以指向内部殖民作为其实现统治的唯一手段，因此，它毫无例外地要对民众所享有的人权予以剥夺，这种政治属性的归纳首先构成的是对二十一世纪的背叛，并使历史缺乏向前推进的活力。尽管有人将极权定义为一种新的统治，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理解，因为极权作为社会政治的现实形象，丧失了人性的保障，也就是极权里既不包含人性作为常态的正常载体，又不适合人类进行衍生的地理及空间环境，从而必然导致其理论的破产和社会大动荡的来临。
共产主义作为极权的一种外在形式，其理论依据是建立在将人当作一个无感情的动物看待，因此，在共产党的全能统治下，国家和人民变成“动物庄园”，这正是共产极权反人类反人权反文明的本质。也即，极权首先是庸俗化的，但它要将庸俗化描绘成崇高的和伟大的。同时极权追求夸张和歇斯底里，这种夸张往往不是文学意义上的，而是现实社会边界所承担不起的。这种两极变态的理论造成的怪胎，正好可以通过中共在大陆数十年的疯狂统治来展现，他们一面肆意排斥、谢绝正常人类的情感形态和需求，但又在私下里极尽纵欲、乱伦之举，同时又口口声声人民至上，由此形成的强烈反差，其最后得到的一定是政治秩序的崩溃。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极权体系，区别于历史范畴下的极权形态，其主要表现为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灌输和控制，这种反人类状态的政治属性，导致的恶即是所有极权形态下万恶之首恶，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杀人的刀，是对人权侵犯的所有动因和主源。任何一种政治架构内只要推崇意识形态，就会导致屠杀和滥杀，激发社会动荡的层级。其二，习近平越来越流露出的不仅是共产专制代言人的气息，而是更为恶劣，他更愿意以一个当代红卫兵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视野和政治风景中，这种倒退的、对全大陆抱着狠毒敌意的统治，源自于原教旨共产主义的阴影和流毒。他要通过极权这个载体扮演一个红色魔鬼的角色，冒充大陆的救世主。在他的授意下，中共当局从十几岁的少年到八十几岁的老人，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随时随地抓人。这种行为背后，透露的是比红卫兵更为极端的统治视野。而在此之上，对一种冒似强大的阅兵的病态嗜好，又正好构成了当下大陆极权的三大标志，那就是意识形态的恶魔、红卫兵式的暴政和极端膨胀的红色野心。
当下大陆抗争的数据及层级
意识形态日益收紧的现实之下，必然激化着大陆民主的进程，习近平所开启的街头随意杀人模式，即是官民极端对立的写照。由此产生的状况，则又因为社会整体视野的离散，呈现出了不同的变化。有一种需要特别提出来加以提醒的是，在大陆的民主进程中要比过去更多地展现了一种民主旁观者的状况（可称之为民主休闲派），也就是之前被我们忽略的一种对民主进程产生消极作用的社会视角。民主旁观者并不是不希望步入民主体制，也并不是不要人权保障，而是由于对庞大极权感到恐惧之后，对民主产生歧义的表现。正如暴政产生抗争同时也会带来恐惧，恐惧并不一定会形成更为直接和明确的反抗，它也会带来对极权的依赖和更为紧密的依附。这种心理催生了民主旁观者的群体，他们对诸如“共产党当然不好，但是没有共产党是不行的”这套奇怪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更喜欢指责他人缺乏素质，或者认为“最好让西方殖民大陆”多少年，却恰恰忘记了，正是这种民主旁观所产生的恶果，使得大陆的民主进程时不时就会跌入到布满陷阱的阴影和变局中，成为党国暴政利用意识形态，持续对民众洗脑，进而加强统治的试验品。
分析“艾未未式”的近期言论，毫无疑问，更能明确民主旁观者的身份切入到整体社会格局中时的具体案例。但我们不是来讨论为什么艾未未会说出这样的话（很明显这有利于极权暴政），而是要来分析，是什么影响并改变了“艾未未们”对社会全局进行观察和衡量的角度，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艾未未式”的人物本来就是这样的，只不过之前没发觉，这不是一种完整的态度，是因为，我们几乎忽略了极权具有的巨大吸附力，就象一个日益扩大、高速运转的旋涡，极权在摧毁人权、民生的同时，它也需要吸附更多的资源，为的是提供使其能够继续运行的能量。因此，“艾未未式”的民主旁观者的转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忽视而带来的第二次幻觉。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5年7月，大陆区域内总计就发生了2117起维权抗争事件，平均每天68起之多（作为对比，经统计，2015年8月24日一天内，共计有122起维权抗争事件），其中有199起被大陆当局镇压，至少有1722人被抓捕。这份统计，很准确地回答了民主旁观者（包括素质论者或国民劣根性爱好者）们内心的疑问，也就是，大陆民众对于极权的反抗是明确的，他们对维护人权及自身应当享有的公民权利是坚定的，而大陆当局对维权民众的镇压是严厉的，手段是残酷的。但尽管如此，在这2117起大大小小的抗争中，仅有199起是被镇压的，则又说明了民众在反抗斗争中的具体表现是有效的，胜负比例超过10比1，也就是每11起，就有近10起事件胜利或持平，1起被镇压，而在2117起抗争中，极权当局抓捕了1722人数，也就是平均每起事件都要进行抓捕，且抓捕人数超过当月抗争事件的半数，则说明了习近平“依法治国”的本质，是既要延续极端的对内镇压手段，同时又比之前更为暴力，达到了超级暴政的顶峰。换句话说，在中共正式推出国家安全法之前，他们在实际上就已经开始进行对民众残酷镇压的暴行了，而这种暴行，即是红色恐怖。
由此，经由“民主旁观”所带来的一个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危险在于，当大多数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有意或故意忽视了来自社会底层民众对极权进行反抗的事实之后，一个本来已显现为直线的社会状况却不得不成为了隐性的和难以评判的，并由此陷入到极为窘迫的困境中，被不断误导，引发歧义和困惑。比如“艾未未式”的言论，一定会让西方世界对大陆中共极权的真实和实际情形产生错觉，并难以在维护人权这一范畴内予以正确对待。与此同时，对大陆民众而言，就又要面临另一重危机，那就是，他们的抗争不仅被忽视了，同时也被曲解了，继而被打上了问号，所有的行动、力量在瞬间被消解，争取人权的进程势必被抹杀，获得民主自由的可能性不是提高了，而是大大降低了。
破解红色恐怖的文化符号
大陆极权以红色恐怖作为其文化灌输的重要手段，就必然要通过对其控制的信息予以改造，以求得统治的稳固性。而这种反人类的文化又必然是以变态的方式加以实现，因此，极权下的文化注重的不是人性本身，而是反人性和反人道的，《嫁给大山的女人》即是中共极权用以摧毁常态人性的一种暴政文化符号，通过对被伤害者的拔高，以反向路径来排除普世价值中的人道立场，鼓励服从和盲目牺牲，刻意回避社会底层平民的悲惨困境，弱化极权下社会极端不公平的矛盾，掩盖民不聊生的现实境遇。而《开罗宣言》更是以极度荒诞的黑色幽默，突现了中共肆意篡改世界历史基本事实的无耻嘴脸。凡此种种，无不是在红色恐怖的暴政之下，反映着极权文化特有的反人性符号。
经由红色恐怖作为渲染，暴政之下所开启的暴力维稳模式，即是习近平一手打造的意识形态高压政策，同时也是其进行内部殖民的统治手段。这对于如何推动民主进程，造成的巨大障碍在于，民主力量及建设性的方向受到了抑制和重创，并且已经形成了偏离，尤其是对于大多数盲目且思维狭隘的民主旁观者而言，必定会陷入到诸如“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壁垒之中，无法自拔，难以唤醒，进而又无力揭开意识形态之迷，沉浸在日复一日的期盼明君，幻想自上而下的大变革中，着迷于阴谋论，窃喜于宫廷权斗，却忘记了大陆整体状况中社会民众的大体量抗争，所带来的具有强烈变革色彩的空间，也就是，以追求自由、公平、正义为目标的民主空间。这种状况，决非由书面上的启蒙话语带动，而是由真实地正面面对极权的殖民抢劫所形成。这种觉醒，是社会运动进入到人权层面的决定性力量，更是用于反抗并且制服极权暴力和军队武装镇压的抗衡手段。
天津大爆炸之后，呈现出的正是在极权高压下大陆社会阶层两极分化的状况，一方面，权贵与权力集团组成了抢劫式的利益统治体系，在另一方面，则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家破人亡的无产者群体，并且数量庞大，其悲惨境遇令人难以想象。由大爆炸所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这种疑问，即是社会平民被党国权贵压制人权后所产生的深刻觉醒，也是一切反民主的统治社会面临崩溃的开始。因此，天津大爆炸带来的不仅是极权之毒，同时也是普通民众经此巨大不幸，为争取自身公民权利，从一般维权斗争上升为民众主体觉醒，获取新的民主空间的重要事件。一个无中产的社会即是极权统治的写照，也是来自红色恐怖的必然反映。这一点，对比于西方自由世界，应该说，一定会成为在最终意义上，结束大陆专制独裁的起点。
同样，在习近平试图用阅兵来强化其统治地位的背后，却十分明确地反映了党国一体的极权暴政实质，用武装力量的表演秀抗拒民众意识的觉醒，抗衡来自自由世界的谴责，既是可笑的，也必然是徒劳的，这是因为要想通过反政治化的躯壳，削弱民众社会的觉醒，但又不愿在政治和实际政策上予以自圆其说，其最后的结果就必然是意识形态的破产和文化符号的溃烂。这就是共产主义论调和社会主义套路的双重失败。而依附其上的共产极权体系，也同样不可能再次通过政治逻辑形成表面上的合法性，因此，习近平式的阅兵，其实质不过是想重温帝王梦，好借此恐吓民众的抗争。尤其是在反腐败和依法治国的骗术随着大抓律师宣告破产后，这种疲惫不堪、神经过敏的阅兵秀，所起的唯一作用，无非是为极权的崩溃再增加一道工序而已。
重建海外民运的视角
通过民主抗争所抵达的道路，既是争取人权的必要途径，亦同时符合现代文明版图上个体及公民价值的本源。而如何理解并阐释公民及公民社会，丝毫不会影响到两者所包含的正当和正义的属性，也即人权至上的自由社会才是民主得以确立的主要核心。并且，要确认的是，这种价值不是通过历史来得以完成，而是朝向未来的和明天的，其中也相应地包含及融合了对等的抗争策略。因此，也就必然区别于改良渐进的话语圈套，追求基本人权以实现民主阵营对于极权体制的宏观斗争，不能仅仅依靠幻想，而是要以当下大陆实际情形为准，脱离这种视野，则会丧失对民主趋势的把握，从而屈服于强权，丧失信心和勇气。
同样，较之于以往，以海外民主阵营作为主要援助力量的民主同盟，就要担负起为大陆实现民主提供理论及资源动力的责任，要尽可能地摆脱长期身处西方自由世界，产生的对大陆民众抗争判断不清而造成的无力感，以期求得在社会领域内首先获得平等对话的契机。换句话说，如果每个华人离开大陆进入海外，却时不时要反过来痛斥一下所谓的国民劣根性或丑陋的中国人，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在无意识中帮助了中共极权进行对内殖民和实施红色恐怖。因此，转换视角，以感同身受的情怀来面对大陆作为沦陷区的事实，才能有帮助于通过民众不间断的自发抗争，来拯救这片已经被共产流毒所摧毁的大地。
经由特权和垄断形成的中共权贵集团，用一种貌似合理的政治伦理代替了必需要通过民主选择才能获得的执政权力。这种凭空置换所产生的权力必然会对民众进行没有底线的掠夺。认清这个事实，才会认清人权才是实现民主也是保障民主不被侵入的唯一要义。而用一种错误的视野来分析中共所谓的内部斗争，则必然会将大陆进程中整体社会反抗运动的力量拖垮，因此，不能从一个狭隘的角度来自我设置进行反极权暴政的标准动作，并以此作为随时随地离开民主并反戈一击的理由。因为，无论从那一个层面来说，自由对每一个人都具有不可剥夺的重要价值，这就像民主将会庇护每一个人一样，只要有一个人得不到人权的保障，那么他所自以为享有的自由就是虚假的，同时，也是不正当的，而这就是我们在面对红色恐怖的袭击时，之所以要站起来反抗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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